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08年第3期

试论史前玉石器镶嵌工艺

作者:王 强







  镶嵌技术从发生之初一直就是一种重要的工艺手段,大大的提高了史前人类制作工具的水平。其实镶和嵌最早是分开使用的。镶是指:“一物体围在另一物体的边缘或嵌入另一物体内{1}”,嵌的解释就是镶嵌{2}。但两者连用出现的时代较晚,就笔者所知最早见于宋代,赵希鹄在《洞天清禄集·古钟鼎彝器辨》中写道:“余尝见夏周戈,于铜上相嵌以金,其细如发”{3}。其中“相”应通“镶”。由此可见,宋代时镶嵌已经具备了今天我们所讲得将一物体嵌插在另一物体中的意思。从技术学角度讲,镶嵌技术属于联接技术的一种{4},有别于捆绑,穿缀等联接技术。镶嵌物本身包括玉石、金银等很多种类,但在史前时期以玉石较为常见,尤其是玉器。被镶嵌物的质地更为广泛,史前时期则包括玉器,木器,骨器,象牙器,陶器,纤维编制类等。镶嵌方法包括凹槽法、浅窝法、孔洞法、榫卯法、平面镶嵌法等。根据是否使用粘合物又可分为直接镶嵌法和粘合镶嵌法。据《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的定义:“凡能通过表面的连接使材料结合在一起的物质称为胶粘剂(Adhesives) ”。在1909年Baekeland 发明由甲醛和氨缩聚得到酚醛树脂的化学工艺流程之前,人们所使用的胶粘剂大都来源于自然产物或只通过比较简单的加工,如粘土、动物血液、动物皮骨与角熬制的粘液、树脂、植物淀粉、昆虫分泌物、矿物(如沥青、石灰) 等,可大致分为动物胶、植物胶和矿物胶{5}。
  对于这种工艺,此前学者文中也多有涉及,但对其起源、发展以及在史前考古学文化中的地位等从未进行过专题论述,本文拟在这些方面作一尝试分析,不当之处,敬请专家指正。
  
  一. 石器镶嵌工艺起源及扩散
  
  镶嵌技术起源很早,可以追述到旧石器时代晚期。就目前所知,距今约2.8万年前的山西朔县峙峪遗址出土一件钺形石刀,在两肩之间有短柄状突出,研究者认为应当是镶嵌在骨木柄内使用{6}。这样就构成一件复合工具,使单一工具所具有的功能得到了极大的扩展。至于旧石器时代晚期许多遗址所出的石镞类器物,虽然也会被加工成复合工具,但其复合方式多采用捆绑式,而非镶嵌式,所以并不在本文讨论之列。此后至中石器时代(有学者不同意此概念),细石叶技术广泛出现,细石叶的主要功用即是用来制作复合工具,方法就是先在木骨等有机质物体上开槽,然后将其细石叶镶嵌进槽内。但是否还要加入粘合剂之类使其更加牢固还不得而知。微痕分析的大量结论也支持很多细石叶被如此使用过。如此看来,在更新世末期伴随着细石叶技术的普及,镶嵌技术已经十分流行。
  
