诸葛亮北伐动机的探讨



  对诸葛亮多次的无功北伐,长久以来习惯的看法一直是诸葛亮为了先主的重托,明知不可为而为,是他为国为民的忠心表现,但有一点很奇怪,诸葛亮是个性格谨慎的人,正因为如此的性格临战往往不能出奇制胜而无功,如此谨小慎微的人,为何会非常不谨慎的不断发动准备不足没有胜算的战争呢?还有,按理诸葛亮也是一个明智的人,而且他在刘备在世时一直从事在后方足兵足粮的工作,应该非常清楚策划一次进攻战,战役计划和后勤粮食储备的重要性,奇怪的是诸葛亮后来指挥的多次北伐,却往往因为组织仓足,粮食不足而劳民伤财,无功而返,而且往往仅侧重掠夺一些人口,暂时占领几个城市,更本没有完整的战役目标和计划步骤,这一切奇怪矛盾的地方,发生在独掌大权,不断北伐的诸葛亮身上,不得不让人燃起想探讨他北伐动机的兴趣。
  当然,谈到“动机”这个词,不管对古人还是现在的人,除了本人自我表述外,旁的人谈及其人动机,都只能是主观分析。现在法院有时也有根据当事人的行为和得利结果,来分析动机的。对诸葛亮的北伐,同样也可以用他的相关行动和得利结果,来分析他,在冠冕堂皇的外表口号下,到底隐藏着怎样的动机。
  我认为诸葛亮不断的北伐,不管口号叫得怎样,从结果和具体实施的过程看,他一次次北伐的最大动机是为了个人集权,只有处于北伐的战时状态,诸葛亮才有借口提调政治对手李严,并借机除去他;且只有在北伐的名义下,才能上那样的《出师表》对皇帝颐指气使,并安排自己的亲信向宠等人掌管宫廷。同时,北伐集权的过程,是诸葛亮享受特权,并牢牢抓住军队以维持自身地位的必要保证。    先大体回顾一下诸葛亮的北伐进程:
  诸葛亮的第一次北伐作了比较精心的准备,刘备托孤时并未让诸葛亮主管军事,但他通过第一次北伐的组织过程,巧妙的排挤了同为托孤重臣的李严,第一次成为全权的军事统帅,北伐之于诸葛亮,确实是一个获得个人集权和名望的良好途径,但不可否认,当时的他确也有为国立功,“帝还故居”的一片公心”,同时也存在让不知诸葛亮为谁的魏国人,见识一下自己的个人想法。    但是在第一次北伐大败后,为堵众人之口,诸葛亮自贬了职,只有再发动下一次战争,哪怕捞一点小功,才能恢复自己的官职和威信。于是一次次仓足的所谓北伐就这样不断开始了,只有在这种北伐的组织状态下,诸葛亮才能集军权,政权,人权,物权与一身,所以才会不管北伐的结果胜负,以及是否劳民伤财,一次次发动五次北伐,对统治者集权来讲,北伐的结果倒在其次了,就算要点结果,因为是那样的出发点,诸葛亮的北伐往往不在意整个战略上的布局,不在于怎样或何时或是否能北伐成功,而仅在争取保证少冒险的前提下(不同意魏延之计正是基于这样的出发点),侧重掠夺一些人口,暂时占领几个城市,以便能在诸葛丞相的“功劳”簿上有点可记的东西。
  诸葛亮北伐的表现,基本上是劳师劳民而无功,但最后的结果也不是他能完全控制的,所以自然也不能纯用北伐的结果来孤立分析诸葛亮的行为和动机。北伐“事后”劳师无功的结果,虽可作为一方面,却不是问题的关键点。探讨诸葛亮北伐的动机,最关键的可以通过分析他在北伐进程中的行动,是不是都是北伐的军事部署所必须的,都是有利北伐还是和北伐无关,有利个人集权的情况来看问题。    下面就诸葛亮,“借机提调除去政治对手李严”“换上亲信卫戍宫廷”“对皇帝颐指气使”,“大败后再次动兵以恢复爵位”这几点他的行为,看一下是否都是和北伐的真正目的很无关同时却是对他个人集权大得其利的行动。    1。提调李严夺其兵权:难道诸葛亮的北伐,就一定必须调动“与孔明俱受寄讬”受遗嘱“统内外军事”的李严,并夺去他的兵权,才有利于北伐的目的吗?    早在第一次发动北伐前,诸葛亮就曾以北伐之后汉中会出现军事力量空虚的理由为名,向李严提出要他驻扎在江州的部队前往汉中的要求。假设李严真的去了汉中,很明显他的军队就会被收编,而他也将成为诸葛亮帐下的一名将领.江州是蜀汉东部与东吴、曹魏交界处的二线重镇,面对北方曹魏势力的汉中地位相当,当时的诸葛亮根本无法提出令人信服的、一定要将李严与江州部队调到汉中理由,因此最后只能暂时作罢.    后来,经过几次北伐的集权后,李严最后还是在威逼和儿子升官的利诱下,于建兴九年,诸葛亮第四次北伐时,被夺兵权,成为诸葛属下的“中都护署府事”(诸葛亮之府),不久就因罪被废为庶人。
  试问,李严被调诸葛手下,真的对北伐的这个原始目的很重要吗?还是纯粹的借了北伐的名义,除掉一起被托孤的政治对手呢?曾经看见有段时间讨论李严地位以及本人是非的问题很热烈,我认为这些都是枝节问题,李严本身确实也不是什么好鸟,但他最后在诸葛亮手下范错被抓,是诸葛亮违背先主遗愿,用威逼和利诱调动原“俱受寄讬”“统内外军事”的李严做自己手下,并夺其兵权后面的事,不是因为李严先范了错被夺兵权,而是反之,诸葛亮借了北伐的借口先那样干的,所以后来李严的错误和本文无关,如果谁有本事证明调动李严,夺他兵权是北伐必须的,并产生了有利北伐和国家的结果,那样才能洗脱诸葛亮有借北伐除异己来集权的嫌疑。
  2。树植亲信:如果诸葛亮真的象出师表里说的那样好听,要贯彻先主的遗志,先主明明有言“马谡言过其实,不可大用,君其察之!”,诸葛亮却因为马氏兄弟是自己荆楚集团的亲信,“违众拔谡”,让他担任首次北伐的先锋人选。如果这件事还是和北伐有关而且诸葛亮当时不知道后果的话,那请问,借了北伐出师名义,要后主“宫中之事,事无大小,”对自己罗列名字的几个荆楚集团(没有一个东州和益州人士)亲信“悉以咨之,然后施行”,使后主完全丧失了一个君主应有的权利,这些和北伐的目的又有何干?是必须的军事行动吗?还是借了北伐的名义,在后主身边安置亲信的罗网呢?
