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6年第2期

　　那时的中国，尚无专事捧场的评论家，尚无只要给钱就抬轿子的吹鼓手，尚无狗屁不是就敢信口雌黄的牛皮匠，尚无报刊、杂志、网站、电视台的恶俗排行榜，尚无臭虫、蟑螂、蚊子、小咬之类以叮人为业的文学小虫子。因之，唐朝读者的胃口，还没有退化到不辨薰莸；唐朝读者的智商，还没有被训练到集体无意识状态。所以，这两位大师的诗篇，只要一出手，立刻洛阳纸贵，只要一传唱，马上不胫而走。上至达官贵人，下至黎民百姓，众望所归；高至帝王后妃，低至贩夫走卒，无不宗奉。
　　可对诗人而言，尽管名气大，地位却不高，尽管很风光，身份却较低。这种名位上的不对称，而造成的心理上的不平衡，弄得两位大师，很有一点食不甘味，寝不安席的苦恼。王维23岁就进士及第了，巴结多年，才混到正九品下的官职，也就是一个科级干部吧!而功不成名不就的李白，更惨，虽然娶了过气高门之孙女，沾了一点门阀之光，可布衣之身，尚未“释褐”，仍是白丁，总不免自惭形秽，矮人一截。
　　究其根源，问题还是出在中国文人几乎都有的政治情结上。中国文人，在文学上成功者，便想在政治上有所作为，以达到相得益彰的效果；在文学上不成功者，也要借政治上的裨益来弥补，以求人五人六站稳脚跟。但是，中国文人，绝对长于文学者，也绝对短于政治；特别善于政治者，也特别不善于文学。因此，文学成就很高者，其政治智商必定很低。王、李两位，成功于文学，失败在政治，这大概也是中国文人难逃的宿命。
　　然而，他俩还是义无反顾地，要到长安打拼，加入“长飘”一族，求得出头之日。
　　依世俗的看法，这两位同来长安，同求发达的诗人，联袂出现于公开场合，叙谈契阔于文艺沙龙，寒暄问候于皇家宫苑，见面握手于殿堂宫阙，是理所当然的事。“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嘛!不一定很熟悉，但一定不面生，不一定很知已，但一定有接触。同进同出，亲密无间，也许不可能；但视若陌路，互不理会，总是说不过去的。
　　然而，后来研究唐代诗歌的人，忍不住蹊跷的，也是感到难以理解的。第一，在他们两位的全部作品中，找不到涉及对方的一字一句。第二，在所有的正史、野史里，也查不出来他们来往过，聚会过，碰过头，见过面的资料。
　　两位大师在长安期间，竟然毫无任何交往，这个历史上的空白，遂成了中国文学史上的斯芬克思之谜。
　　我们知道：王维生于公元701年，死于公元760年。李白生于公元701年，死于公元762年。两人年纪相仿，写作相类，名声相似，甚至连资本兑换的欲求也都相同，这哥儿俩，没有理由不在一起赋诗唱和，说文咏句，论道探禅，行乐遨游。那是中国历史上的开元盛世，也是中国诗歌史的黄金年代，更是中国文人最足以释放能量的无限空间啊!
　　可是，从公元730年至733年(开元十八年至二十一年)，从公元742年至744年(天宝元年至天宝三载)，先后共有五年工夫，同住在首善之区的两位诗人，却是“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这样，不禁要问一声“为什么”了!
