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5年第11期

南南合作走向复兴?(上)

作者:萨米尔.阿明







  采访者:雷米·哈里拉
  二○○五年四月二十五日,巴黎
  
  哈里拉:五十年前,重获政治独立的亚非国家的主要领导人于一九五五年首次在万隆相聚。他们的共同目标是什么?
  阿明:出席万隆会议的亚非领导人的目标远非一致。他们在所代表的政治和意识形态潮流、他们各自对于将要建设或重建的未来社会及其与西方国家关系的看法等诸多议题上都存在分歧。民族解放运动在倾向上分化出激进的(“社会主义”)和温和的两脉;对立产生于对这个运动的总体根源的判断,对于一部分人而言,民族解放运动建基于社会阶级(农民、普通市民社会、中产或受惠阶层……),而另一部分人则将之归因于政治的和组织形式的传统(共产党、商会、教会……)。尽管如此,共同的目标毕竟使他们更加接近并且使会议有了一个方向。争取独立的历史性战斗并未结束。他们最低限度的共同纲领,是实现亚非政治的非殖民化。而且,他们都认为,重新获得政治独立仅仅是手段,而赢得经济、社会和文化的解放才是目的。但是,两种不同的观点也使他们产生了分化:其中大多数的观点认为,在世界经济体系内的“相互依存”的关系中,“发展”是可能的,而共产主义国家领导人则认为,离开资本主义营垒的结果就是要重建——和苏联一起,如果不是追随的话——一个世界社会主义阵营。不打算“离开体系”(“分离”或“脱节”)的资本主义第三世界领导人在战略上和战术上对这种发展眼光都不表示赞同。但他们也认为,要建立一个独立的发达社会就意味着和西方主流国家在一定程度上的冲突。激进的一翼预计到必须对外国垄断资本加以限制,以免它对民族经济的发展产生较大程度的制约和影响。为了维护刚刚获得的独立,他们拒绝加入全球军事角逐,拒绝美国霸权所试图强加给他们的角色,即被当作包围社会主义国家的基地。但是,他们仍认为,拒绝加入大西洋军事阵营并不意味着就要被置于它的对手即苏联的保护之中。于是,便诞生了被万隆精神所催生的名为“中立主义”或“不结盟”的国家集团和组织。
  哈里拉:西方大国对“万隆会议”有什么反应?
  阿明:无论在政治层面,还是在经济战争的层面,西方大国都不会接受万隆会议的精神以及出于他们自由意志的不结盟立场。他们对上世纪六十年代第三世界激进领导人(纳赛尔、苏加诺、恩克鲁玛、莫迪博·凯塔)的真正不满,也几乎在这一时期爆发出来,在一九六五到一九六八年间,以色列于一九六七年七月对埃及、叙利亚和约旦的入侵,表明了不结盟的政治立场并不为大西洋盟国所接受。
  哈里拉:不结盟运动在此后的进展如何?
  阿明:可以说是如火如荼。在六十年代到七十年代之间,在不结盟运动中日渐制度化的不结盟精神,几乎是集结了所有的亚非国家,它逐渐从专注于支持民族解放斗争、拒绝军事盟约的政治团结的前沿位置,转向了“针对北半球表达经济诉求的贸易联合体”的位置。在这个框架之内,不结盟运动将联合起那些从未能够打算反对美国霸权主义的拉美国家,在这方面,古巴是个例外。七十七国集团——第三世界国家整体——宣告了这个南半球的新的广泛联盟的出现。在一九七三年战争和石油价格调整后,打响于一九七五年的“国际经济新秩序”的战役,标志着这场变革的完成,也终结了它的历史使命。人们所称的“发展意识形态”,在一九五五年到一九七五年间,经历了它的“鼎盛时期”,目前可能正面临致命的危机。
  哈里拉:如何去界定这个产生于“万隆会议”的政治经济学的“发展意识形态”?
  阿明:尽管常常是含糊的和不太明确的,但不结盟的政治经济学可由以下元素加以限定:一、发展生产力,增加产出,特别是工业化的愿望;二、为民族国家提供发展导向和控制发展进程的愿望;三、“技术的”模型是“中性”的、可以通过控制进行复制的信念;四、发展进程只需民众对国家行为的支持,而不包含民众的原创性的信念;五、即使存在暂时的冲突,但与参与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贸易与发展并没有根本矛盾的信念。某种意义上说,在一九五五至一九七○年间资本主义扩张的形势下,这一规划才得以成功实施。除了意识形态路线的差异外,亚、非、拉美实行的发展政策的目标是基本相同的。在各个国家,它都是一个旨在加速现代化进程和通过工业化达到社会富足的民族主义规划。在一九四五年,几乎所有的亚洲国家(日本除外)、非洲国家(包括南非)以及拉丁美洲国家(尽管有一些细微差别),除了星星点点的采矿业之外,还根本不具有任何名副其实的工业企业,人口构成主要是农业的,尚在古代的或殖民制度的统治之下。只要回想一下这一切,人们就不难理解这一共同目标。除了广泛的多样性以外,所有的民族解放运动都把政治独立、国家现代化、经济工业化作为共同的目标。
