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07年第3期

关于“名物新证”

作者:扬之水







  《南方文物》自今年第一期起开辟一个新栏目,称作“名物新证”,但没有说明这一名称的始末原由。承编辑部雅意,嘱我就此谈一点相关的意见以及治学心得。
  “名物新证”的概念最早由沈从文先生提出,--在《“(分瓜)”和“点犀盉”》一文中,他解释了《红楼梦》“贾宝玉品茶栊翠庵”一节中两件古器的名称与内涵,因此揭出其中文字的机锋与文物之暗喻的双重奥义。也就在这篇文章中,沈从文希望有人结合文献和文物对古代名著进行研究,并且直接提出了撰写《诗经名物新证》的课题{1}。上世纪90年代中,我初从孙机遇安先生问学,遇安师命我把这篇文章好好读几遍,说此文本身便是“名物新证”的范本。同时又拟了两个题目,即“诗经名物新证”与“楚辞名物新证”,要我选择其一,我选择了前者。《诗经名物新证》一书完成之后,我在后记里曾写下这一经过,不过当时还只是刚刚入门,对“名物新证”的概念实在还没有形成自己的认识,比如,为什么要重新起用“名物”一词;“新证”之“新”究竟在何处;新的名物研究与古器物学又有哪些不同。
  逐步有了一点想法,是在写作《古诗文名物新证》的过程中。在此书的后序中我大致总结了自己所作名物研究的基本方法,并且谈到了研究中经常思索的几个问题。
  “名物”一词最早出现在《周礼》。关于名物和名物研究的方法与历史,日本学者青木正儿在其《中华名物考》的《名物学序说》部分有一番简明扼要的论述。即第一是作为训诂学的名物学,它以《尔雅》,《小尔雅》,《广雅》为主线,此外又有性质相近的《方言》等,共同构成名物研究的训诂学基础。第二是名物学的独立。以《释名》开其端,以后又有从诗经的训诂中独立出来的名物研究,再有从《尔雅》分出来的一支,如《埤雅》,《尔雅翼》,《通雅》。第三是名物学的发展,它的研究范围也在发展过程中逐渐确立,大致说来有如下内容:甲、礼学;乙、格古(古器物);丙、本草;丁、艺植;戊、物产、己、类书(如《清异录》,《事物异名录》、《三才图会》)。第四,作为考证学的名物学。即特别把经学中的名物部分提出来,用考据的方法进行研究,并为之作图解,如江永《乡党图考》。若作分类,可别为数项,如:甲、衣服考;乙、饮食考;丙、住居考;丁、工艺考。可以说,第四项主要是清代学者的贡献{2}。这里列举的四项基本概括了传统名物学的主要内容,而古器物学也在其中构成了内容的一部分,其实它是可以独立成军的。
  关于古器物学,李济《中国古器物学的新基础》一文所论甚详,不仅分析得很透彻,而且给予了公允的评价。对于宋哲宗元祐七年完成的《考古图》,他的意见是:“这部书的出现,不但在中国历史上,并且在世界文化史上,是一件了不得的事件。在这部书内,我们可以看见,还在十一世纪的时候,中国的史学家就能用最准确的方法,最简单的文字,以最客观的态度,处理一批最容易动人感情的材料。他们开始,并且很成功地,用图象摹绘代替文字描写;所测量的,不但是每一器物的高度、宽度、长度,连容量与重量都纪录下了;注意的范围,已由器物本身扩大到它们的流传经过及原在地位,考订的方面,除款识外,兼及器物的形制与文饰。”而古器物学八百年来在中国所以未能前进,“就是因为没有走上纯理智的这条路。随着半艺术的治学态度,‘古器物’就化为‘古玩’,‘题跋’代替了‘考订’,‘欣赏’掩蔽了‘了解’”。“这八百年的工作,好像在没有填紧的泥塘上,建筑了一所崇大的庙宇似的;设计、材料、人工,都是上选;不过,忘记了计算地基的负荷力,这座建筑,在不久的时间,就显着倾斜、卷折、罅漏,不能持久地站住”{3}。不过接下来作者乃把考古学作为古器物学的延续,这恐怕是当今考古学界所不能同意的。
