我出生前的几个小时父亲被害了





  郁美兰
  父亲对我来说就像是天上的星星,在我心中永远闪闪发光,但却又是那么遥远而不可及,因为我也像你们中的许多人一样,从未与父亲见过面。
  我是在父亲“失踪”(被日本法西斯从家里骗出去暗杀)那晚的翌日凌晨呱呱落地的,只差几小时没能与父亲见面。因此,最早就是从母亲那里听说父亲的一些情况。这里有必要对我母亲介绍一下,因为迄今为止,连对父亲最后那一段历史最有权威的胡愈之伯伯(我的先生即是胡愈之的侄儿),都把我母亲说成是在印尼土生土长的华人,这是不对的。其实,我母亲是一个有着坎坷命运,极为普通的千千万万中国妇女中的一员,平凡得就像中华大地上的一颗小草。
  母亲于一九二一年出生在广东台山县江联区东碧村的一个贫苦农民家里,排行老三,上有哥哥、姐姐(现在老家),下有两个弟弟(一个在老家,一个在广州)和两个妹妹(一个在香港、一个在美国),外祖父名叫何子原,外祖母叫欧琼叶(均已过世)。母亲原名叫何如转,一九三一年在她十岁那年,因为家中贫困潦倒,外祖父不得不忍痛把我母亲送给一位陈姓人家,从而改名陈莲有,随后被陈家带到印尼去。成年后在一个制作饼干的工厂工作,一九四三年经别人介绍与父亲结婚,时年二十二岁,比父亲小二十五岁。由于母亲从小家境贫寒,从没机会上学,只会讲广东台山方言和印尼语(过去所有文章都错称母亲只会讲印尼语),所以也不可能对父亲有很深入的了解,这也就是在那种特定历史背景下,父亲最后时期的苦心所在吧。
  母亲在晚年时,曾深情地对我说:我与你父亲生活的那几年虽短,但却是我一生中最幸福的时期。母亲的经历使她从小养成勤俭节约的习惯,每当父亲看到母亲舍不得花钱时,就多次动员母亲说:“钱你就随意花吧,想买什么就买什么,想吃什么就吃什么。”也许还因为父亲长母亲二十五岁之故,父亲对母亲格外关心、体贴,尤其是当母亲身怀有孕,出门行走不便时,总要悉心搀扶着母亲,这对从小受苦而又缺乏家庭温暖的母亲来讲,印象真可谓刻骨铭心。她回报给父亲的,当然也是无限的柔情和深深的谅解。母亲曾问及父亲过去是干什么的?父亲回答说“读书匠”,因此每当看到父亲在看书、沉思或写字时,母亲从不去打扰他,甚至连走路都要蹑手蹑脚,让父亲能在一个安静的环境里做他自己喜欢做的事。当有客人来找父亲时,母亲在礼貌地送上茶水表示欢迎后,就主动回避,有时还起“放哨”的作用。这种默契与和谐,也正是身陷日本法西斯严密监视之下的父亲所希冀的最好结局。由此也就不难理解,当时誉满海内外的文学家、诗人郁达夫,在他一生中最艰难、最危险,也是他最成熟的日子里,会与一个不识字的华侨女子结婚了,这就是郁达夫的性格。这一点,从父亲当时所写的诗句中即可明显看出:
  洞房红烛礼张仙,碧玉风情胜小怜。
  玉镜台边笑老奴,何年归去长西湖。
  赘秦原不为身谋,揽辔犹思定十洲。
  父亲是以化名赵廉、一个酿酒厂老板的身份与母亲结婚的,平时家中自然备有各种各样的藏酒。父亲非常善于广交朋友,他的朋友中,除了当地的华侨、华人和印尼人外,甚至还有日本人。但是,每当有日本宪兵到家里来作客并要酒喝时,父亲总是叫母亲拿出专门为日本人准备的酒,并一再对他们劝酒,直到他们喝到九分醉意才罢休,而父亲本人却不怎么喝,等到日本宪兵一离去,父亲常常会情不自禁愤恨地说:“让这种高酒精度酒慢慢毒死这些坏东西!”母亲回忆说,当时她只感到无比感动和自豪,觉得父亲这个文弱“读书匠”还是个有血气的人,非常了不起呢!父亲在那种条件下,是用他自己的独特方式来反抗日本法西斯。
  母亲还经常对我们讲:你父亲可是一个乐善好施的大好人啊,他常常是出门时身上装着钱,回家时却身无分文了。每当遇到朋友有困难或需要用钱时,他总会毫不犹豫地慷慨解囊,而且从不放在心上,更不指望能得到任何回报。然而,当父亲“失踪”后,竟有许许多多母亲认识或不认识的朋友来看望,并给母亲送钱、送东西等等,这些小事对刚刚经历了分娩和失去丈夫痛苦的母亲来说,是一种多么巨大的安慰啊!父亲的为人处世,还让母亲、哥哥(长我一岁)和我这孤儿寡母的生活,在父亲“失踪”后的许多年月里,都能不断得到当地华侨华人,甚至印尼当地朋友的关心和资助。若父亲在天有灵的话,也该感到欣慰了。
  注:作者郁美兰系郁达夫和第三个妻子陈莲有(何丽有)的女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