盖棺论定的晚期





  ——《郁达夫海外文集》编后随笔
  郁 风
  郁达夫的一生再复杂,也淹没不了那条始终一贯的鲜明的主线,直到最后他给“文人”下的定义是:“能说‘失节事大,饿死事小’这话而实际做到的人,才是真正的文人”,他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到了。还有比这更严肃的人生态度吗?
  “我不是一个战士,只是一个作家”,这句他的名言,不但在三十年代初的上海曾引起风波,以至于被“左联”开除 ,直到一九三九年在新加坡又被一场风波引为话题,实际上联系到他给“文人”下的定义,这句话只能说明他对“战士”一词的更严格要求。
  一到新加坡,他给自己规定的任务就是要为抗战在海外建立起一座文化中继站来。他前后一共负责主编过十一种报纸副刊和杂志,从一九三八年十二月到一九四一年底,最多同时编八种,最少时也有三种。所有这些都并非挂名,而是要自己动手,再加上和国内文艺界通信约稿,甚至没有助理编辑。一位在《星洲日报》当过校对的何克铿先生曾著文回忆,他看到几乎每篇原稿上都有郁达夫用红笔删改过的字句。从一九四○年八月三日到十月廿五日兼任《星洲日报》代主笔期间,已发现的不署名社论(均收入《郁达夫海外文集》)就有三十篇,平均约隔日一篇,有时还同一天在自编的副刊上另写一篇。另一段时间是从一九四一年八月六日到九月廿五日,已发现社论十四篇。当时欧战紧张,太平洋风云险恶,敌我战局政治经济因素复杂,英美苏关系变化微妙。在写社论时,上夜班后在报馆看最后的新闻电稿,然后下笔到完成发稿,再看大样,总是清晨了,而白天还要编副刊和参加社会活动。有人回忆他当时精力过人,而且读书看资料过目不忘。每天光是伏案工作就要十小时以上,写稿、看稿、改稿、写信、写启事按语等等,每天笔耕总要在四、五千字。除本身写作和编务还有对青年作者的培育,经他从来稿中发现的就有不少是在他帮助下成为著名作家的,如早逝的诗人冯蕉衣和如今尚在新加坡、五十年代曾编过《郁达夫南游记》的温梓川。据郁飞回忆甚至他念初中一班上的作文比赛,老师请他爸爸评阅,他也看了几十份卷子评出第一名。单从以上这些劳动量来说,在不“颓废”的作家中,能和他相比的也不多吧?自然,他还照样不能没有比别人更多的宴饮游乐。
  据《郁达夫研究资料》所附简谱及姚梦桐的《补正》,郁达夫在新加坡三年所参加的社会活动——侨领侨胞集会、文艺新闻界集会、政治宗教宴会、教育及学术演讲、画展和演出开幕……等等有据可查的极不完全统计就有一百余项。再从本书目录来看内容所涉及的方面:国际国内时局、军事政治经济、侨务外交、文化教育、工人学生作家生活、历史掌故、国际国内文艺动态、抗战与文学……等等,几乎与世界社会一切都相关。但有一本《郁达夫传》却说他是“与世疏离”的天才。类似对郁达夫的这种看法并非个别的,当然更多的评论是离不开颓废、消沉、感伤、耽于醇酒妇人等等,多数人不了解他后期在海外的作为。郁达夫就是这样直到死后数十年长期被误解的一个作家。
  击中要害的政论
  纵观郁达夫晚期的思想境界,简单说一切只是为了抗日,没有比战胜日本侵略者更重要的了。在出发海外的太平洋途中写下的《必胜的信念》一文中说:“我只觉得是在作一对犯罪者予以正当惩处时的助手。这犯奸犯杀的大罪人,这搅乱世界和平的大罪人,不予以正当的惩处之前,我总觉得不能平心静气地在一处安住下来的”。对于自己作为一个已具盛名的作家,如何继续发展自己的文学成就,以及什么地位影响等等已完全不在话下了。甚至三年多写了这么多各类文字竟没想到出版一本集子。
  从本书的“政论”部分可以看出他这个“惩处罪犯的助手”所宣传的贯彻始终的政治主张和中心思想,那就是:1、抗战到底直到全面胜利,反对妥协投降;2、对内团结民主,反对分裂搞摩擦,反对贪官污吏;3、既要争取英美苏国际援助,又要立足于自力更生。这和当时国内革命的进步的政治言论是完全一致的。
  同时,他也犯了一个贯穿始终的错误,那就是“速胜论”。不止一次地提到最多不出一年我们很快就要胜利,甚至于预言“日本的总崩溃,将在一九三九年的七月”,如今看来自不免好笑。然而如果是过来人,我们便不会忘记,当时面对来势汹涌的敌人,失败主义论调随处可闻;前方后方又有多少令人沮丧灰心的事,特别是在海外久处殖民地环境的侨胞中,更是缺乏战胜的信心。郁达夫正是针对这种情况,声嘶力竭地企图扭转,以致不惜矫枉过正。他也并非空说豪言壮语,而是确能看出敌人的外强中干和中华民族的潜力雄厚,重分析,讲道理,举事实。他分析了从“九一八”以来八年中的变化后论断:中国完成了一个如何惊天动地的大飞跃,是摩西以后的一种奇迹。他凭借革命的乐观主义的才情,青年留日时代政治经济学的知识,和对敌我战场、国际情况的丰富资料,写出那么些鼓舞人心和具有说服力的政论。正如刘尊棋同志在序文的最后所说:他能独具慧眼地揭露日本在每一个转折中的弱点,击中敌人要害!
