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08年第3期

百济武宁王墓志与六朝墓志的比较研究

作者:王 俊 邵 磊







  位于韩国忠清南道公州郡宋山里的百济武宁王陵的发现{1},大大丰富了学术界对公元三世纪至六世纪中国与海东地区物质文化交流的认识。以往,对于百济武宁王陵的形制结构与出土文物的研究,中、韩、日三国学者从各自的立场与视角入手,已经取得了不少成绩{2},唯独对铭记墓主身份的墓志在形制上表现出来的不合常规之处未免关注不够,今在与中国出土同一历史时期的墓志进行比较的基础上略作讨论。
  墓志,通常安置于墓门外侧或墓室内的甬道中,是古代社会丧葬礼俗中的重要随葬品,起着不可替代的表明墓主身份的作用,故其形制理应与封建社会中的礼制用品一样,体现着严格的等级区别。百济武宁王即中国文献中所记载的百济王余隆。据史籍记载,梁普通二年(521年)十一月,余隆奉使遣表,次月被梁武帝诏授为使持节、都督百济诸军事、宁东大将军、百济王{3}。可见,百济奉萧梁正朔,而据出土武宁王及王妃墓志记载,武宁王卒于癸卯年(523年)五月,入葬于乙巳年(525年)八月;王妃卒于丙午年(526年),与武宁王合葬于已酉年(529年)二月,则武宁王陵的砌建年代当为武宁王入葬的乙巳年(525年)或稍早。那么包括出土墓志形制在内的反映百济王陵葬礼的一系列制度特征,理应是与萧梁制度相偕应的,但实际情况却是怎样的呢?
  百济王与王妃的墓志均作石质方版状,出土时系并列放置于甬道前部,这些都是与南朝墓志的出土状况相符合的{4}。然而,当我们结合品秩相当的萧梁王侯墓志对百济武宁王与王妃墓志的形制作更进一步的比较考察时,却发现了一系列耐人寻味的问题。
  
  古代对于丧葬制度中的文字铭刻,曾经有过比较具体的规定,如《隋书·仪礼志三》载:“开皇初……其丧纪,上自王公,下逮庶人,著令皆为定制,无相差越。三品以上立碑,螭首龟趺,趺上高不得过于九尺。七品以上立碣,高四尺,圭首方趺。”《大唐六典》卷四亦载:“碑碣之制,五品以上立碑,螭首,龟趺,趺上高不过九尺。七品以上立碑(误,当作碣),圭首方趺,趺上不过四尺。若隐沦道素孝义者闻,虽不仕亦立碣。”尽管以上所述仅就地面植立的碑碣而言,但由此可以想见,早期对于墓志的尺寸也应是有所规定的,虽然目前在古代文献中还未能发现相关的记载,但从出土墓志实物中仍然可以总结出一些比较明显的制度性特征。
  南京出土与百济武宁王夫妇品秩相当的萧梁墓志,以公开发表的为限,共有6石,其尺寸、行格见下表:
  据上表,约略的可以推知传主身份与墓志尺寸相应的等级制度。从中可以看出,南朝墓志尽管随着时间的推移,在长、宽尺度上不免有逐渐加大的趋势,但在厚度上却相对固定,如萧梁宗室王侯墓志的厚度均为9厘米,且早晚保持一致;辅国将军的实职很高,官位品秩在三品以上,其爵位恐亦为公侯之望,故其墓志亦厚达8厘米;嫔妃女官的品秩一般较同品秩的男性官员低一级,故桂阳国太妃王慕韶墓志厚为7.5厘米,也是顺理成章的。百济武宁王贵为藩王,但其墓志长41.5、宽35、厚5厘米,尺寸规格远逊于同一品秩的萧梁宗室,显然不符合南朝相关典章制度。那么,百济武宁王夫妇墓志究竟是何种文化背景下的产物呢?
  试分析一下百济武宁王夫妇墓志内容,似乎已可窥出一点端倪。当然,在考察分析百济武宁王夫妇墓志内容前,有必要回溯一下中国早期墓志的流变历程,从而为百济武宁王夫妇墓志的行文风格与特征划定一个可供进一步讨论的较为确切的时代范围。
  众所周知,墓志的产生,与地面神道碑密不可分。颂扬墓主功德的神道碑文源于哀悼死者、表达纪念心情的哀诔文,早在汉代已逐渐成为一种专门的文体。在汉代以降的礼仪制度中,都对碑的使用有具体而详细的规定,迄今所见比较完整的汉代墓碑铭文,已经包括散文体的叙述墓主生平行状的序文和韵文体的赞颂铭辞两部分。东汉晚期,在墓前树立神道碑的风气在官僚士大夫阶层十分流行,有些文人如蔡邕等甚至以擅长撰制墓碑铭文而称名于世{5}。这种阿谀浮夸、虚耗财物的做法在战乱频仍、民生凋敝的乱世自然会受到遏制。如《宋书·礼志二》载:“汉以后,天下送死奢靡,多作石室、石兽、碑铭等物。建安十年,魏武帝以天下凋敝,下令不得厚葬,又禁立碑。”晋武帝咸宁四年(278年)又下诏曰:“此石兽碑表,既私褒美,兴长虚伪,伤财害人,莫大于此,一禁断之。其犯者虽会赦令,皆当毁坏。”在如此严厉的行政干预之下,盛行一时的神道碑遂告绝迹。
  
