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08年第3期

“礼失而求诸野”

作者:王洪光 孙 华







  今年元旦节前后,我们与朋友相约一起到贵州榕江县新华乡高排村参观苗族传统的“鼓藏节”(或“牯脏节”、“吃牯脏”)仪式。高排是一个很大的苗族村寨,又不通公路,十三年举行一次的“鼓藏节”不仅规模宏大,而且传统礼仪也保存得较好。我们在高排逗留了数日,高排村的“鼓藏节”仪式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古人说,“失而求诸野”,中国中心地区古代族群曾经有过、但后来却已经被遗忘的某些祭祀礼仪及其象征意义,在苗族的“鼓藏节”仪式中还有一些保留。下面,我们就选取两个例子进行说明。
  1. 祭祀的“牺牲”与耕田的水牛
  刚到高排村时,看到家家户户楼下的圈栏里都关着饲养得很好的水牛,原以为是村民耕田的耕牛,后来有村民的孩子请我们给他和水牛照相,说这头水牛是他养大的,过两天就要牵出去杀掉祭祖,有点依依不舍,希望拍个照做纪念。我们因此才知道,这些水牛原来大多是为“鼓藏节”时祭祀准备的,不是普通的水牛。村民告诉我,为了迎接这次“鼓藏节”,高排家家户户都喂养了专门用作祭祀仪式的水牛,祭祖的水牛不架犁耕田,这些牛显然不是普通的水牛,而是专为祭祀而准备的牺牲。在中国上古时期的商代和西周,当时的人们还不会利用牛来耕地,祭祀用的牺牲更不会用来帮助人们干活。到了东周时期,虽然牛耕已经发明,牛已成为农业生产的重要生产资料,但这时的人们还是将祭祀用的牺牲与犁地的牛分得很清楚,以至于当时晋国贵族范氏和中行氏的子孙逃到齐国,原先用于宗庙祭祀的牛被当成耕牛使用的时候,当时的人就要发出“宗庙之牺为畎亩之勤”的感叹(《国语·晋語九》)。
  到高排第二天,到村外山上的看“牛旋塘”的仪式,每个家族选出来旋塘的水牛除了毛色柔顺,膘肥体壮、牛角既粗且长外,牛的头上还扎着用玄、白二色织成的头巾,身上披着五彩的布帛,牛角上还挂着粗绳索一般银环,打扮得分外华丽。我注意到,牛头上的头巾与当地苗族老者头上戴的头巾基本相同,也与“牛旋塘”仪式中旗杆上所挂的旗幡非常相似,这应当有特定的象征意义,祭祀用水牛与苗族的人之间肯定有某种联系。在中国的中心地区,商周时期贵族祭祀祖先神的牛是专门喂养的。根据流传到现在的周代文献,周王朝最高统治者和诸侯国君都设置有专门供应祭祀用动物的机构和官员,这些官员要虔诚恭敬地精心饲养这些动物,以供祭祀之用。《礼记·祭义》说,“古者天子诸侯必有养兽之官,及岁时,斋戒沐浴而躬朝之。牺辁祭牝必于是取之,敬之至也”。牛是古代祭祀用牺牲中最重要的一种,因而受到极大的重视。这些祭祀用牛被养在专门的圈栏里(商代晚期的殷墟甲骨文的“牢”字分别像关在圈栏里的牛和关在圈栏里的羊,恐怕分别表示后来周代“大牢”、“少牢”所用牺牲核心种类的意思),在祭祀前三个月要喂精细的草料,并要给它披上好看的带绣有花纹的布帛。
  紧接着“牛旋塘”仪式后的是三天的“挖宝”仪式,这时的村民都要牵着自己家准备祭祀用的水牛到牛塘转转,并在牛背上涂抹点塘泥让牛带回家。这时高排村的条条道路上,川流不息的都是牵着仔细妆扮的牛往来于自己家与牛塘间的人群。我在高排大寨村外遇到了刚牵牛从牛塘挖宝回来的父子俩,他们家人少,准备杀的牛也不很大,由于担心牛的犄角短小,父亲用螺栓把一对大牛角套接在这头牛的犄角上。我因此联想到了孔老夫子在评价自己的一位出身低下的弟子时说过的话,“犁牛之子骍且角,虽欲勿用,山川其舍诸?”(《史记·仲尼弟子列传》)意思是耕牛的后代如果毛色纯红,犄角也长得周正,山川之神难道不享用它吗?祭祀用牛的犄角应当既长且大,古代周人与现代的苗族,他们的观念是基本相同的。
  三天的“挖宝”仪式结束后,就是“鼓藏节”的高潮——杀牛祭祖(高排苗族的忌语言称作“耙田”)。杀牛的方式还保留着古老的习惯,不是用刀砍剑刺,而是用斧头捶击牛的头部。这种杀牛的方法与汉晋时代的画像石、画像砖和壁画中表现的杀牛方法基本相同。杀牛以后,牛的肉和内脏除了招待来参加祭祖仪式的亲戚外,还要将带着皮毛的肉分给这些亲戚朋友。这种在祭祀仪式后分食牺牲的习俗,实际上也是古代中原地区流行的做法,古人关于祭祀用肉要及时食用,祭肉超过三日久不能再吃等议论(《论语·乡党》:“祭于公,不宿肉。祭肉不出三日。出三日,不食之矣。”),实际就是这种习俗的反映。
  2. 杀牛的枫木架以及枫树的含义
  “牛旋塘”仪式结束后,高排苗寨家家户户就忙碌起来,除了要牵牛“挖宝”外,每家还要上山砍一棵枫树。这棵枫树被锯成两长一短的三节,两节长的枫木捆绑成“乂”字形,木头的两个支脚埋在地下,下端再捆上那根短的枫木加固,这样一个杀牛祭祀的支架就完成了。杀牛祭祀时,把作为牺牲的水牛牵到支架前,牛的脖子被竹绳固定在支架的“丫”字形上口内,牛就无法再动弹了。牛被杀死后,它的鲜血被涂抹在牛角上,自然也会流溅到枫木的支架上。“鼓藏节”的仪式结束后,牺牲的犄角还要被固定在一根枫木柱子上长期保存。我们曾经在一个苗族人家见过固定了三副水牛犄角的木柱,如果这是每次“鼓藏节”后杀牛后的遗留,这表示这家的主人已经参加过三次“鼓藏节”的仪式了。
  杀牛的支架必须用枫树来制作,这是苗族普遍流行的习俗。它与苗族修建住房时,房屋的中柱也就是摆放祖先牌位的地方必须用枫树的树干,制作祭祀祖先的木鼓也必须用枫木作为材料等,都有密切的关联。在苗族的族源传说中,包括苗族和水牛在内的十二种生物都是蝴蝶妈妈所生,而蝴蝶妈妈又诞生于枫树中,蝴蝶妈妈是苗族和水牛的共同祖先。如果用树形框图来表现的话,其关系如下:
  