  有人会说:“让荆楚人贵重完全正确,皇帝刘备还是靠荆楚发的家呢。 作为外来政权,防止本地人染指高层是为了江山社稷的稳固。 ”。这话不是很妥当,诸葛亮本身是绝对的靠荆楚发的家,而刘备的蜀汉政权,东州和益州人士也有很大的功劳,从国家利益和唯才是举考虑,刘备也曾对这些人士很倚重。而诸葛亮不顾先主的遗言“违众拔谡”,只重用自己的亲信荆楚集团,首先是违背了唯才是举的原则,很明显的存在着自己的私心。而诸葛亮所谓“亲贤臣”的郭攸之、费祎、董允、向宠等荆楚集团人士,虽然后来证明的确都是贤臣,然换而言之,何宗、费观、王谋等人难道就不是贤臣了吗?而且他们都是位列九卿的官员,单就官阶论也要远高于这几位侍中、侍郎,不提他们,如果没有私心,全为国家利益的话,于情于理都是说不过去的。
  3。对皇帝颐指气使:诸葛亮借了继承先主遗命北伐的借口,竟说出“宫中府中俱为一体”的话来,把自己所开之“府”等同于皇帝的宫廷,这是一个臣子应守的本分和礼仪吗?不管有无不臣不忠之心,至少诸葛亮在北伐的出师表里,动不动借先主“兴复汉室”的遗命,一副老子训儿子的样子,完全有违臣子之道。这样对君主的态度,是北伐的臣子要办好事所必须的吗?    还有,曹操说他平了天下,自己的愿望最多称侯称个将军(不管真心假心,至少这么公开说了)而所谓“忠心”的诸葛丞相呢,还没打过什么胜仗呢,就公开宣称,如北伐成功,他能使皇帝回归旧都,“虽十命可受,况于九邪”(九指加九锡),诸葛亮明着说出来的要官的野心,至少比曹操都大。如此狂妄的态度,实在有违一个臣子的本分之道,而这一切,都是在北伐的口号和借口下才能实施的。    有人会说,诸葛亮一向是被后人如朱熹、岳飞所推崇,已经成为了后世不少人的偶像,因此他对君主的态度和语气没有问题,是封建时代一个臣子应该对皇帝的态度,偶只能无言。我们应该看原始的史料,客观的分析,而不应该用一些后人出于自己的理想或政治目的造成的感情上的推崇来分析问题。诸葛亮作为出生低微,又位极人臣,是中国古代唯一在生前和死后都享有完名的权臣,如果用对偶像推崇的态度来说事,那后世出于政治目的被推崇的关羽也伟大的丝毫说不得喽?所以偶认为,还是客观冷清的看待三国志等史料的原始记载,不要用后人的一些说法和习惯思维作论据。    4。大败后再次动兵以恢复爵位:如果诸葛亮首次大败是真心的忏悔和贬职,为何还“行丞相事,所总统如前”?这件事姑且算诸葛亮自认除了他自己,他人均无能北伐,而为北伐才不放权的话(“无身之日,则未有能蹈涉中原、抗衡上国者”)
  那么试问,在首次遭受失败后,不认真吸取失败教训,不注重战争后国家人民需要修生养息的需求,没有好的战前准备以及明确的作战计划,诸葛亮又在同年冬天,匆忙的发动第二次北伐,这又不是乘胜追击,古往今来,实在是少见这样大败後急迫频繁发动第二次战争的事例。   如果不用为捞取功劳,以堵众人之口尽快恢复自己的职位,这样的动机来解释如此行为,还有什么明的理由能解释这样匆忙的发动下一次战争的动机吗?最后这次北伐因粮尽无功而返,说明准备不足,正是因为作战准备的时间仓促,动机不纯才造成如此劳民伤财的结果。 北伐还于旧都的口号和所谓气魄,是需要发动每一次战争时,详细的战略计划支持的,诸葛亮在这之前到有很像样子的隆中对,可到自己真的带兵时(刘备在时除了一次进益州,诸葛亮基本没有多少带兵打仗的机会)除了第一次稍微像点样,后来的所谓“北伐”却从未见分兵几路,先攻哪里後攻哪里,准备多少天攻下(准备粮食),这样最基本的作战计划,纯粹是骚扰式掠夺一些人口,暂时占领几个城市。有人会说弱小的蜀国如果不持续主动进攻,就会马上被魏国消灭,但史实告诉我们,诸葛亮死后北伐曾经中断,蜀国还是完好的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