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08年第3期

商周考古纵横谈

作者:张长寿 施劲松







  张长寿先生,1952年7月毕业于燕京大学历史系,1956年至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工作,为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1988年被授予德国考古学研究院通讯院士。张先生的田野考古实践和研究,在商周考古学的领域中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从中,我们更可以领悟到学术的真谛与精神。2007年中国社会科学院建院30周年之际,我们曾对张先生进行专访。现应《南方文物》之约,特此刊出。
  施劲松(以下简称施):张先生您好。非常高兴能对您进行这样一次访谈。因为即使是我可以直接从您的著作中获知您的学术贡献和学术观点,但能在这样短暂的时间内听到您对许多重要学术问题的见解,毕竟是一次难得的机会。
  对于一位学术大家,人们首先关心的通常就是他们的人生经历和学术背景。这虽然是一个可以不断重复的提问,但每位学者的经历却是独特而丰富的。对于这样一些经历,人们除了希望有一般性的了解外,更可于从中得到很多甚至是很深刻的启示。
  张长寿(以下简称张):我1945年在上海圣约翰中学读高中。小的时候学习成绩还好,读高中时爱打球。1948年考入圣约翰大学,开始学数学,学了半年感到有困难,这才由学理科改为学历史。当时学校里还没有考古学,教会学校对西洋史教得较多。大学三年级时转到北京的燕京大学,改学中国近现代史。当时也并没有太多的文献基础,后来开始补,边教中学边读书。到考古所后就下田野,条件很艰苦。如果说我在考古领域中做了点工作,这绝大部分是在田野工作中积累起来的。我是在田野工作中学习和积累知识的。
  施:您最后所说的这句话听似简单,但实际上却是几十年的考古发掘、研究的实践与思考,其中包含着太多的内容。您曾经长期从事田野考古,在全国许多地区进行过考古调查和发掘。而我自己,坦率地说只有过有限的几次田野发掘经历。亲历田野发掘可以直接从遗址中获取第一手资料,可以帮助发掘者加深对材料的感性认识。但毫无疑问,除此而外田野发掘对于提高考古工作者的研究水平、培养他们的思考能力等,还有着更深的意义。您能否谈谈在这方面的体会?
  张:对于一个考古工作者来说,亲身到田野实践是非常重要的,从我自己的亲身体会来说也是这样。我曾写过几篇研究商周车制的文章,可以作为这方面的例子。我最早是1957年接触到车的遗迹。那是在陕西长安张家坡发掘,当时的考古队队长王伯洪在发掘车马坑,我就是从那时候开始学习挖车马坑的。白天发掘,晚上查看关于车的文献材料。以后又有一些发掘车马坑的机会,发掘有成功的,也有过失败。但不论是哪种情况,自己都从中得到了经验、收获和增加了认识。到我开始写车制的文章时,已到了八九十年代了。这也说明一个问题,那就是学术研究不是急功近利可以做到的。我在车制的研究上也是厚积薄发。因此要有积累,实践的、文献的积累,另外还得有一点想法。比如对于发掘和研究车马坑,就可以有几种做法。第一种做法是局限于怎么发掘,发掘成什么样就报道什么样的材料,完全忠于田野实践。但这也存在着问题,因为发掘车的遗迹是要一点点剥离出来的,无论多高的发掘技术也难保证挖出的车与原状丝毫不差,更何况木质的车经过千年的变化,再加上结构上的叠压,已很难弄清楚原状了。比如很难知道一个车轮究竟有多少根辐条。1957年在张家坡,最好的技工挖出的一个车轮有21根辐条,但这能否经得住检验?第二种做法是全靠文献。《考工记》之后研究车制的极多,有各种图说。如果完全陷入其中,这肯定不行。由于我研究青铜器,也注意研究青铜的车马器,于是注意利用车上的青铜车器来研究车的结构。这种研究是有依据的,比如车轴两头有軎,如果没有移动,可以根据軎得知轴长和轴端的直径。将这类资料收集后,也许能将车制的某些局部复原出比较合乎实际的尺度。如果都按这种方法复原车的各个部件,将车轮、车厢、车辕、车衡等各部件整合起来,那就可以拼合组装成一辆比较合乎实际的车。这既不完全局限于田野发掘,也不完全依照文献。虽然最后的结果是从不同的车上拼合出来的,但因为目前还没有发现完整的车,这种方法可能更符合实际。因此,在做一件事时,你如果在别人的基础上加以改进,用一种新的理念,成绩会更好。这说明一要靠田野实践,二要靠厚积薄发,三要靠新的思路和方法,这样才可能有所突破。