  从这个关系图中可以看出,枫树是苗族世界中包括自己在内的十二种重要生命体的本源,故人死了以后,其魂魄会又回到枫树中去。因此,现在的人们要想获得祖先神的佑护,需要杀牛祭祀祖先,再通过枫树干这个载体,将这个祭品传递给祖先。苗族在祭祀中要敲响枫树做的木鼓,杀牛祭祀时牛血流洒在枫树的木架上,这些都有唤醒祖先神,请祖先神前来享用子孙祭祀的作用。
  这种用枫树来代表生命的本源,作为死者魂魄回归和依附的所在,并不是苗族所独有。在先秦时期的长江中游地区,也就是当时楚国的疆土内,也有类似的族源传说和原始宗教观念。楚国著名的诗人宋玉的《招魂》“乱词”说:“湛湛江水兮,上有枫。目极千里兮,伤春心。魂兮归来,哀江南。”在这段文辞中,其招魂的发生地是在江南,魂魄归来的地方应当就是江边的枫树。那么为什么宋玉在招魂的文辞中要提到“枫”,传统的注释缺少合理的解释,吴广平先生校注的《宋玉集》根据苗族蝴蝶妈妈的传说和《山海经》蚩尤死后魂魄依托桎梏化为枫树的传说,认为这与人类来源于枫树的族源传说有关,而楚人的这种观念又是受到南方苗族影响的结果。看来,把枫树作为生命的本源,曾经是广阔的江南地区多个古族人们的共同观念,后来这些观念已经湮没在历史的长河中,只有苗族的传说和祭祀仪式还保留下来了一些珍贵的信息。
  
  (责任编辑:刘慧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