  他不但注视国内战场的每一变化,而且熟知欧洲军事地理和政治历史,凭他所掌握的资料和正义的洞察力,抓住每一对我有利因素,如滇缅路的重开、美日商约的废止、美苏的接近,对复杂的国际局势常能作出正确的判断。如当时不少舆论抨击苏联是独裁的赤色帝国主义,对苏与德国订立互不侵犯的条约,颇多责难。郁达夫在政论中却为苏辩解,说苏联并非侵略国家,它幅员大,经济落后,对于四邻无日不在危惧中。它的外交政策始终一贯中立,而这中立的核心在于社会主义本身的安全。对英美帝国主义虽指出他们各怀鬼胎,对受法西斯侵略的国家从来不肯拔刀相助;同时常常从他们本身利益去分析宣传联合参战对付德日轴心国的必要性,这是完全正确的;但因此也常常夸大估计他们的实力,以致于在珍珠港事变和日寇发动太平洋战争前夕还料定敌人暂时不敢动手。
  他的政论不像一般的政论,总要貌似客观,行文但求严谨,论说惟恐越轨,而他是带着感情色彩,爱憎分明,斩钉截铁,惟恐不尖不透。如他对日本侵略军,惯称“倭寇、倭种、倭人”,对国民党的贪官污吏说:“其肉不足食,其罪比汉奸更加一等”,说美国决心“到了沸点,转移到实际参战,只有一发可容”,如向新加坡当局为华侨请命,说如果对侨汇再加限制,则“必将计数而怠工,相率回国,何必抛妻别子羁旅他乡”,简直接近“威胁”了。这些都显露出作者的性格。
  在新加坡的佚文中除不署名的社论外,也有当时见报的演讲词,还有些没有见报的,就连新加坡学者也无从辑录了。如一九四○年冬吴铁城奉蒋介石之命赴新加坡拉拢《星洲日报》的万金油老板胡文虎以对抗陈嘉庚(陈作为南侨筹赈会主席,当年曾亲率慰劳团到国内西南、西北各地访问视察,并不顾阻挠访问了延安),胡文虎在他的俗不可耐的虎豹别墅举行了数百人的欢迎会,由他的儿子,《星洲日报》经理胡蛟致欢迎词,他拿出讲稿照本宣读,大意说:祖国半壁河山沦于敌手,最高当局还在独断独行,排斥异己,前方浴血,后方贪污,我们华侨以血汗所得捐献祖国,而孔二小姐之流却以军用飞机载运奢侈品,政府官员采购军火私吞外汇……希望国民党整肃党纪军纪,严惩贪官污吏,开放民主,团结各党派全力对敌,等等,使主人莫名其妙,贵宾愕然,又不便阻止,而全场华侨人心大快,热烈鼓掌。原来,这份讲稿是郁达夫起草的。当晚吴铁城派人到报社提出严厉要求,次日新闻中只好把欢迎词内容删掉,未能见报。(见《回忆郁达夫》所辑当年在星洲日报担任记者的徐君濂和石蕴真两文。)
  干预生活的杂文
  以小说和散文著称的郁达夫,在海外的晚期不但不再写小说,连散文和游记也很少。只有刚到新加坡不久时的两篇《槟城三宿记》和《马六甲游记》,虽仍有他的清隽平实的特色,但其中也夹杂不少勉强应酬的虚文,远不如《屐痕处处》中所收的散文之潇洒和情真意切。而在他编余随手所写的不少短短的杂文中,却不乏精彩之作,且贯穿着与政论同样的一切为了抗战的中心思想。如《空袭闲谈》、《谈轰炸》,从他亲身实感的经验来谈,消除空袭和战争恐怖,读来亲切可信。如《战时的忧郁症》,千方百计要把一切坏事变成好事来服务抗战。许多题目如《教师待遭改善问题》、《文人的团结》,都说明了他干预生活的热情。如对重庆文化人生活之苦境,不但以物质实力支援,在他编的副刊上写启事并代收稿费捐款,增加许多事务工作,还为此写了一篇《文人的待遇》,从更高的立足点摆脱知识分子的优越感,论述文人收入稿费还不及工人、车夫的处境虽值得同情,但另方面从我国历来“万般皆下品”的那种态度来说,则这一对战时文人的打击也未始不是很好的教训。他说“文人的可贵,是贵在他坚实的节操和卓越的见识。对于物质享受,他决不能因自己是文人之故,而非要和一般民众或工友不同,非超越他们之上不可的……”还有那篇接到郭沫若、王昆仑、老舍、孙师宜等在重庆联句向他慰问的信后所写的《文人》,不啻是为自己所总结和宣告的誓言。至于那篇《敌我之间》,是日本的《读卖新闻》发表新居格致郁达夫信,再由新加坡《星洲日报》发表郁达夫的这封回信,在海外曾一再转载传诵一时,更是表现了不卑不亢,正气凛然的中国文人的风度,而且以国际主义的远见,预期中日作家还有握手的一天。