  施:您的研究领域很广,商周时期的车制只是其中之一。从1956年到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后,您就一直从事商周考古学研究。在中国考古学中,人们习惯于将商周考古学单独划分出来,以区别于史前考古和秦汉以后各时期的考古学。这既不同于西方考古学界史前考古、原史考古、历史考古的提法,也不能与西方常用的青铜时代考古完全对应。如何进行这种划分或许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对各时期考古学特点的认识。商周考古学也是基于它的某些特点而划分出来的吗?
  张:中国考古学是从西方引进的,过去我们只有金石学、古器物学。最早从事考古学的人,如李济,也是由西方培养的,他们学的是人类学。国外的人类学包括了考古学,但我们自身并无这个传统。所以不论是史前考古、历史考古,或是石器时代、青铜时代和铁器时代等,都是从国外来的。这里也有一个传统的金石学、古器物学同外来的考古学相结合的问题。最早的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的工作重点是商代考古学,是殷墟。虽然也在山东的城子崖、两城镇等史前遗址进行发掘工作,但份量都不如商代考古学。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刚成立时也只分了三个研究室,按物质文化分别研究石器时代、青铜时代和铁器时代三段。因为中国历史悠久,又存在一个王朝体系,这样第二研究室就主要研究商周考古学。现在又包括了夏,成为夏商周考古学。施:说到夏或夏文化,对它的普遍关注早已超出了中国的考古学界。您如何看待夏文化?
  张:商因为发现有甲骨文,因而是很确定的。对于夏,过去是不能确定的,我们只能谈某种文化的面貌,但没有文字确认它就是夏。现在所说的夏是从文化面貌上进行的一种推理,从目前看有这种可能,但并没有证明,这里是说从考古学上还不能确认。这种推理是研究过程中的一种不能确定的结论。这并不是在研究方法上存在什么问题,而只是这个问题还不能解决。《史记》中也记载有夏的世系,但没有一条可以得到考古材料的证实。这个问题从远景上看,也不一定没有解决的希望,但最后要落实到文字。商的文化就是因为甲骨文的发现才被确认的。
  施:那是否存在夏根本就没有文字的可能呢?
  张:不太可能。
  施:是因为殷代文字已很发达了。
  张:对,而且还有各种刻符。考古学依据的是考古材料,不能单靠文献材料。我们不否认二里头文化比商早,但不能从考古学上证实二里头文化就是夏文化。
  施:有学者在研究中直接称二里头文化而不称夏文化,而一些研究中国考古学的西方学者,甚至对早商时期的文化也更多地称“二里冈文化”或“二里冈文明”。这也许是因为对于殷墟以前的这些文化,用考古学而非历史学的概念在表述与指称上会更为准确,它们突出的是有着各自确定的时空范围和内涵的具体文明,而不是文献记载或传统史观中的王朝。殷商文化因为发现了文字而被普遍认可,在中国最早被发掘的商代晚期都城殷墟还成为国际知名度最高的遗址之一。您发掘过殷墟,对商代文化进行过深入研究。对于商文化的概貌您的基本看法是什么,比如从早商到晚商,商文化的产生发展是否是一个完整的序列?又如在晚商时,商文化是局限于一个以殷墟为核心的区域,还是在中国北方呈现出了统一的面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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