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07年第1期

江西南昌东晋永和八年雷陔墓道教因素试析

作者:白 彬







  1997年,考古工作者在江西南昌火车站站前广场抢救性发掘清理了6座两晋砖室墓,出土漆木器、青瓷器、铜器、铁器、金银器、滑石器等珍贵文物124件。值得注意的是,该晋墓群出土漆器数量多,制作精美,题材丰富,保存完整,被认为是“东晋时期一流的作品,代表了当时漆器制作工艺的最高水平”{1}。M3因出有纪年墨书木方以及名刺、印章等,可确知其为东晋永和八年(352年)雷陔夫妇合葬墓。作为该晋墓群中墓葬年代和墓主名姓唯一明确者,3号墓不仅规模大,出土器物多,且道教色彩浓厚,道教内涵丰富,是研究早期道教在南方地区活动的珍贵史料,这是过去未曾注意到的,今试为论之。
  
  一. 雷陔墓的基本情况
  
  雷陔墓为券顶前后室砖墓(编号:M3),平面呈长方形,墓向102度。由于券顶及前室全部被毁,后室后壁亦被铲除,墓葬形制不详。从残存的墓室看,M3前室两侧可见有双耳室痕迹。墓壁砌法为错缝平铺,地砖作人字形横铺。后室保存稍好,残长4、宽1.7、高1.6米,内置两副完整的朱漆棺木。从出土遗物看,左为女棺,右为男棺,墓主头部朝向墓门。女棺长3、宽0.65、高0.92米;男棺长3.12、宽0.63、高0.89米。该墓共出土各类遗物50件,其中漆器20件、木器17件,另有铜镜、铁器、金银器、青瓷器等。
  根据发掘简报所刊布的M3平面图,可知50件出土遗物中,仅青瓷香熏一件置于棺外,其余49件均出自棺内。49件遗物中,出自女棺者26件,包括漆器15件(攒盒盖、攒盒、托盘、奁盒、耳杯、漆盘、漆箸、漆匕、漆平盘),木器6件(木盒、木柄、轴形构件、梳、篦、黛砚),以及银手镯、柿蒂连弧纹铜镜、铁刀(?)、滑石猪等。出自男棺者23件,包括漆器5件(攒盒盖、攒盒、刀鞘、圆柱形漆器、棱形手柄),木器11件(木方、名刺、印章、木盒、木柄、轴形构件、梳、篦),金指环、银钗、双凤双虎纹铜镜、铁刀、墨块、卵形石、素面铜钱各1件。男棺、女棺还各出有钱币若干,发掘报告亦云:M3出土五铢钱8枚,其中“鎏金五铢3枚,还有剪轮五铢”,但未云鎏金五铢、剪轮五铢的具体出土位置和分布情况。
  与道教有关的实物遗存皆集中在男棺内,以下重点就男棺内的道教因素作一分析。
  