  一脉相承的文艺论
  在“文艺杂论”部分中,从《抗战以来中国文艺的动态》《战时文艺作品的题材与形式等》、《报告文学》、《事物写实与人物性格》、《大众的注意在活的社会现实》、《关于抗战八股的问题》……等等,都可以看出他的文艺思想的鲜明论点。如从抗战初期他就看到报告文学的兴起和对抗战甚至胜利以后社会发展的特殊功用而给以很高的评价。一九三九年初他指出:文艺通俗化、民族化、革命化在过去只是空喊的口号,到了抗战中才实现,并举老舍以台儿庄胜利编写的说唱大鼓书为例。他认为文艺的内容是在于充实的生活和泼刺的生命,并主张写实之外,还要有些想象;主张扩大题材和调动一切形式手段为抗战服务。在《艺术上的宽容》一文中,更以博大的胸怀,痛斥危害团结的宗派观念、固执愚昧,认为是最残酷的中世纪宗教统治遗风。“人家或者要说,这是没有主义主张的态度;但我则以为要想创造文化,造福人类,却非先将这偏私狭小的气量扩大起来不可。”
  如他所预期,不但在编辑工作中占领多处阵地建立“文化中继站”来,他自己的写作和行动也充分体现了“文化中继站”主持人的作用,这一部分所收他与国内作家的通信和对国内派出戏剧电影画展的评价可以说明。这个“文化中继站”不但与国内交流,而且担负着国际文化交流的任务,这倒是当时国内所缺少的。由于他的特殊习惯或癖好,从青年时代一直不间断的购买和阅读多种外国文字的文艺书籍。大约只有在武汉到前线劳军等一个阶段实在无法买外文书了,而自己多年来拥有的中外大量书籍都抛失在杭州风雨茅庐,一到新加坡这无税的自由港,第二天就抱了大包外文书回到暂住的旅馆,为价廉物美而喜笑颜开(据郁飞回忆)。以后更是订阅多种日本和欧美杂志,如从亚细亚杂志译出斯诺从中国解放区发出的报告多篇并加按语,以及美国记者到滇缅路采访的报道特写等。对于世界文坛的信息也颇多评介,如《英法文坛近事》、《奢斯笃夫的去世》、《纪念柴霍夫》等。对已出版二十年的伦敦著名纯文艺权威杂志《默叩利》的停刊和与《现代人生与文艺》的合并,前后写了三篇文章,说明文艺在战争和政治动荡时期要保持超然态度是不可能了,文艺必然与政治有联系。
  对日本的文坛状况,过去和现在,更是了如指掌,如《日本的侵略与作家》痛斥那些为虎作伥者以及原来左翼进步作家中如佐藤春夫、菊池宽、林房雄之流作了军部吹鼓手的蜕变者。他回顾了大正昭和易代之际,日本文坛正当自然主义没落,在苦闷虚无状态之中,率先竖起左翼文艺的旗帜,成功的作家如小林多喜二等,到了昭和以后反动势力加紧,许多作家被杀的被杀,被囚的被囚,左翼作家中意志坚强者大抵现在还在牢里;另一部分就缄守沉默入乡卖菜去了。再有任何时候都不愿混入潮流的所谓高蹈派,也严守沉默不失故度,如志贺直哉、谷崎润一郎等。在《战后敌我的文艺比较》和《抗战两周年敌我的文艺演变》中说:日本所谓“铳后文学”倒退了百余年,当局对文艺的管制日趋反动,一般作家不得已只好回复到“咬死骨、搅尸灰,只在《源氏物语》、《西鹤世物语》上面打滚”。而我们呢?“戏剧运动在抗战中成长了;艺术家到群众中间去的运动,在抗战中实现了;笔杆枪杆和工人的机械,农人的斧锄,在抗战中结合起来了”。“虽则伟大的文学还没有产生,但产生伟大文学的始基,已经奠下了”。这时是在一九四二年之前的一九三九年。
  如果说创造社和郁达夫的早期小说在五四运动之后,代表着黎明前的浪漫主义,这时,不论是作品和观点都有了很大的变化。然而这种变化也并非突然开始的,它和他最早提出《文学上的阶级斗争》以及《文学概论》的思想是一脉相承的。
  半个多世纪以来,不论在中国大陆或海外,对于郁达夫这位比较复杂、集中这一时代多种矛盾的作家,既然褒贬不一,对他的评论自然也是较多的;但多数都偏重他的反映多种矛盾思想的小说和散文作品以及他的生平,对于他的文学理论这方面的研究和专门的评论很少。文革后的八十年代国内新出版的评论和传记中只有一本《席卷在最后的黑暗中——郁达夫传》(王观泉著。一九八六年天津人民出版社)把他的“贡献理论”列为一章,这是有独到见地的。但他是作为传记的一章,所根据的理论文章也只是从一九二三年到一九三一年间所写的《文学上的阶级斗争》、《艺术与国家》、《无产阶级专政和无产阶级文学》、《农民文艺的实质》、《谁是我们的同伴》、《小说论》、《戏剧论》、《文学概论》以及《关于小说的话》等等。作者说郁达夫总是以最快的信息传布国外最新的理论,自己保持最新的认识。如在我国电影尚未得到发展的一九三一年,郁达夫从国外信息就发现并认定电影这种声光化电的综合艺术对小说产生了影响,如新感觉派、心理分析派的技巧等等。
