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08年第3期

为史前考古学带来一场变革的杰出论著

作者:陈 淳







  正值柴尔德去世50周年之际,上海三联书店将翻译出版他的系列经典著作,具有纪念和学习的双重意义。对于一般的考古学家来说,在其身后50年的遗作大概只剩下历史价值了。但是,当我们在阅读柴尔德在半个多世纪之前写的著作时,仍然可以体会到其巨大的魅力和深邃的洞察力。而在国际上,虽然1960年代欧美的新考古学变革已使柴尔德所倡导的文化历史考古学范例成为历史的过客,但是他的名字仍不断为当代考古学家提起,他的见解仍然被世界各国的考古学家引用和提及。柴尔德不愧为20世纪世界上最伟大的考古学家之一。阅读和学习他的著作,可以作为一面镜子来检视我们自己的工作。我国学界一直提倡用马克思主义唯物观来解释考古资料,但是能像柴尔德那样利用马克思主义原理而非教条术语来阐释历史演变的实在少之又少。尽管我国学界一些学者坚持以传统的文化历史范例为导向,但是能够像柴尔德那样用考古材料来追溯区域文化历史轨迹、解读物质材料中的社会历史信息、并阐释其发展动力的著作也是凤毛麟角。因此,在世界考古学飞速发展的今天,阅读柴尔德的著作虽然在时间上显得有点滞后,但是可以让我们补上重要的一课。这就是,即使是从传统的考古学方法而言,我们仍有太多的不足有待反思,仍有许多重要的内容值得我们学习。
  柴尔德于1892年4月14日出生于澳大利亚的悉尼,是一位英国保守的圣公会牧师的儿子。他早年在悉尼大学学习,对社会主义政治较感兴趣。1914年进入英国牛津大学学习,师从亚瑟·伊文思(A. Evans)和约翰·迈尔斯(J. Myres)。1916年,他回到澳大利亚从事一系列的左翼运动。在对政治感到幻灭之后,柴尔德又回过头来研究考古学。柴尔德在1927年至1946年间任爱丁堡大学的考古学教授,1946年至1956年间任伦敦大学考古研究所所长。在1920年代,柴尔德以其对欧洲史前史的系统研究确立了自己的学术地位。他不但在材料的综合分析上开创了一种其他学者难以企及的途径,而且他采用了一种唯物论的视角来对近东和欧洲文明的起源提出了一种进化论的阐释。他对考古材料的详细掌握程度一直为学界所称道,他定期周游欧洲,造访各地博物馆和发掘地点来了解考古资料和信息。他有惊人的观察力和记忆力,使得他能够看出距离遥远地区出土器物之间的相似性。他以能够阅读多种欧洲语言而闻名,这使他能够从欧洲许多国家杂志上发表的文章中找到自己需要的材料和线索,并编撰到自己的论著中。这些著作将世界各地发现的材料,和他所分析的材料和思路结合起来,为读者提供一个历史文化演变的整体阐释。柴尔德在材料掌握和理论阐释上的出色成就,为世界考古学界所公认。美国著名考古学家莫维斯称其为“我们时代一流的史前考古学家”;布雷德伍德则赞誉他为“考古学极为罕见的伟大综述者”;英国考古学家皮戈特称他“是英国、也许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史前学家”。他的著作被译成中文、捷克文、荷兰文、法文、德文、匈牙利文、意大利文、日文、波兰文、俄文、西班牙文、瑞典文和土耳其文。在他去世之后,许多学者专门研究柴尔德思想、工作和研究的各个方面,剖析他的思想和观点,追溯他考古学探索的心路历程{1}。欧美考古界还召开纪念柴尔德的学术讨论会,出版专题论文集,缅怀他为考古学作出的贡献,以及留给我们至今仍具现实意义的历史馈赠。
  柴尔德之前,也即19世纪和20世纪初的考古学可以被称为“进化考古学”。自丹麦史前学家汤姆森于1816到1819年间确立了以石、铜、铁三个以技术发展特点为标准的相对断代方法后,史前考古学有了最基本的方法。当时,考古学的主要任务就是要确定遗址和出土文物的年代,器物技术特点的早晚发展规律成为类型学断代法则的一个主要依据。达尔文《物种起源》一书的发表,进一步为史前考古学探究人类遥远的过去奠定了理论基础。在生物进化论的指导下,在地质学方法的帮助下,考古学家们把器物类型看作是地质学和古生物学中的“标准化石”一样的单位,用它来建立人类文化发展的直线发展轨迹。比如,法国旧石器考古学家莫尔蒂耶就以一系列石器类型和技术命名的时期来建立和地质时代一样的相对年代单位,并认为法国的旧石器文化发展序列可用于世界上任何地区的史前文化发展的过程。于是,用“阶段”和“时期”来编排人类的史前史,用典型器物来划分时代,以典型遗址作为命名时期或文化的依据,成为这个阶段史前研究的主要范例。英国考古学家格林·丹尼尔指出,19世纪的考古学家用他们的发现,组织起一幅完全是地质学色彩的史前史。人类的工具和器物好比地层中的化石,人类的文化遗存就好像是根据这些化石组合特点划分的时期和阶段{2}。在这一时期,瑞典考古学家蒙特柳斯完善了考古类型学方法,将三期论的各个时代用器物类型特点及其变化做进一步细分,进而延伸到历史时期。这个以类型学建立的相对年代学框架被应用于整个欧洲,并采用交叉断代的比较延伸到了近东。而传播迁移论成为阐释文化变迁的主要依据,把新文化因素的产生归因于新人群的入侵或取代。