　　同时出现在公元8世纪20年代，首都长安的李白与王维，使我们联想到20世纪20年代的古都北平，“五四”新文学运动肇始时期的鲁迅与胡适。也许，胡鲁或鲁胡，李王或王李，无法类比，但在领衔文坛，引导潮流，左右舆论，吸引眼球这一点上，性质多少相似。
　　胡鲁或鲁胡，文学观点不尽相同，政治立场也大为相左，但都在北平教书做事，无论怎样悖背不一，并不妨碍他们聚在前门外厚德福饭庄吃铁锅蛋，无论怎样分歧交恶，也不影响他们在中山公园的来今雨轩品雨前茶。
　　尤其天宝年间，李白与王维第二次相集长安，李很抖，被唐玄宗由布衣擢为待诏翰林，一朝得意，满身朱紫。王也很抖，为七品上的左补阙，相当于准部级的高干，高轩华盖，随从骖乘。同在朝廷供职，同捧皇家饭碗，同是御用文人，同为诗界泰斗。但不知为什么，仍是形若水火，动若参商，仍是咫尺天涯，不谋一面，这就使人疑惑了。
　　唐代的长安，比之今天的西安，要大三四倍，无论怎么大，在同一座城池里，怎么找理由，怎么设法解释，李白王维，盛唐诗坛的领军人物，不至于好几年工夫，像捉迷藏一样互相躲着。
　　以我所在的京城文坛为例，文联、作协、报刊社、出版界，加在一起，一年下来，没有三百场，也有二百场文学活动要举行的。这其中，至少有一百场的与会者，名单基本大同小异。因此，各路诸侯，海内文士，艺坛名宿，京都闻人，绝对有很多欢聚一堂的机会。
　　这种会，第一，热闹，第二，滋润。茶水侍候，饭局等待，红包奉送，打的报销，不愁没人捧场。于是，上至大老，下至篾片，呼之即来，来之能战。或捧场，或鼓吹，或炒作，或推销，或哼哈二将，吹之拍之，或四大金刚，歌之颂之，或合唱团员，附之和之，或老将拍板，一槌定音。都是再熟悉不过的那几张肉脸，那几句套话，天天见面，日日碰头，只有看腻了的可能，而无见不着的遗憾。甚者，上午一个会，下午一个会，中午还在一张宴会桌上碰杯。衮衮文坛新贵，当红风头人物，穿红着绿女记，沏茶倒水人员，基本上是两天见三次面。如果真是一日不见，倒确有如隔三秋之感。
　　唐代长安，虽然没有诸如此类的文学活动，如果这两位诗人，不那么故意闹别扭的话，见面碰头的机会，应是断不了有的。大家知道，王维信佛，“居常蔬食，不茹荤血”，“在京师日饭十数名僧”，很难想象这样虔诚的佛教徒，会不去佛寺祷拜祈福?大家更知道，李白风流，“落花踏尽游何处?笑人胡姬酒肆中”，是个既离不开酒，也离不开女人的声色才子，会安稳地坐在家里纳福?当时长安外廓城里，“有僧寺六十四，尼寺二十七，道士观十，女观六，波斯寺二，胡天祠四”，遍布人烟稠密的里坊间，而著名的声色场所，如平康里的上中下三曲，也处于闹市区，歌伎胡女，僧人尼姑，比邻而居，乃长安开放社会的特色。
　　那时，王维的辋川别业，尚未完全修缮完毕，自然借住其弟王缙在城里的宅子。据清人徐松所撰的《唐两京城坊考》，属于“长飘”一族李白，并无在他名下的邸宅。倘非住在旅店，就是寄寓崇仁坊，平康坊的各地进奏院，相当于今天的外省市驻京办，与王维、王缙所居的道邸坊，只有一街之隔，相距不远。因此，拈香礼佛的王维，与寻花问柳的李白，狭路相逢，绝有可能。除非他们俩，刻意回避，有心躲让，否则，这种不照面，不往来，不相识，不过话的背后，不能不令人疑窦丛生，令人费解。
　　何况，李白集中，有《曾孟浩然》、《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春日归山寄孟浩然》等诗，交情匪浅；而王维集中，则有《送孟六归襄阳》、《哭孟浩然》等诗，友谊颇深。由此判断，孟浩然乃李白，王维的共同朋友，而且不是泛泛之交，当无疑问。实际情况却是你的朋友，可以成为我的朋友，我的朋友，也可以成为你的朋友，独独我和你，偏偏不可以成为朋友。李白和王维，就这么别扭着，岂非咄咄怪事?
　　如果孟浩然是一位女诗人，而且有点姿色，自然要避免这种争风拈醋的尴尬场面。正如当下的外地美女作家，来到北京推销

[1] 2 [3] [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