  
  至于为什么旧石器时代晚期会出现这样一种新的工具加工工艺,并且在中石器时代迅速普及开来呢?这就需要我们结合当时的社会发展背景进行考量。就全球范围来看,旧石器时代晚期较之其前,文化面貌发生了巨变,出现了许多新的发明以及文化变化,比如石器加工技术的精细化(间接打制技术等)、骨器的广泛应用、远距离贸易、储存设施以及食物加工工具(磨盘类工具)的出现等。这种种变化无不显示出此时的社会已经进入了一个“创造性爆炸(the Creative Explosion)”的时代,以至于被哈佛大学著名考古学家Ofer Bar-Yosef称之为“旧石器时代晚期革命(the Upper Palaeolithic Revolution)” {7}。至于为什么会出现如此重大变革,许多考古学家归结为旧石器时代中期以来社会自发的演进以及经济的全面革新。笔者认为这些所谓“现代行为”的出现,应该与当时的气候与自然环境恶化以及人口压力造成的资源匮乏密切相关。更新世晚期后段全球进入到末次冰期阶段,气候发生巨变,虽然中期也有间冰段出现,但气候总体处于变化剧烈期。尤其进入到盛冰期(LGM)阶段,气候急剧恶化,气温普遍降低,降水量明显减少,我国绝大部分地区也处于这样一种环境中{8}。这样的总体气候条件,导致了自然资源的匮乏。并且由于社会的逐步演进,旧石器时代晚期时,人口数量比其前激增,更加剧了这种状况。据研究,旧石器时代早期时全球约有125000人,至旧石器时代晚期增长42倍以上,约为532万人{9}。另据近年出版的《中国考古学研究的世纪回顾-旧石器时代考古卷》一书进行的初步统计,中国目前旧石器时代晚期遗址已达到330多处,遍及大江南北{10}。遗址数量的明显增多也反映出当时人口确实出现了较大规模增长。对于当时的晚期智人而言,为了应对生存资源匮乏的状态,必然改进工具制作工艺(如创造出复合工具),甚或发明出一些新的工具类型(如磨盘类食物加工工具)。来提高特定时空范围内的卡路里(Calorie)回报值以缓解这种状况。如此即导致了“创造性爆炸”的旧石器时代晚期革命的出现。而通过镶嵌技术制作的复合工具恰是出现在这种大背景下,也就变得十分容易理解。至中石器时代时,这种生存压力愈加明显,从而出现了“广谱革命(the Broad Spectrum Revolution)” {11}。为了获取“广谱”的食物资源,就势必对工具制作工艺进行有效变革并发明一些新型工具,使用镶嵌工艺制作的细石叶骨柄(木柄)复合工具随之大量普及开来。
  至新石器时代,镶嵌技术更为成熟,不仅能够将玉石镶嵌在有机质物体内,而且还能够在玉,陶等无机物上进行镶嵌。镶嵌方法除了凹槽镶嵌法外,还出现了许多其他方法。但综观整个新石器时代,不同时期镶嵌物及被镶嵌物的质地有所不同,镶嵌方法也因时因地而异。
  前裴李岗时代考古资料发现较少,至今未发现明确的玉石镶嵌工艺。从裴李岗时代开始,镶嵌工艺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如兴隆洼遗址即出土的两件石刃骨镖,就是使用镶嵌技术把细石叶嵌插到骨柄中{12}。这是我国目前发现的时代最早的同类器物,虽然上文推断旧石器时代晚期就应该存在此类镶嵌工具,但未见实物。此后,这石骨镶嵌器物在整个新石器时代都有发现,甚至延续到夏代的纪年范围内,分布区域也比较广泛,包括东北,西北,西南等地{13}。这类器物是史前时期石器镶嵌工艺的典型代表。此外,有铤的镞、矛以及有肩石斧等在与木、骨等有机质柄进行复合时,可能也都使用了镶嵌技术,按照上文的分类,应属于孔洞镶嵌法的范畴。当然为了更加牢固,可能还与捆绑结合使用。但至今为止尚未发现确凿的实物资料。
  综上所述,整个史前时期的石器镶嵌技术可能较为普遍,但是镶嵌技术较为原始和单调。镶嵌方法可能仅包括凹槽镶嵌和孔洞镶嵌两种,被镶嵌物的种类也多为骨木一类的有机质,尚未发现其他质料。总之,史前时期的石器镶嵌工艺并不发达,与玉器镶嵌相比无论是技术还是被镶嵌物的种类都相差甚远,这可能与人们对玉与石的功能定位有着很大关系。玉与普通的石的物理特性从本质上就决定了这一点。
  
  二. 玉器镶嵌工艺的起源及传播
  
  学术界对于玉器的定义有广狭义之分,此处采用广义的概念。由于新石器时代的玉器资料丰富,且不同考古学文化的情况也不尽相同,因而下文将对几个主要的玉器文化分布区(参见表一)分别进行考察,已考证镶嵌工艺在不同区域,不同考古学文化中所扮演的角色。
  海岱文化区前裴李岗时代仅发现扁扁洞一类遗存,文化面貌尚不清晰,未发现玉器类遗存。后李文化中仅出土两件玉质工具{14},其后北辛文化,大汶口文化早期虽都发现玉器制品,但也均未使用镶嵌工艺。至大汶口文化中期开始,海岱地区出现绿松石的镶嵌工艺。如山东泰安大汶口遗址出土一件骨指环,上面镶嵌3块绿松石圆饼{15}。可能为浅窝镶嵌法,使用这种方法应该配合粘合剂使用,要不然是不牢固的。新石器时代的其他遗址中就曾出土过这种粘合剂。比如东乡林家、永昌鸳鸯池等地出土的镶嵌器物上,发现了黑色或白色粘胶质物体,鸳鸯池发现的黑色物质,经鉴定为一种天然的有机化合物,为天然生成物{16}。但大汶口的这件指环究竟采用何种胶粘剂还不得而知。此外,大汶口遗址还出土骨雕筒一件,上镶嵌绿松石圆饼5个。此器物出土于大汶口文化晚期的遗存{17}。此件器物则使用孔洞镶嵌法制成,使用这种方法,只要镶嵌物与被镶嵌物能够大小合适,即使不用粘合剂也能够较为牢固的结合。山东邹县野店遗址也出土一件镶嵌绿松石的象牙雕筒,上有四个圆形小窝,出土时绿松石已脱落{18},时代为大汶口文化晚期。江苏新沂花厅遗址还出土一组绿松石饰片,时代为大汶口文化中晚期。这组饰片共10件,除1件为圆形外,其余9件全为条状圆角形,均正面略鼓,底面平整,发掘者推测其为玉钺柄部的嵌饰。此外,还发现有镶嵌绿松石的彩绘木器的痕迹{19}。镶嵌物均已不存在,所以其镶嵌方法不祥。龙山文化时期,镶嵌工艺继续盛行,山东日照两城镇遗址出土绿松石凑成的器物,可能为头部的装饰品{20},据描述,我们认为很可能采用了镶嵌技术制作而成。但由于记录不详,具体镶嵌方法不清楚。山东临朐朱封遗址出土的镂空冠饰上两面共镶嵌四块绿松石,属孔洞镶嵌法。另外该遗址还出土1000多片绿松石薄片,只有几毫米厚,且其中一件有穿孔{21}。根据其形态并参照其他地区资料,我们有理由推测其应为某种有机器物上的镶嵌饰物。山东五莲丹土遗址出土玉铲孔内镶嵌一绿松石{22}。也采用了孔洞镶嵌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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