  哈里拉:所有的第三世界国家真的都要去实施这一战略吗?
  阿明:要说他们在能够实施的情况下没有努力实施,那是不正确的。不可否认,每个国家都有不同的情况,但试图以归纳出来的模型来对他们进行分类仍旧具有合理性。不过如果有人试图或者曾经打算根据这种功能分类来揭示这些经验、可能性以及内在外在的限制的话,倘若不是出于意识形态偏向的需要,那他很可能会成为这种想法的牺牲品。通过对他们共同特征的强调,我宁愿远离这种类型的划分,而从历史本身的走向去重新辨析其本来面目。
  哈里拉:工业化具体指的是什么?
  阿明:工业化首先是指国内市场的建立,并且要保护这一市场不受到竞争的侵害,竞争因素有害于它的形成。这个公式会因环境因素和理论或意识形态论题(消费轻工业优先,或是“产业的工业化”优先)的不同而呈现差异,但最终的目标是一致的。技术只能靠引进,但接受外国资本的设备安装就没有必要了;当然,结果取决于本国讨价还价的能力。金融资本将被邀请直接在国内投资或向国内放贷。在这里,外国私有财产——公共财政(归功于国内的节支和外部的援助)再度作为一个公式,可以适用于人们对于投入与产出的评估。这些发展计划所推动的进口需求表明,工业化不能只靠传统的农业和矿产出口来满足自己的需要。在总体增长的时期,就如同在战后那个时段一样,对所有产品(能源、原材料……)的需求都有持续增长的可能。贸易的额度起伏不定,但并没有因为它的衰退而全部抵消出口量增长的效果。城市化、交通与通讯设施、教育、社会服务等等,理所当然地致力于为工业化服务,但正如人们在从前的超越种族的民族主义话语中所读到的那样,它们在被推进的过程中也承载着自身的目的,这就是致力于建设民族国家和实现行为的现代化。现代化,虽然处于工业化的中心,却并不等于工业化。
  哈里拉:人们认为国家干预对发展具有绝对决定性作用吗?
  阿明:在那个时期,人们如今经常与“国家干预”(因为与人们主张的市场的自发性相冲突,所以总是作为否定性的概念)相对并举的“私人利益”——与市场的自发倾向相关联——这个概念还未见使用,这个对立面甚至尚未引起关注。相反,为所有强权势力共享的常识此时却在国家干预中发现了建立市场和现代化的核心元素。负有社会主义壮志的激进左派理所当然地要伴随国家主义(或国家社会主义)的扩张逐步取缔私有财产。然而,并不认同这个目标的民族主义右翼,也同样是干预主义者和国家调控的支持者:私人利益的确立,根据其自身的要求,非常需要一种强有力的国家控制。
  哈里拉:然而,发展并不总是被理解为与资本主义相互对立的,是吗?
  阿明:不错,如今,这样去解读这段历史的诱惑力是很大的:这就是世界资本主义的扩张已达到了这样一个阶段,它已在一定程度上获得了与国家的原始积累相联系的某些功能,相应地也就为下一个阶段创造了条件,也就是当下人们将会指出的,是以对世界市场的开放为特征的阶段。我不打算屈从于这种诱惑。世界资本主义的主要力量并没有自发地创造出“发展的模型”。作为当时第三世界民族解放运动的产物,这一发展模式是由其自身的具体环境决定的。因此,我会更强调资本主义体系内部的矛盾,这就是总被短期的财政结算尤其是被这一模式下的社会安排所牵制的自发的短视的倾向和与以上动力相冲突的激励提升政治实力的长远眼光之间的矛盾。众所周知,这一冲突并非总是激烈的,资本主义已与之相适应,它不会导致大规模的运动。资本主义的主要力量与那些实践万隆规划的国家之间的冲突,其激烈程度取决于是把国家控制的实现看作是对资本主义的取代还是支持。运动的激进一翼赞同第一个观点,因此和资本主义的直接利益相冲突,尤其是通过国有化和取缔外国财产。相反,温和派则寻求调和利益冲突,相应地也就提供了和解的机会。在国际范围内,这个区别很容易与发生在苏维埃主义和西方资本主义之间的东西方冲突的概念相吻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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