  二. 名刺
  
  发掘报告云:3号砖室墓男棺内出有名刺2枚,形制大小相同,均长条形,木质,长24.6、宽3、厚0.8厘米。其上有墨书文字,文曰:“弟子雷陔再拜问起居鄱阳字仲之”{2}。
  此种带有“弟子”字样的名刺,在南方地区六朝墓多有发现和出土,如江西南昌东吴高荣墓出土名刺21枚,文曰“弟子高荣再拜问起居沛国相字万绶”{3};安徽马鞍山东吴朱然墓出土名刺14件,行文可分三种,其中一种云“弟子朱然再拜问起居字义封”{4};江西南昌两晋之际吴应墓出土名刺5枚,其中3枚文曰“弟子吴应再拜问起居南昌字子远”{5}。
  关于此种名刺的性质和用途,笔者在2001年曾撰有专文讨论,提出名刺乃道教葬仪特殊用品,系墓主蜕升上天时拜谒天帝诸神所用之物{6};王育成亦认为包括“弟子”在内的吴晋墓葬出土名刺乃道教性质的遗存{7},但也有学者对笔者的这一看法表示异议。
  一种意见认为,“弟子”之称意在表明墓主乃某人之学生、门徒、门生,是晚辈对师长、尊长者的谦称,并无特殊的宗教含义。另一种意见认为,吴晋名刺中提到的“弟子”指的是佛教弟子,而非道教弟子。
  “弟子”谦称说实际上是很难成立的。雷陔死后到阴间,需以“弟子”身份执持名刺向先他而去的授业老师禀报,这是可以理解的。出土衣物疏明确提到墓主雷陔“年八十六,即醉酒身丧”,既以86岁高龄去世,想来他需知会的先逝者应该很多,范围应该很广,除了授业老师外,起码还应包括其曾祖父、曾祖母、祖父、祖母、外祖父、外祖母、父亲、母亲等等一干人。换句话说,除了以“弟子”身份外,雷陔还应分别以“玄孙”、“曾孙”、“外孙”、“儿子”等若干不同的称谓和身份向有关人员通报。可刺文中却只有“弟子”一项而别无其他称谓,不向亲缘关系密切的至爱亲朋而仅向授业老师这样一个范围极为狭窄的群体通报,是很令人费解的事。发掘报告根据伴出带有“臣陔”字样的木印材料,推断墓主雷陔乃“东晋命官”。作为两晋时期南昌地区的世家大族,作为一个朝廷命官,雷陔去世时已86岁,他需要谦卑地以“弟子”身份禀报的对象实在不多。很明显,这样一种“弟子”名刺想要的通报对象,并非世俗的授业老师、师傅,而很可能是宗教意义上的神灵。
  佛弟子说也是没有多少根据的。尽管该东晋墓群有一些佛教性质的遗物,如6号砖室墓出土的4枚金戒指上清晰地模压和錾刻出带有背光、莲华座之佛像,但有名刺出土之3号砖室墓却没有任何佛教色彩,而佛教葬仪中亦没有以名刺随葬的习俗,在这种情况下,把雷陔与佛教挂钩实在显得牵强。的确,“弟子”一词在佛经中比比皆是,出现频率很高,然在早期佛教造像中,作为普通信众之佛教弟子往往称“佛弟子”而鲜有称“弟子”者。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的侯旭东在对公元5、6世纪的1600余种佛教造像题记进行研究后指出,早期佛教造像者的身份可分三种,一是前缀官职之官吏;二是题名冠以“比丘、比丘僧、比丘尼、沙门、沙门统、沙弥、邑师、门师等称呼”之僧尼;三是男女信众,“或径称为佛弟子、清信士、清信女、优婆塞或优婆夷”{8}。佛教信众不称自己为“弟子”,不仅早期佛教造像是如此,早期佛道混合造像也是如此。陕西西安碑林博物馆藏缺纪年铭之北魏田良宽佛道混合造像碑,在佛教造像的供养人姓氏前面,冠有“佛弟子”、“道人”、“沙弥”等字样,而在道教造像的供养人姓氏前面,则冠以“道士”、“道民”等字样{9};陕西临潼市博物馆藏北魏神龟二年(519年)刘田氏佛道混合造像碑,在佛教造像的供养人姓氏前面,多冠以“佛弟子”字样{10};北魏正光四年(523年)师生佛道混合造像碑,在佛教造像的供养人姓氏前面,亦冠有“佛弟子”等字样{11}。“佛弟子”之称在早期佛教造像和佛道混合造像中如此频繁出现,从一个侧面说明,“弟子”之称并非普通佛教信众,该称谓亦并不为当时的佛教男女信众所认同,当另有所指。
  笔者认为,3号砖室墓出土名刺乃道教性质的遗存。
  以名刺随葬的习俗,尽管在道书文献未见记载,但从考古出土材料看,此一习俗在道教葬仪中实际上是存在的。1950年代,考古工作者在湖北武昌发掘清理了一座大型多室砖墓,墓主系“道士”郑丑,年代为黄武元年(222年)或黄武六年(227年)。这是我国现存最早的一座道士墓。随葬品中包括名刺3枚,长18.8-21.5、宽3.5厘米,其中一枚即书有“道士郑丑再拜……”等字{12}。由于墓主郑丑的身份很明确是“道士”,所以名刺系道教葬仪范围内所使用的一种特殊明器,是没有问题的。雷陔墓所出名刺,质地与“道士”郑丑墓所出者完全相同,形制、书写格式亦比较接近,这显然不是一种偶然的巧合,说明“弟子”雷陔名刺尽管别无更多实质性内容,但其为道教丧仪用品无疑。
  值得注意的是,“弟子”雷陔名刺中的部分内容,如“再拜”、“问起居”等,亦见著于有关的道教经典。唐朱法满《要修科仪戒律钞》卷三引科云:“男女官各得依止,男官依止男官,女官依止女官,大法者为师,每一旬至师所受教训。……至师门,已通白云:‘某弟子问讯’。师知,已乃端严衣帔,烧香于颂经之室,命弟子令进。进至师前,安详三拜,问讯云:‘比者,起居安不(否),德无损和(乎?)’。师无他故,乃答云:‘比日亦无亏。’……弟子若有罪过,先闻师耳,可云:‘汝有某事,可加戒悔,令其改革。’弟子拜谢,乃云:‘不能自厉,劳师诫敕。’又拜谢云:‘从今以去,不敢复犯。’若是斋前设斋,斋后无所施设,乃便去,再拜云:‘愿师以自珍重。’……起,退三步,乃始转去。”{13}文中云弟子每一旬即至法师居所再拜、问起居,与出土名刺材料大体吻合,从另一个侧面说明,此种名刺与道教之间存在着密切的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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