  神道碑不能兴建,但社会上业已形成的根深蒂固的丧葬习俗与丧葬观念,却并非一纸诏书便可以迅速更易的。于是,人们更多地采用变通的办法,把记录墓主事迹生平的文字铭刻转移到了地下。从现有材料看,汉代墓葬里偶或一见的做成小碑形式的墓志(亦称墓记),开始更多地出现于魏晋时期,特别是西晋贵族的墓葬中。这些墓志多下承方趺,碑身上端雕制成圆首或圭首形状,竖立植放于墓室内,其高度通常在1米左右。由于受形制狭小之限,西晋的碑形墓志在字数上较东汉地面神道碑而言不免苟简,但体例仍然较为完备。以西晋时期的成晃墓志为例,可见其不仅有题额,文体也保持了东汉碑文的特点,内容则包含了墓主名讳、籍贯、年龄、卒期,志文后半部分以四字一句的铭辞,表达了生者的悲悼之情。
  值得一提的是,序、铭两全的西晋墓志体例,却并未能伴随着永嘉丧乱,晋室南迁而涌现于东晋墓中,究其原委,或与南渡士族的家国心态有关。综观出土的东晋墓志,除江苏吴县张陵山出土张镇墓志尚具“刊石纪终,俾示来世”的性质外,其余多为南渡士族标记墓葬所用。永嘉丧乱以来,背井离乡的南渡士族们引领北望,归返故里的愿望十分强烈,死后不得已假葬南方,仍幻想有朝一日克复中原,再将骸骨从假葬地迁回先人旧茔。是故所见东晋墓志多为便于迁葬时辨认骸骨而设,只不过起到临时的标识作用{6},与西晋墓志“刊石纪终,俾示来世”的用意不同,故形制、内容均极为简陋。这些东晋墓志的质地只有少数为石质,多数为特制的方砖,有些甚至仅以普通的墓砖刻成,所记内容不过数十字,至多百余字,仅限于能起到辨识棺木骸骨以便于子孙迁葬所用,不述行谊,亦无浮文铭辞,故只能称之为假葬墓志。相反,东晋张镇墓志的传主为江左土著豪族,卒葬于祖茔张陵山,无须再作迁葬,故其墓志犹承西晋遗制而作碑形,志文中亦见有骈丽的四言铭辞,显然是与南渡士族的墓志在形制及内容格式上都存在着较大差异。
  东晋假葬墓志流风所及,以现有资料而言,以刘宋大明八年(464年)刘怀民墓志出为标志,始告终结{7}。其衰微的根本原因在于晋末刘宋以来,由于北伐屡次失利,兼以第一、第二代南渡士族相继亡故,以军功起家的庶族寒门纷纷登上政治舞台。新贵们偏安江左,耽于逸乐,克复中原的宏伟志向已经越来越淡化。在这一历史背景下,士大夫对于终制愈发看重,墓葬规模越来越大,墓志的设立也愈发郑重其事,不仅多采以精良的石材为之,志文亦多延请有社会声望的文人来撰造{8},内容冗长繁缛,动辄千余言,至如南京燕子矶出土梁辅国将军墓志几达四千字之多。在行文上以骈文为主,大量用典,不仅有传主世系、行实以及卒葬等内容,其志文末所附赞颂传主德行的四言铭辞,既繁且美,堪称六朝浮华文风的典型。
  百济武宁王墓志无题首,正文仅6行、行8~10字不等,并廓以竖条界栏,内容仅为传主爵号官称、享年、卒葬等内容,志文字体取横势,长横波挑明显,隶书意味十足。凡此皆与志文动辄数十行、满行数十字,内容涵括传主爵号官称、家世谱系、生平行状并且系以四言铭辞,书体纯乎小楷极则的南朝齐、梁、陈之际的王侯墓志迥异。甚至较西晋贵族序、铭两全的墓志也简省了许多,而仅与内容简陋、堪堪可以起到辨识棺木骸骨以便于迁葬用的东晋至刘宋中期以前的假葬墓志类属,而且百济武宁王夫妇墓志志文之间廓以竖条阴刻界栏的手法恰也仅见诸于南京铁心桥出土的刘宋元嘉二年(425年)宋乞墓志之上。如果要为武宁王墓志的形制找出源头的话,那么至少在这一点上,宋乞墓志倒确是一个值得考虑的因素。总体看来,本文对武宁王墓志文化源流的探察与认识,与有的学者从墓葬形制结构入手进行比较,进而得出武宁王陵建筑工艺技术传统来源于刘宋中期以前的结论是较为一致的{9}。这也就促使我们可以去思考一些更为深刻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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