  晚期这些文艺理论不但在思想观点是可以看出与二十年代的论作一脉相承,而且始终保持着与“从理论到理论”的专家不同的特色,因为在郁达夫,他对文艺的论述主要是从创作的亲身体会和大量阅读中外古今作品所总结出来的。
  如果本书能引起对郁达夫的文学理论的系统研究的兴趣,又能提供集中阅读晚期资料的方便,那就使编者感到欣幸了。
  插曲——一场笔战
  郁达夫刚到星洲正赶上新年放假,就应邀去了槟城,自然遇到新闻文艺界人士热情地向他提问,回到星洲立即接编三种副刊,就写了《几个问题》在《晨星》发表,不料因此引起了一场颇为激烈的笔战。主要对手是《南洋商报》的《狮声》副刊,在《几个问题》发表后三天刊出一篇挑战文章,两个回合以后郁达夫写了《我对你们还是不失望》,已是勉强招架准备撤退的态度,但也露出被曲解窝囊之余的不屑和讽刺意味。《狮声》主编张楚琨也发现流入无原则的义气之争是没意思了,又写了简短答复《采取冷静的沉默》准备打住;但这时战线已经扩大,波及到《南洋商报》所属的《南洋周刊》、《新国民报》、《新国民文学副刊》等一致支持《狮声》,便一时形成围攻局面。如有一篇署名高扬的长文《我们对你仍觉失望》,说郁达夫就是教青年闭门读书,“向天花板学习”,并针对郁达夫的那句“名言”说:“我们现在要求的不但是一个Writer,而且还要是一个Fighter!”在被围攻的局面下,郁达夫又按捺不住了,于二月七日的《晨星》上发表了六篇为他辩护并反攻的读者来稿,《狮声》当然又作回击。最后是《晨星》发表了楼适夷的《遥寄星洲》替达夫解围,说他与鲁迅茅盾是不同的类型,然而他的纯真的性格,他的强烈的正义感,他的为大众喉舌,依然要给他一个很高的评价,南洋的进步青年应该吸取他的优点,庆幸他和自己在一起。针对一位新来者立刻提出苛刻要求或有意攻击责难是不应该的。……这封信确实起了作用,之后再也没有人发难了。
  本书“文艺杂论”部分收了《几个问题》和其他两篇答辩文章,还附录了《狮声》两篇文章和附言、答书。这附录是十二卷《郁达夫文集》所未收录的。据此读者可以很清楚地看出这场笔战的来龙去脉和是是非非。自然,达夫对南洋文艺的见解本意并不坏,但他下车伊始便哇啦哇啦,并且毫不考虑那种感情用事带讽刺意味的行文;“假如参加讨论的几十位先生,个个都是鲁迅,那试问这问题会不会发生?”容易引起误解。《几个问题》通篇的本意不过是想说:南洋应产生南洋自己的大作家,鲁迅的文体和风格只能是鲁迅的。这本不错,但他丝毫不了解当时当地对待鲁迅的态度很可能成为左右思想分歧的标志,他的刺耳的话对于当时革命热情高涨的“左”得可爱的青年,不啻是浇一盆冷水,便引起激怒,认为他是“反对青年学习鲁迅”,甚至是反对鲁迅,于是郁达夫被曲解之后也慌了,急于天真地辩解,说自己如何和鲁迅有交情,这更引起对方的反感,益发不可收拾。
  将近五十年后的今天再看这一小小事件,还不能不联系到它的历史背景:(一)《星洲日报》与《南洋商报》是分属侨领胡文虎和陈嘉庚的两个集团的报纸,历来有所对立。在政治上和社会舆论中前者偏右,后者偏左,各自拥有自己的读者和作者群。抗战之后,胡愈之到《南洋商报》主持编务,郁达夫也到了《星洲日报》主编副刊,在团结抗日的言论上两报趋于一致。但左派的青年群众,多数还是团结在《南洋商报》的周围。(二)从三十年代初,郁达夫曾被“左联”开除,并被目为“颓废派”,这在笔战开始就一再提到,先给他戴上这顶帽子,甚至说他是为逃难而南来。左派对他原有的看法和成见有其根源。(三)除了抗日言论一致之外,郁达夫对人对事的某些做法和生活作风,与当时的左派还是有相当距离的。