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4年第1期

　　
　　其实，铁西区的工业化最早见证的并不是中国的社会主义，而是日本以军国主义面目出现的扩张与侵略的资本主义。正是由于在亚洲地缘政治中特殊的位置，它成为苏联援助的新中国社会主义工业基地，从战败的法西斯德国没收的机器成为新中国工业化的基础。世界历史的风云际会使得铁西区成为人类二十世纪热战与冷战的见证，也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交锋区：它以工业化为历史的战场。东北，从大清帝国皇家命脉的风水宝地，到抗日联军浴血奋战白山黑水的战场；从新中国第一代钢铁工人与石油工人的诞生，到志愿军抗美援朝雄赳赳气昂昂保家卫国跨过鸭绿江，它硝烟弥漫，血迹犹在，一幕幕历史的悲喜剧在这里被书写——纪录片《铁西区》是离我们最近的一幕，它因为叠印了这些历史的沧桑而使我们动容。是工业优先于农业的现代化诉求，更是反抗资本主义掠夺的全球霸权，决定了第三世界社会主义国家的工人阶级与西方不同的历史与阶级意识。六十年代中国工人阶级的代表是铁人王进喜，铁人精神是“为国分忧，为民族争气”。现代工业的第一要义就是能源和钢铁，因此石油工人和钢铁工人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光辉典范，就不是偶然的。为国家炼油炼钢的主人翁精神成为对工人阶级主体性的构建，表明中国工人阶级主体性的获得是与国家民族工业的实现联系在一起的，是共同在第三世界社会主义民族国家的框架中实现的。正是在这样的主体意识中，中国工人阶级获得了自己的国家和在国家建设中的历史主动性。被压迫者一旦获得当家做主的感觉，它就永远不会也不应该被忘记，这正是社会主义的重要遗产。
　　中国工人阶级的命运一直内在于中国的现代化过程中，而中国对现代化的渴望是被跨洋越海的帝国主义枪炮教训出来的。以洋务运动为代表的早期现代化首先建立在对军事工业现代化的诉求上，这只是证明了一个历史的逻辑: 对工业尤其是重工业的需求，对于要把自己锻造成一个民族国家的中国来说，是在近代史的开端就注定的宿命。它已经先在地成为新中国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的历史动机。中国对工业化与民族国家的需求同是近代史的产物。犹如铁西区的历史曾深刻地打着苏联的烙印，中国的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离不开与苏联的关系。新中国与苏联的历史有着没有被足够重视的相似：都是农民革命的胜利，同时又建立在对农民的剥夺上。无论是俄国的十月革命，还是中国的民主主义革命，都是旧时代和它的子民们不堪忍受资本主义的原始积累而反抗的革命，是农民革命，工人阶级是农民的儿子。历史并不是没有给予中国和俄国发展市场资本主义的机会，而恰恰是这种发展导致了社会的分裂，正是资本主义对农民的排斥和掠夺，导致了农民的反抗和社会危机的爆发，从而使得社会主义得以诞生，社会主义成为另一个现代性的替代方案。而凡是民族资本主义能够取得胜利的地方，社会主义都失败了，美国之所以有工人运动却没有社会主义，正是因为它没有几千年传统农业社会与文明对资本主义的抵抗。这或许正是为什么西方的资产阶级革命中，最残酷的是法国大革命，它其实是被工业革命和政治革命后的英国所推倒的，世界革命的多米诺骨牌由此开始，这个欧洲大陆传统农业最强大和最富裕的绝对主义国家里80%以上的人口是农民，这绝对不是一个应该被忽略的问题，法国大革命的历史意义远远没有被穷尽。不是马克思所期望和设想的最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阶级起来推翻资本主义社会，而是资本主义在它所确立的过程中所激发出的旧世界的反抗，恰恰是这种革命运用了社会主义的旗帜并获得成功，人类历史上迄今为止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建立，其实都是农民革命的结果。在因此诞生的社会主义国家中，工人阶级的主体性既是被马克思的历史辩证法所赋予的，也是被现代性的历史动机所赋予的，然而工人阶级主体性的获得却以农民的被剥夺为前提和代价，这是怎样的历史悖论！民族国家的历史使命是用国家的力量发展资本和现代化，因此，现代化和工业化以对农民、农业的掠夺来完成资本的原始积累，无论是资本主义的英国还是社会主义的中国、苏联，都是同一个历史动机的不同演绎。
