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沈从文别集》

 
 
  作者:张新颖

  《沈从文别集》新版印行(江苏教育出版社,2005年4月),沈从文次子沈虎雏有《再版序》,说的是这套别集的人事因缘,这因缘,可谓远矣。

  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平明出版社接连推出27册汝龙翻译的《契诃夫小说选集》,沈家四口,产生出三个契诃夫迷,只有改了行的沈从文不参与那些不倦的话题。儿子问父亲,汝龙为什么常赠新书?他只简单说:“是朋友。”母亲的补充才说清楚:“他翻译的那套英文契诃夫小说是我送的。”

  而张兆和那套英译《契诃夫小说集》,还是沈从文送的。那是1932年暑假,在青岛大学任教的沈从文跑到苏州,看望他以前在中国公学的学生张兆和,带了一大包礼物,全是英译精装本俄国小说。张充和在《三姐夫沈二哥》里说到这件事:“这些英译名著,是托巴金选购的。”“后来知道,为了买这些礼品,他卖了一本书的版权。”

  那么这套汝龙译《契诃夫小说集》和《沈从文别集》有什么关系呢?

  原来,“汝龙译的这套选集可贵之处,首先在于对作品的精选;第二是选进一些契诃夫的书信、札记,别人对他的回忆、评论等,分别编到不同集子里,这些文字拉近了读者和作者的距离,是汝龙先生锦上添花的贡献。”沈虎雏说,“朋友的成就四十年后启发着《沈从文别集》的编选工作。”

  《沈从文别集》的编法,岳麓书社初版的时候张兆和就交代得很清楚了:“我们在每本小册子前面,增加一些过去旧作以外的文字。有杂感,有日记,有检查,有未完成的作品,主要是书信——都是近年搜集整理出来的,大部分未发表过。不管怎样,这些篇章,或反映作者当时对社会、对文艺创作、对文史研究……的一些看法,或反映作者当时的处境,以及内心矛盾哀乐苦闷,把它们发表出来,容或有助于读者从较宽的角度对他的作品、对他的为人以及对当时的环境背景有进一步了解。”出这么一套小本子的别集,由张兆和说来,是“了却死者和生者的一点心愿。”沈从文生前,希望出一套本子小、便于翻阅的朴素的集子,可惜没能实现。

  这些在过去作品之外增加出来的各类文字,有什么特别的价值呢?举例来说吧,别集中的《湘行集》,包括《湘行书简》和《湘行散记》两部分。《湘行散记》三十年代就发表和出版了,早已成为中国现代散文的经典;但《湘行散记》的“底本”,沈从文返乡的沿途书信,却要到《湘行集》出版时才以《湘行书简》为题与《湘行散记》合编在一起,给读者一个参照的机会。我不仅以为《湘行书简》为理解和研究《湘行散记》提供了最为直接的材料,我更以为,《湘行书简》本身就具有绝不亚于《湘行散记》的文学价值。沈从文坐在小小的船舱里,心随情境流转,同时也就落笔把所闻所见所感所想写下来,报告给新婚不久的妻子。这样的写作情景——在一条河上,在河上的一条小船里,一天连着一天,写一封接着一封的长长的信——是稀见的;更为奇妙的是,这条流动不息的河,不仅构成了这些书简的外部写作环境,而且成为这些书简的内部核心成分,不妨说,这些书简就是关于这条河的。所写一切,几乎无不由这条河而起,甚至连写作者本身,其精神构成,也往往可见这条河的参与和渗透。

  这部《湘行书简》,本来是“三三(张兆和)专利读物”,如果没有这么爱着的一个人,没有这么一个收信人和读信人,即使爱写信如沈从文,还会不会写出这么些信来,是大可怀疑的。但是,就是在这些因爱而产生的信里面,除了那种儿女情长的私话,沈从文还写了更多的内容,不计巨细,细微如船舱底下流水的声音,重大如民族、生命、历史,甚至大到一个比人的世界更大的世界,而当这一切出现在私人性质的书简里,就显得非常自然。现在我们常常谈到私人空间、个人空间的问题,这样特意地提出来强调,其实是把私人空间、个人空间狭窄化了,与一个更广阔的世界割裂了。私人空间、个人空间可以有多大呢?私人的爱的空间可以有多大呢?私人性质的写作、个人化写作,它的空间有多大呢?《湘行书简》可以做一个讨论的例子。

  将近十年前,我主要以《从文家书》和《沈从文别集》等为根据,写出一篇《论沈从文:从1949年起》;其实不仅是写出一篇论文,更重要的是,别集所编入的作品之外的文字,给我带来持久的心灵震撼。许多年过去了,现在要研究沈从文,有皇皇32卷的全集,它所包容的材料大大超出了别集;但是对于更广大的沈从文读者来说,我以为,这套20册的小本子别集,是非常适合的。虽然我有《沈从文全集》,却仍然喜欢书架上又有这么一套别集,看着,心里有朴素的欣悦产生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