譬如对他后来兼任英政府情报部(Ministry of Information的实际工作是公共联络宣传,译为情报部就有特务间谍之嫌)出版的《华侨周报》主编,许多左派人士有不同看法的:为什么要给英帝当雇员?而郁达夫应允担任固然是由于一位女友李小瑛的介绍,但更主要的是他认为能占领一个官方地盘对宣传有好处,这也和他在政论中争取英国援我抗日是一致的。后来证明他对英当局的态度还是有一定立场的。刘尊棋先生在《郁达夫应称为颓废派吗?》一文中提到一件事,就是他本人和郁达夫在新加坡沦陷之前曾奉“抗敌动员总会”的委派,到英总督府会见政治部主任莫理斯,提出释放政治犯要求,当场得到胜利,与那位马共领导人见了面。达夫支持了那位领导人提出的进一步要求,他的义正词严、爱赠分明的谈吐给作者以深刻印象。
  正是到了临近战火的时候,郁达夫和左派人士才真正彻底地并肩作战。那时成立了许多抗敌组织,其中以胡愈之、王纪元、张楚琨等为核心的有新闻界教育界文化界艺术界参加的“华侨文化界抗敌工作团”,就是推选了郁达夫任团长、胡愈之任副团长的。张楚琨于一九八二年十一月所写《忆流亡中的郁达夫》(载一九八三年第六辑《文化史料》)中回忆这场笔战过去之后,思想上仍与郁达夫有许多隔阂,虽同在一条街上工作,却很少过从,但是到了这时却不同了,他说:
  “在战火纷飞的日子里,我和郁达夫天天见面。一起开会,一起对群众演讲,一起慰问星华抗日义勇军。这位发表《毁家诗纪》的诗人团长,不是挂名,而是实干,热情洋溢地负起这个责任来。
  “当时战时工作团搞得热火朝天,主要是搞两项工作:一项是成立青年战士干部训练班,在炮火中训练青年干部,准备担任民众武装的政训工作;另一项是组织口头宣传队、流动戏剧队、歌咏队……
  “我记得,晚上熬夜编三个副刊的郁达夫,白天眼里挂着红丝,用沙哑的声音,对青训班作朝会讲话(他兼青训班大队长)。敌人轰炸加剧了,第二期青训班一百多人不得不分为四个中队,散布在金炎律南侨师范学校、后港、梧槽大伯公和爱同学校四个地方;他在轰炸中从一个地方到另一个地方,从不畏缩。他那瘦弱的躯体爆发着火一般的生命力,我仿佛看到一个在为希腊自由而战的拜伦。”
  “在所谓‘新加坡防役战’的前夕,一次,我和郁达夫一起进防空壕,他近乎自言自语地说:‘战争把我们团结在一起了’。然后问我:‘我仅仅是一个作家吗?’
  “我兴奋地回答:
  “‘您还是一个战士,达夫先生’。
  “关于这句话的插曲发生在三年前。”
  张楚琨先生的回忆就是写到这里引出三年前那场笔战作为插曲的。
  失去了战斗武器以后
  郁达夫文学生命的三分之一的晚期,已不止是一个作家,而且成为不折不扣的以笔、以行为、以生命作投枪的战士了。如不看他的晚期文章和流亡后的事迹,则对于这种变化不可能了解。他的政治见解、文艺思想与情感虚弱的矛盾,后期确实起了变化:紧张的工作,没有了颓废感伤情致的余裕,作家与战士在紧张的实践中统一起来了。然而感情上的矛盾痛苦并非不存在,对祖国故乡的思恋,工作上的不顺利与被误解攻击,孤军奋战的寂寞感,家庭妻离子散的哀伤……
  特别是流亡后,不再工作和写作,失去了战斗的武器,处于日寇统治下的侨区,只能赤手空拳与全副武装的敌人面对面周旋。以他那样一个早已成型的惯于赤裸裸地自白的人,却必须伪装假做商人;面对着多年来痛恨地咬牙切齿、声嘶力竭地口诛笔伐的日本侵略军敌人,却要强颜欢笑;已经身为酒厂老板(赵廉),又是长期嗜酒如命不能一日无酒的郁达夫,为了随时保持清醒的头脑,竟断然戒绝饮酒;为了保护革命战友和爱国侨胞,硬是克制了豪放任性的名士作风,忍受着屈辱,甚至豁出生命,用机智和决断度过一次次难关。在这国破家亡的最后时刻,独身生活在遍布陷阱的异域,能够倾吐心声,相濡以沫的就惟有那么几位他费尽心机为之保护安全、接济生活的战友,每遇紧急情况,坐上火车就跑到胡愈之住的椰庐去报信。他明知他们有个传递消息、研究情况的秘密组织“同仁社”,却没有让他参加……这种难言的辛酸和苦恼,又岂只是寂寞啊!