  曾和一位从事考古人类学研究的朋友讨论他的专业,他说:我认为考古学是一个完全独立的叙事系统:假使我们的文献全部没有了,那么纯粹以考古学的材料,还应该能够构成一个完整的历史叙述,这才是考古学存在的意义。历史事实只是一个,但阐述的方法可以有许多种,称它是不同的剧本也可以,其中的区别也许是分辨率高低的问题,在这一意义上不妨说,考古学也是剧本之一。不过重要在于,它应该独立于文献之外,成为自成一体的一种叙述方式,即考古学不是用来连接或补充文献中的缺环,而是别一个系统(或曰视野、角度)的独立的叙述。
  下面可以来讨论名物研究的古今不同。关于“古”,即如前引青木正儿之说。而今天的所谓“名物研究”,就研究对象而言,与“古”原是一脉相承,我把它明确为:研究与典章制度风俗习惯有关的各种器物的名称和用途。说得再直白一点,便是发现、寻找“物”里边的故事,--这里用的是“故事”的本意。它所面对的是文物:传世的,出土的。它所要解决的第一是定名,即用包括铭文等在内的文字材料和包括绘画、雕刻等在内的各种图像材料来确定它原有的名称。第二是定位。即在定名的基础上,进一步确定它的时代,它在当日社会生活和日常生活中的用途与功能。不妨认为,文物是有生命的。其生命过程可分作两部,一是作为原初的“物”,即在被使用着的时代,它一面以它的作为有用之物服务于时人,一面也以装饰、造型等愉悦时人的审美目光;一是“文”物。即“物”本身承载着古人对社会生活和日常生活的营造,亦即“文”。作为“名物新证”,它应以一种必须具有的历史的眼光,辨明“文物”的用途、形制、文饰所包含的“古典”和它所属时代的“今典”,认出其底色与添加色,由此揭示“物”中或凝聚或覆盖的层层之“文”。同样是以训诂与考据为基础,新的名物研究与旧日不同者在于,它应该在文献与实物的碰合处,完成一种贴近历史的叙述,而文献与实物的契合中应该显示出发展过程中各个时段的变化,此变化则应有从考古学获得的细节的真实与清晰。
  回过头再来看古名物学和古器物学。如果为二者作一个并不完全准确的区分,那么可以说,名物学是持“名”以找物,古器物学是持“物”以找名,名与物的疏离处是二者各自的起点,名与物的契合处则是二者最有意义的殊途同归。而新的名物研究便是从这两个传统学科中生长出来,复由考古学中获得新的认知与新的方法,--不仅仅是考古材料,而更在于考古学所包含的种种科学分析。
  
  总之,“名物新证”之所谓“新”,第一是研究方法。融人文科学与自然科学于一身的考古学异军突起,为名物学的方法革新赋予了最为重要的条件。第二是研究层次的深化以及研究内涵的丰富。由单纯对“物”的关注发展为“文”、“物”并重,即注重对“物”的人文意义的揭示与阐发。也就是说,与作为母体的传统学科相比,今天的名物研究应有着古典趣味之外的对历史事件和社会生活的关照。虽然它的视野里更多的是日常生活细节,--因为弄清楚一器一物在历史进程中名称与形制与作用的演变,自然是关键,而若干久被遮蔽的史之幽微,更应该是研究过程常有的发现。一叶障目不可取,一叶知秋却可以也应该作为“名物新证”的方向与目标。
  
  注释:
  {1} 《光明日报》1961年8月6日。
  {2} (日)青木正儿著、范建明译:《中华名物考》,中华书局,2005年。
  {3} 《李济考古学论文选集》,文物出版社,1990年。
  
  (责任编辑:周广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