　　由于新中国要在一个资本短缺的国家发展资本密集的重工业，它产生了以国家资本的形式对农民、农业的过度汲取，造成城市与乡村、工业与农业的日益深刻的分裂，这依然是今天中国社会最严重的危机。但是它并不只是社会主义的危机，而是近代以来中国在全球化格局中被迫接受现代化的民族国家的逻辑结果，“三大差别”在今天市场经济的条件下不是缩小而是扩大了，城乡二元的问题是自晚清以来中国现代性悖论的现实展开。这个悲剧植根于全球化与现代化的历史与问题之中，不能仅仅从中国社会主义内部来理解。毛泽东的社会主义道路是中国版本的“工业革命”，中国工人阶级主体性的获得与失落都与此相关。其实八十年代以来的改革开发只是用另一种国家设计——市场经济，去继续完成这个追赶现代化的进程。为发展现代化而建立的新中国，其政权的合法性必须建立在现代化的发展之上，这是民族国家一旦建立就无法违抗的天命。毛泽东时代的大跃进和今天的加速发展现代化，体现的是同样的历史逻辑。当社会主义民族国家的工业革命以计划经济的形式完成之后，工人的主体性却分崩离析了。市场经济时代降临了，他们不再是创造价值的主体，成了被资本放逐的对象。然而，没有计划经济时代三十年的高强度积累，就不可能有改革开放的物质条件: 它是中国最广大的工人和农民为国家的现代化所付出的极大代价。
　　今天，中国东北工业的衰落意味着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为民族国家承担自我锻造的历史使命已经结束，一个时代结束了。铁西区，这个艰难而痛苦地承载了第三世界社会主义民族国家重工业发展历史过程的地方，这个在今天的中国被改革开放的市场话语叙述所压抑的工人阶级的历史，因为这部叫做《铁西区》的纪录片而被照亮，并灼痛了我们的记忆。王兵在拍《铁西区》的时候，一直在想: 我们为什么会造这么大的工厂，为什么它会成为一个时代的理想？为什么整个国家，在那个时期牺牲个体为它服务。为什么我们想创造一个世界，但最终这个世界还是崩溃了？
　　《铁西区》的确让我们无法逃避地置身于这些历史的拷问中。
　　《铁西区》的第二部是《艳粉街》，它在三十年代至五十年代住的都是从关里来为日本人的工厂做工的工人，现在则为铁西区各工厂的工人。那都是一些低矮、破败、简陋的建筑，里面有病了的母亲、疲惫而失落的父亲、年迈了的祖母和无法在狭小空间里安顿自己的不安分的孩子们。与衰败形成对比的正是一群十七八岁的少男少女，他们的青春、爱情、欲望、欢笑、嬉闹成为这个晦暗背景中的一抹亮色。虽然他们无所事事地整天在堆满积雪与垃圾的社区里游荡，但他们为这个沉沦中的街区带来对生命活力的希冀，这构成《艳粉街》上半部分的主要内容。影片仔细地观察这些在最敏感年龄里的孩子对生活的理解和表达，他们的青春在怎样的状态下消失，他们的未来会是什么样子？这是既可以预计，又无法预计的。然而他们用自己的本能和天性对美好事物的朦胧意识与追寻，其实是导演寄托希望的所在：人总是要去追寻他生命中的东西。但是，对于《铁西区》来说，这并不意味着一种轻易的托交，这些希望到底是否靠得住？特别在人的命运被一种巨大的异己力量所左右的时候。片中有两个大男孩在一起讨论理想，一个男孩一边说他一点理想都没有，一边露出了在王兵看来“特别迷人”的笑容——它鲜花一样盛开在一个虚无的未来中，构成了一种奇异的悖论。《艳粉街》的结束部分正好也是整个影片最后一次拍摄，在厚厚的积雪的街道上，大部分房屋已经被拆成了废墟，昏暗的路灯，一个大男孩从屋里走出来，茫然地眺望着这片曾经熟悉的荒漠。它寂静无声。
　　《艳粉街》的英文名字被翻译为“废墟（Remnants）”，影片的后半部分表现的就是这条街是怎么从一个工人们日常生活的领域成为被拆迁的废墟。拆迁是为了招商引资，全中国大大小小的城镇都在实施拆迁，这是当代中国的醒目景观。旧的拆掉了，新的在哪里呢？对于铁西区的工人们来说，拆迁意味着从公共生活到日常生活的全面解体。过去所熟悉的生活分崩离析了，日常生活领域无法抗争地沦陷与失落。在物质的巨大废墟上，是无言的精神的废墟，它的荒凉犹如烟花后的天空，记忆中的繁华如落在雪地上的爆竹的碎片，使得无边的黑夜和虚空变得触目而惊心。