  据我所读到的一些当时在印尼的朋友的回忆文字,稍举几件事例:
  苏东首府棉兰的日本长官派了一个汉奸特务和两名筹赈会委员,来势汹汹要搜捕侨领陈嘉庚,赵廉用日语对宪兵队长说:“陈嘉庚早已乘船回国了,这班家伙故意找麻烦向你们讨人”,惹得宪兵队长大怒,大骂他们,那几个人只好抱头鼠窜而去。赵廉也跟着用中国语骂他们:“中国人要有中国人的样子”!
  据叛徒告密,日宪兵到近郊某印尼共产党机关抓人,一份印尼共产党员名单从一个农民模样的人身上搜出来,赵廉看了看,机智地指着他说:“可恶,放高利贷害老百姓,这是他要讨帐的名单。”宪兵打了那人一记耳光,把名单撕碎。
  以上是据张楚琨先生在北京纪念郁达夫殉难40周年座谈会上的发言。他还说,郁达夫在三年多中为保释侨胞和力争发还被扣车辆、财物、房屋,不知办了多少件好事,对于数十名文化界的难友的掩护关怀更是无微不至。
  夏衍先生在《忆达夫》(刊于一九八五年九月二十一日《人民日报》)一文中,也提到一九四七年二月他到新加坡时,陈嘉庚曾对他说:“达夫先生不仅掩护了我,还援救了许多被捕的侨领”。同年五月一位马来亚共产党的负责人和他谈话,也说“这位老板真了不起,没有他的帮助,我们的组织就会遭到不可补救的损失。”
  据汪金丁先生在《郁达夫在南洋的经历补遗》(载一九八三年第六辑《文化史料》)中记述:一九四四年初,一个曾在昭南岛兴亚所受过训练的特务洪根培,向日宪兵部告了密,不久日宪兵摊了牌,亮出他们搜集的郁达夫的著作,说赵先生你不姓赵,并说为了安全要送他到上海、东京去。他镇静地承认自己是郁达夫,并断然拒绝说:“我哪儿也不去!”然而日宪兵并未立即逮捕他,还常来敲诈勒索。他有一大段时间处于这种时刻准备被捕的不安中。他曾感慨地想到 屠格涅夫小说里的情节:“我们真像被网在水里的鱼,偏偏那渔夫不拉网,我们就只能在浸在水里的网内活动。”
  他发现自己暴露身份,立即通知并建议胡愈之、沈兹九、汪金丁等紧急疏散,离开巴爷公务。当他们劝他一道走,他明确表示:“我被监视,只能不动声色,你们必须快走。”他已抱有牺牲决心,掩护别人撤退。朋友们为他担心,他斩钉截铁地说:“被抓去无非要我在政治上表态,我的态度很清楚:第一拥护重庆,第二反对南京伪政权。”
  郁达夫并非由于麻痹大意偶然不幸遇难,他是早已抱定誓死不辱完成大节的决心的。因此到了最后反而显得从容镇定,且又恢复饮酒。然而一肚子的愤恨遇到机会仍不免要发泄。一位当时在巴东参加过郁达夫和他的印尼夫人的婚礼的年轻教员张紫薇,在《郁达夫被害前后》(载《郁达夫卷》——台北远景丛刊)一文中说:有一次巴东盛传姓赵的打了姓洪的耳光。事后他问郁达夫本人,他得意地告诉他确有此事。那个告密的败类洪根培从武吉丁宜去别处,路过巴爷公务,正巧郁达夫看见他的汽车停在路旁,竟然开了车门把他抓下来打了两记耳光,还说:“你再去告我的密!”那人连连告饶说以后不敢了。以一代文弱书生的郁达夫竟然动手打了汉奸特务的耳光,也是过去的郁达夫读者和评论者所想不到的吧。
  一九四五年八月廿九日晚,郁达夫被人骗出家门终于遭日宪兵杀害,就此无声地消失了。一九四六年发表的胡愈之先生《郁达夫的流亡和失踪》是当时唯一可靠的正式报告,然而对于达夫的遭日宪兵杀害只是根据前后种种迹象的推测。胡愈老曾亲自对我说,等到一九四九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派了第一任驻印尼大使,正是曾经在印尼流亡住在达夫家里假充看门人受“赵老板”掩护的王任叔,原期待他到任后会追查清楚弄个水落石出,然而没有。直到一九八六年九月在富阳家乡召开的纪念郁达夫烈士殉难四十周年学术讨论会上,才由日本学者铃木正夫先生正式发表了证据确凿的调查报告。