  19世纪末,欧洲的政治经济矛盾和社会冲突产生了一种强调民族身份或民族认同的趋势。德国考古学家古斯塔夫·科西纳首先试图从民族主义视野来研究考古材料,证明德意志民族是世界上最具创造力的民族。基于自己在语言学方面的训练,他试图用考古材料来追溯印欧语系各民族的起源。他提出“文化群即民族群,文化区即民族区”的观点,因此文化的差异就反映了民族的差异。科西纳声称,在地图上标出的一类器物的分布代表了某一民族群体的分布,而文化的延续反映了民族的延续,于是,考古学就能够根据器物确定的文化单位来追溯民族群体的分布和延续。他还相信,考古学家可以根据器物类型来分辨德国人和斯拉夫人,随着时间向前推移,考古证据可以用来分辨印欧语系和非印欧语系的民族群体。虽然,科西纳在运用考古学文化概念来进行阐释时带有明显的种族主义倾向,但是他是第一个明确提出考古学文化概念的人,而且是第一个用考古学文化来研究区域文化历史的人。与此同时,考古资料的积累使欧洲考古学家们意识到史前文化面貌特征的地理差异,这是用直线进化理论所无法解释的。欧洲海外殖民运动中所见的全球各地土著文化的多样性,也使学者们认识到地理隔绝所造成的文化差异,于是一些考古学家开始尝试用“文化”这个单位来分析和描述他们所见的考古学材料。而将“考古学文化”系统运用于考古学分析,从而建立起文化历史学考古范例的就是柴尔德{3}。
  《欧洲文明的曙光》(下简称《曙光》)是柴尔德最重要的代表作,该书在欧洲印行了12版。丹尼尔指出,《曙光》不仅是一本在考古学上造诣极深、无可匹敌的作品,而且成为史前考古学发展的一个崭新起点{2}。《曙光》一书几乎完全根据考古学证据来探究欧洲旧石器至青铜时代中期这段史前史,尽管当时一些保守学者批评该书陌生术语太多,缺乏必要的论证并揭示要点,但是大家基本肯定该书最重要的特色是系统涵盖了区域文化的材料,对这些材料进行了整理,并对所见的考古证据进行阐释。这种材料收集、组织、分析和阐释的方法使该书成为一本标准的专业参考书和一种史前考古研究的模式,迅速为欧洲考古学家所采纳,并影响了整整一代考古学家。在《曙光》中,柴尔德完全放弃了以往用时代序列来编排考古材料的方式,采纳科西纳的考古学文化概念,但摒弃了其中的种族主义观点,结合蒙特柳斯的类型学,用一种时空镶嵌分布的考古学文化模式来阐释一个区域中的史前文化的关系和演变。英国考古学家认为,《曙光》一书最为突出的发明就是运用“考古学文化”作为一个基本单位来从时空上编排考古学材料。在《曙光》一书中,柴尔德并没有给“考古学文化”给出一个定义,而是向人们展示如何运用这一单位以系统的方式来组织和安排考古资料。在《史前期的多瑙河》一书中,柴尔德给“考古学文化”下了定义:“一批总是反复共生的遗存类型——陶器、工具、装饰品、葬俗和房屋式样”。他强调,每一种文化必须从其器物的组成来予以独立的表述,并认为考古学文化不但可以从年代和阶段加以划分,而且每种文化延续的时间加上其地理分布,结合地层、类型排列及共时性来加以界定。后来,考古学文化概念及其运用在1956年出版的《历史的重建——考古材料的阐释》一书中作了进一步的详细说明{4}。他指出,考古学上一种重复发生的类型集合可以称之为文化,这种重复的共存关系又要求共存物被同一个社会所使用,在这个社会里,人们在工具制作、狩猎、服饰和家居建筑以及葬俗等诸多方面享有共同的传统。正是这种文化,也就是重复出现的诸多类型的集合体,而非孤立的诸多类型,才是编年分类研究的对象。在《曙光》这本文化历史考古学的经典中,柴尔德并没有停留在用纯材料的罗列和描述来介绍欧洲的史前史,也没有将考古学文化类型的命名与区系关系的确立作为这种研究的最终目标,而是将考古学文化作为史前人群活动的证据而加以综合性的全面陈述,将大量考古资料转变为大家易于理解的内容和历史过程,并运用唯物主义观点对史前文化的发展过程提出一种尝试性的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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