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边城》的艺术魅力

 
 
  江南晚报

  1931年秋,沈从文应杨振声之邀,离开上海,到青岛的山东大学执教。这是他生活沉静,精力旺盛,创作多产的时期。青岛的山东大学花木掩映,景色宜人。授课之余,他常常独自走出校门,沿着海岸走过浴场、炮台、海湾石滩,看浪花翻腾,云起云飞。面对大海,面对自然,激发了他更多的写作热情。

  1933年夏,沈从文偕未婚妻张兆和到青岛崂山游玩,在风景秀丽的一条溪的对岸,他们看到一位十五六岁的小姑娘,穿着一身孝服,在岸边哭着烧了纸钱,便在小溪中汲了一罐水,提着回去了。这一个看起来十分寻常的情景,勾起了作家对故乡一种“起水”的古老习俗的联想。在湘西,当长辈去世时,小辈要到附近的河里或井里去取一些水,象征性地洒在死者脸上身上,表示洗净他在尘世间的污垢,进入天堂。看着这位孝女远去的身影,沈从文对张兆和说,他准备根据她写一个故事。不久,他回到北京便与张兆和结婚,定居于西城达子营的一个小院里。因院内有一棵枣树和一棵槐树,遂取名为“一枣一槐庐”。就在这个小院里,沈从文开始了《边城》的写作。他将长期积累的故乡的“哀乐人事”,巧妙剪裁加工,结构了一个曲折哀婉的爱情悲剧,他“怀了不可言说的温爱”,展现了川湘边界小山城茶桐人们的生活。

  《边城》是沈从文先生小说乡土文学之作,是它奠定了沈从文在30年代乡土文学中的地位。它通过对已经逝去的一段往事的追忆,构建了一个象征性的框架,表现了“一种优美、健康、自然的不悖于人性的人生形式”。《边城》是一幅描绘人性的风俗画,一首讴歌人性的赞美诗,它是沈从文所营造的众多的“希腊小庙”中最“精致、结实、匀称”的一座,而“庙”中所供奉的“神”——人性,充满了永恒的生命与活力。故事是围绕翠翠的爱情纠葛展开的。70岁的老船夫勤劳淳朴,为人热诚,他撑船摆渡50年如一日,深得乡民的拥戴。但他内心深处却隐藏着忧郁,他不能不经常考虑他唯一的亲人——外孙女翠翠的将来。17年前,他的独生女悄悄爱上了一个屯防军人,也曾想双双逃走。但那男子不愿损害军人的名誉,便首先服毒死去;船夫的女儿生下小孩后,到溪边故意喝了许多冷水也死去。留下外孙女翠翠和老船夫相依为命。随着翠翠长大成人,老船夫也日益心事重重,他深悔过去对独生女心思的疏忽,力图在外孙女身上补救,以防悲剧的重演。

  作家用他那充满灵性的笔,着力塑造了天真活泼的少女翠翠的形象。她透明纯净,天真未泯,却又情窦初开,逐渐成熟。掌水码头的船总顺顺的两个儿子天保和傩送同时爱上了他,而翠翠却只爱傩送。

  翠翠和傩送的恋爱过程,是小说情节发展的主线。沈从文调动多种表现手段,细致入微地揭示一个少女内心的隐秘。但是爱情的结局却是悲剧:哥哥天保因为得不到翠翠的爱,就主动退出,驾船下辰州,中途船破人亡;弟弟傩送爱翠翠,心中却抹不去丧失手足的凄凉,他对老船夫既有误解,又不为别人拿一座碾坊的财产引诱而动心,在心情的矛盾痛苦中离家外出。在一个风雨雷电的夜晚,小溪边的白塔倒了,老船夫也死了,翠翠成了一个孤雏。

  翠翠的悲剧是哀婉动人的,他失去了外祖父和傩送,却得到了傩送的父亲顺顺、杨马兵等许多人的温爱。她执拗地留下,等待着遥远的情人。傩送“这个人也许永远不回来了,也许明天回来!”翠翠未来的命运如何,作家没有写,只让女主人公在孤独中期待着。

  沈从文先生编织的故事明丽、简练。他的思想内涵和美好意蕴却是深邃幽沉,耐人寻味。《边城》绝非古老的伊甸园,也不是虚幻的桃花源,它是现实的人生图。小说描绘的优美恬静的自然环境和古朴炽热的风土人情是真实可信的,那发生在湘西边区山民中的哀乐故事是那里人民的真实写照。茶桐山城两代人的爱情遭受不幸,造成悲剧的主要根源是封建制度和父母包办的封建买卖婚烟。小说的中心事件是翠翠和傩送的爱情故事,而爱情故事的结局却是一场悲剧。尽管沈从文是用一种温柔的笔调来写爱情,作家内心的痛苦却是十分沉重的。

  沈从文在这部小说中所传输的道德观或文化观,渊源于我们的民族文化。作家着力描写的祥和的社会气氛、融洽的人际关系,克己礼让的道德观念,都是儒家倡导的“仁”的思想反映,而表现人性的自由则是作家接受道家思想影响的结果。沈从文笔下的《边城》,可以说充满了一种牧歌情调,剧作家和翻译家李健吾说:“《边城》简直就是一部证明‘人性皆善的杰作’。”司马长风著的《中国新文学史》,对此也作了极高的评价,他说:“《边城》写的是‘平凡的人物,平凡的梦,平凡的坎坷,可是却表现了不平凡的美’。”他还说:“《边城》仅约七万字,可能是最短的一部长篇小说,实际上则是一部最长的诗。全书21节,每节两千到三千多字,每一节是一首诗,连起来成一首长诗;又像是21幅彩画连成的画卷。这是古今中外最别致的一部小说,是小说中飘逸不群的仙女。”沈从文先生把爱和美的描写贡献给了上世纪30年代的小说,他所传递的美符合我们民族的审美意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