  如果没有胡愈之、刘尊棋、张楚琨、汪金丁……等前辈以及其他同在印尼的游人留下这些确实的回忆文字,对于郁达夫晚期的最后三年半是如何度过的,就会留下无法弥补的空白了。当然我们还期待着更多 的第一手材料的出现。
  《毁家诗纪》与婚变纠纷
  郁达夫在海外晚期发表的作品,最早流传国内的就是《毁家诗纪》了。而多年来海内外出版界的某些人对郁达夫最感兴趣的就是这段“婚变”纠纷。有关的或当事人的回忆,当年在气头上的漫骂文章、信件,一抛再抛,还抛向特别容易畅销的香港市场,立刻波及台北、新加坡、美国,各种以婚变为题的单行本出了不少。利用读者对这段私事的无知,作者在地下的无言,和评论界对此的不屑一顾,而甚嚣尘上。郁达夫再也不会想到在他印满血迹的脸上又被涂上这一层难堪的脂粉。
  最近在国内也有一种趋势,似乎要为五十年的冤屈翻案,
  “《毁家诗纪》所涉,全属子虚乌有”,或者还明白而简单地指出郁王婚变,其过在郁。难怪远在新加坡的方修先生也说:“把数十年后一两则真实性并不可靠的回忆文字当作懿旨,这真是件令人惊异的事。”(见《郁达夫佚文集》序)应该想到当年出入于风雨茅庐和避难丽水的以及在武汉详知《郁达夫道歉启事》原由的,还有两代人活着,并非死无对证啊!
  然而如今再端出事实细节进行辩论是否完全不必要的浪费读者的时间。本来任何一位作家或艺术家和普通人一样,在私生活中发生婚变悲剧并非天大的奇事,其发生的根源除双方的是非之外,往往与社会的复杂问题有关。而且感情上的好恶很难以简单的是非来判断。尤其是过去已久,即使对负疚的一方,也不必再揪出来再加以责备。然而在郁达夫在惨死四十年之后再被褥骂为怀着“一颗蒙了人皮的兽心”,“《毁家诗纪》纯粹是无中生有”,“心理变态”的结果,颠倒黑白的目的是羞辱自己的妻子,“夸扬自己的荣誉”……等等。辱骂之外却又并未提出针对性的有说服力的事实。如此这般居然也有论者表示同情而加以宣传,其实重新发表和宣扬这些纯属私愤的恶言恶语来鞭尸,倒是对于生者本人的形象有损的。
  郁达夫一生中由于时代和性格的复杂性,被误解遭歪曲而受谴责的事很多很多,比较起来,在“婚变”这问题上还只能算小事一桩。多数爱护他的朋友也曾谴责他不该写那些令人难堪的诗注,更不应该在“家”已破裂正思弥合的时候去公开发表,这是完全合乎为人之道的。如果我当时在他身边,即使作为晚辈,我也会劝告并尽力阻止他这样做。如果他考虑到发表之后对双方的严重后果,考虑到切身现实利益,自己的家庭正常生活还应该尽力维持,也许他便不会寄出发表了。记得一九三九年春,我的父亲(郁华·曼陀,达夫的长兄)在上海收到他寄来首次发表《毁家诗纪》的《大风》旬刊,叹息不已,当时就在末页的天格上写下了一首绝句:“明知覆水难收日,犹是余情未了时。一语着君君莫恼,他年重忆毁家诗”。他料定达夫这样一来,便不可能再“重圆”了。
  然而这与后世如何理解和评论《毁家诗纪》这一作品,如何分析它的激情的来由和暴露的目的,完全是两回事。《毁家诗纪》虽不属于本书收录范围,但它也属于晚期的重要作品,又鉴于上述情况,因此不能不有感而书于《编辑随笔》之最后。
  《毁家诗纪》是他的呕心历血之作,是他从一九三六年春每有所感陆续写成的,而诗注显然是后来集中加的。他用一切艺术手段渲染令他心碎的爱情和那种灼人的愤恨,而任何稍有历史知识的读者可看出,矛头所指就是那个在浙江曾经呈请国民党中央通缉鲁迅、郁达夫等人的教育厅长许绍棣,也正是他,又在战乱中闯入他的私生活的第三者,于是他在郁达夫心目中就成为反动派和一切卑劣行为的典型。这在本书的政论中还可以找到抨击国民党的贪官腐化并列举浙江教育当局许绍棣在抗战中的劣迹事实为例的文章。方修先生在《郁达夫佚文集》序文中也提到,与其相信不尽不实的回忆,“我是宁愿相信郁达夫自己当时揭露的浙江省某党官所干的好事。至少这和我们对于那时代的官场丑恶本质的认识是符合的。”