　　《铁路》是三部曲中的最后一部，铁路与火车也是整个影片的重要意象，影片由它开始，也由它结束。但是这里的火车，业已丧失掉三十年代西方工业化时代先锋派与未来派在他们的纪录片中对煤矿、钢铁、机械、工业的乐观与赞美的历史意蕴——那是一个新时代的开始，《柏林，大都会交响曲》也是由火车开始，火车在清晨穿过空旷的乡村的田野，在铁路两边跳动的电话线和铁轨不断分叉与合拢的运动中，生气勃勃地进入到因此而苏醒的城市和工业区，这是一种对历史进程胜利的庆典。我在看《铁西区》的时候，不断联想到这部不同时代的作品: 它们处在不同的历史位置，一个是时代的上升，一个是时代的衰落，却属于一个共同的历史命运。在《铁西区》中，火车始终缓慢而阴郁地穿行在破败的工厂所构成的废墟中，周而复始，铁路本身成了锈迹斑斑的过去历史的回忆。工厂停工了，火车依然在废墟的内部穿行，一个空旷而荒诞的空间，铁路本身已经是废墟的一个部分，是废墟的死魂灵，在冰雪覆盖的寒冷、枯燥而衰败的土地上，火车的运行不再是人类胜利进发的标志，却是历史和人类衰落的形式，以及对这种衰落进行悲悼的仪式。在本雅明看来，对救赎的需要正是当历史化为物质的废墟的时候。
　　正是《铁西区》中所呈现的物化以巨大的废墟的意象揭示出这个世界的物质性的沉沦，人的沉沦，灵性的消失以及时代的衰落。它具有一种陌生和令人震惊的效果，没有任何廉价的乐观。长达九小时的影片在叙述上不屈从于任何试图吸引观众的诱惑，是非常理性和清醒的把握，它指向对现实和内心的诚实。王兵说: 我非常希望能肯定生命的价值，但是在现实面前，我却变得非常无力，对生活越来越怀疑——他把怀疑变成了强有力的影像的力量。
　　在第三部《铁路》中作为个体的人在昏暗的背景中开始被照亮，个体被赋予了最细腻的拍摄。杜锡云和杜阳是一对以火车为生的父子，然而，他们并不是铁路上的正式职工，而是游离于社会体制外的个体，是一些生活在主流历史之外的边缘人，却寄生在历史中，依靠对体制的阿谀、背叛、剽窃、威胁，在缝隙中寻求脆弱的生存空间。父亲一无所有，却被艰难困苦的生活锤炼得坚强而狡黠，对社会和生活有自己的理解和判断。而面容忧郁、沉默寡言的十七岁的儿子，因为母亲在他很小的时候就离家出走，内心非常脆弱，和外部世界的接触障碍重重。
　　一次，父亲因为偷煤被抓到拘留所里关押了。独自留在破屋中的儿子从墙角翻出一个包了两层的塑料袋，慢慢打开，却是一叠照片，最上面是一张包括母亲在内的全家福，再一张是年轻的母亲斜靠在草垛上，从装扮上看似乎从农村进入城市不久，她微笑而温和地看着世界。这时，忽然，钟声音乐般地响起，在这样的黑夜和重负下，它仿佛来自天堂，扣人心弦，一直敲了十一下，镜头从照片缓缓地摇到墙上的挂钟，再摇回来，儿子已经泪流满面，泪水透亮地挂在伤恸的肮脏的脸上——这张孤儿的脸在刹那间被彼岸的光所照亮。
　　在这个冰冷的物质的世界里，当温热的泪水滴落在卑微的人生中，我们被来自内心深处的悲悯所打动。在《铁西区》严密、冷静和理性的叙述中，这个场景仿佛是一道被划开的伤口，暴露出了它背后导演情感复杂的内心世界。在这样的历史的黄昏和暗夜，我们该如何来肯定自己的生命？其实我们每个人都在承受和体验个体在国家大的命运中挣扎的过程。王兵认为，如果通过这样的命运能认识自我和世界，那么虽然置身于这个命运之中，个体是觉醒的。觉醒是被救赎的前提。正是个体在巨大的物质世界中的渺小与无力，使得王兵去发现并珍视作为个体的人对情感的强烈需求与肯定，那是生命本身的力量，然而，这是通往救赎的路吗？
　　
　　影片结束的时候，火车依然穿行在灰色调的大雪中的厂区，如同在历史的白夜中，破落苍凉的建筑物梦幻一般地展开和后退，渐行渐远，从工厂中延伸出来的铁轨，联系着我们和摄影机所在的地方。这时，雪几乎是温柔地悄然飘来，一点一点无声地落在摄影机的镜头上，融化在天地一片苍茫中。雪花所唤起的被压抑的纯洁与感性给影片抹上了最后的伤感的调子——灰色调，那是光明与黑暗之间的色调。天空和大地已经暗淡下来了，那是历史尚未明朗之前的暧昧，在这暧昧之中，火车上的我们会进入怎样的未来呢？
　　
　　二○○三年十月，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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