  郁达夫在寄给陆丹林的同时,还附言声明不要稿费只要十册书,另外要以他的名义分寄蒋介石、叶楚怆、于佑任、邵力子、柳亚子等,也可说明他发表的目的是为了控诉。自然这也只是不会有结果的天真的冲动,却正符合他的性格的。
  在他一生中不知有多少次是被激情所冲动而不顾一切的做出什么事来。这一次却是经过多次的屈辱、隐忍,积累了两年多才爆发出来的。每当一种强烈的爱或恨在他心中燃烧,他所认定的正义的火焰便掩盖一切,什么现实的利害,世俗的议论,自己的生活,全不在话下了。
  真正的悲剧并不在于“毁家”,而在于他所痴心爱过的人,根本就没有真正理解他,更不可能同样爱他而白首偕老,这是他的根本性错误。虽然确曾有过最初几年幸福生活,自从达夫为之负债的风雨茅庐造起来,有了接近上层社会的生活,本质的分歧就已经暴露了。
  偶然见到一篇王映霞于一九八三年所写的《阔别星洲四十年》(载一九八三年七月十四日新加坡《联合早报》),其中有一句真心话倒可以作为我上面的见解的注脚:
  “我始终觉得,结婚仪式的隆重与否,关系到婚后的精神面貌至巨。”
  这是在她叙述了一九四二年在重庆经王正廷大使介绍与招商局局长钟贤道结婚,婚礼冠盖云集,隆重热闹,震动整个山城的情况之后说的;也就是意味着王映霞女士对前后两次悬殊的不幸与幸福婚姻比较的总结。
  郁达夫的晚期,是不断的从小我走向大我的最后一程,而不是从作家到战士的突变。他仍然是那个写《沉沦》的郁达夫,仍然是伴随着悲愤、误解、贬抑、孤寂而挣扎奋进的郁达夫;也仍然是那个为新文学的曙光而欢呼、为人类的不平而狂叫的郁达夫;是那个当创造社奄奄一息,放弃一生中第一次拿到的大学最丰厚的待遇,忍受着战友的谴责,独自跑回上海挑起重担忍辱负重的郁达夫,也仍然是那个倾心于伯夷、叔齐、严光、陶渊明、文天祥、谢皋羽的崇高灵魂的郁达夫。
  但是到了晚期确实起了变化,除了以上叙述的他的作品和行为可以看出这种变化之外,最好用他自己的话来说:
  “溯自胞兄殉国以后,上海香港各杂志及报社的友人,都来要我写些关于他的悲悼或回忆的文字,但说也奇怪,直到现在,仍不能下一执笔的决心。我自己推想这心理的究竟,也不能够明白地说出。或者因为身居热带,头脑昏涨,不适合于作抒情述德的长文,也未可知。但一最可靠的解释,则实因这一次的敌寇来侵,殉国殉职的志士仁人太多了,对于个人的感情,似乎不便夸张,执着,当是事实上的主因。反过来说,就是个人主义的血族情感,在我的心里,渐渐的减了,似乎在向民族国家的大范围的情感一方面转向。”
  “情感扩大之后,在质的一方面,会变得稀薄一点,而在量的一方面,同时会得增大,自是必然的趋势。”(《悼胞兄曼陀》一九四○年二月二十一日《星洲日报·晨星》)
  他如果能活着回到祖国,会是怎样的呢?
  他会以海外这段生活的经历,更深沉的思维,传奇性的故事,可爱的和可恨的人物,写成动人的小说?报告文学?诗和散文?
  他还会循着那“必然的趋势”,以增大了的更广阔的情感,继续以忧国忧民的责任感,写出这个时代的政论、杂文和文艺评论?
  如果从一九二一年郁达夫走上文学道路算起,到新加坡沦于战火的一九四一年,他的文学生涯不过整整二十年。他殉难时只有四十九岁,如果他能活到七十岁,他还能再写作二十年,也可能有一倍于现在留下的作品。
  然而,什么都不能够了。
  胡愈之老先生在他留下的那篇重要文献《郁达夫的流亡和失踪》中的最后一段说:
  “达夫死了,他的一生是一篇富丽悲壮的诗史,他不能用自己的笔来写这篇伟大诗史,是中国文艺界一笔大大的损失!”
  (作者为郁达夫侄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