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纪八高祖神尧大圣光孝皇帝下之下武德九年(丙戌、626)






  唐纪八唐高祖武德九年(丙戌,公元626年)

  [1]九月,突厥颉利献马三千匹,羊万口;上不受,但诏归所掠中国户口,征温颜博还朝。

  [1]九月,突厥颉利可汗进献三千匹马、一万头羊,唐太宗推辞不受,只是下诏令其归还所掠夺的中原人口,并征召上一年被突厥俘虏的温彦博回到朝中。

  丁未,上引诸卫将卒习射于显德殿庭,谕之曰:“戎狄侵盗,自古有之,患在边境少安,则人主逸游忘战,是以寇来莫之能御。今朕不使汝曹穿池筑苑,专习弓矢,居闲无事,则为汝师,突厥入寇,则为汝将,庶几中国之民可以少安乎!”于是日引数百人教射于殿庭,上亲临试,中多者赏以弓、刀、帛,其将帅亦加上考。群臣多谏曰:“于律,以兵刃至御在所者绞。今使卑碎之人张弓挟矢于轩陛之侧,陛下亲在其间,万一有狂夫窃发,出于不意,非所以重社稷也。”韩州刺史封同人诈乘驿马入朝切谏。上皆不听,曰:“王者视四海如一家,封域之内,皆朕赤子,朕一一推心置其腹中,奈何宿卫之士亦加猜忌乎!”由是人思自励,数年之间,悉为精锐。

  丁未(二十二日),太宗带领各卫将士在显德殿庭院练习箭术,并当面训话道:“自古以来就有周边的戎狄等族的侵扰,值得忧虑的是边境稍微安宁,君主就放逸游荡,而忘记战争的威胁,因而一俟敌人来犯则难以抵御。现在朕不让你们修池榭筑宫苑,而是专门熟习射箭技术。闲居无事时,朕就当你们的老师,一旦突厥入侵,则做你们的将领,这样,中原的百姓也许能过上安宁的日子!”从此,太宗皇帝每日带领数百人在宫殿庭院里,教他们射箭,并亲自测试,射中箭靶多的士兵赏赐给弓、刀、布帛,他们的将领考核成绩时列为上等。许多大臣劝谏道:“依照大唐律令,在皇帝住处手持兵刃的要处以绞刑。现在陛下您让这些卑微之人张弓挟箭在殿宇之旁,陛下身处其中,万一有一个狂徒恣肆妄为,就会出现意外事故,这不是重视社稷江山的办法。”韩州刺史封同人假称有事,骑驿马来到朝廷直言苦谏。大宗均听不进去,他说:“真正的君主视四海如同一家,大唐辖境之内,都是朕的忠实臣民。我对每个人都能推心置腹,以诚相待,却为何要对保卫朕的将士横加猜忌呢?”从此人人想着自强自励,几年之间,都成为精锐之士。

  上尝言:“吾自少经略四方,颇知用兵之要,每观敌陈,则知其强弱,常以吾弱当其强,强当其弱。彼乘吾弱,逐奔不过数十百步,吾乘其弱,必出其陈后反击之,无不溃败,所以取胜,多在此也!”

  太宗曾说过:“我从小南征北战,东略西讨,颇知用兵之道。每次观察敌军阵势,即知道它的强弱,并常以我军弱旅抵挡其强兵,而以强师击其弱旅。敌军追逐我方弱旅不过走数百步,我军攻其弱旅,一定要突至其阵后乘势反击,敌军无不溃败奔逃,这就是我的取胜之道!”

  [2]己酉,上面定勋臣长孙无忌等爵邑,命陈叔达于殿下唱名示之,且曰:“朕叙卿等勋赏或未当,宜各自言。”于是诸将争功,纷纭不已。淮安王神通曰:“臣举兵关西,首应义旗,今房玄龄、杜如晦等专弄刀笔,功居臣上,臣窃不服。”上曰:“义旗初起,叔父虽首唱举兵,盖亦自营脱祸。及窦建德吞噬山东,叔父全军覆没;刘黑闼再合余烬,叔父望风奔北。玄龄等运筹帷幄,坐安社稷,论功行赏,固宜居叔父之先。叔父,国之至亲,朕诚无所爱,但不可以私恩滥与勋臣同赏耳!”诸将乃相谓曰:“陛下至公,虽淮安王尚无所私,吾侪何敢不安其分。”遂皆悦服。房玄龄尝言:“秦府旧人未迁官者,皆嗟怨曰:‘吾属奉事左右,几何年矣,今除官,返出前宫、齐府人之后。’”上曰:“王者至公无私,故能服天下之心。朕与卿辈日所衣食,皆取诸民者也。故设官分职,以为民也,当择贤才而用之,岂以新旧为先后哉!必也新而贤,旧而不肖,安可舍新而取旧乎!今不论其贤不肖而直言嗟怨,岂为政之体乎!”

  [2]己酉,(二十四日),太宗与群臣当面议定开国元勋长孙无忌等人的爵位田邑,命陈叔达在宫殿下唱名公布,太宗说:“朕分等级排列你们的功劳赏赐,如有不当之处,可以各自申明。”于是各位将领纷纷争功,议论不休,淮安王李神通说:“我在关西起兵,首先响应义旗,而房玄龄、杜如晦等人只是捉刀弄笔,功劳却在我之上,我感到难以心服。”太宗说:“叔父虽然首先响应义旗举兵,这也是自谋摆脱灾祸。等到窦建德侵吞山东,叔父全军覆没;刘黑闼再次纠集余部,叔父丢兵弃甲,望风脱逃。房玄龄等人运筹帷幄、决胜千里,使大唐江山得以安定,论功行赏,功劳自然在叔父之上。叔父您是皇族至亲,朕对您确实毫不吝惜,但不可循私情滥与有功之臣同等封赏。”众位将领于是相互议论道:“陛下如此公正,即使对皇叔淮安王也不循私情,我们这些人怎么敢不安本分呢。”大家都心悦诚服。房玄龄曾说:“秦王府的旧僚属未能升官的,皆满腹怨言道:‘我等跟随侍奉陛下身边,也有许多年了,现今拜官,反而都在前太子东宫、齐王府僚属的后面。’”太宗说:“君主大公无私,因此能使天下人心服。朕与你们平日的衣食,都取自百姓。因此设官吏定职守都是为了百姓,理应选择贤才加以任用,怎么能以新人旧人来做为选拔人才的先后顺序呢?如果新人贤能,故旧不才,怎么可以放弃新人而只取故旧呢!现在你们不论其是否贤能而只是怨声不断,这岂是为政之道?”

  [3]诏:“民间不得妄立妖祠。自非卜筮正术,其余杂占,悉从禁绝。”

  [3]太宗下诏;“民间百姓不得私自设立妖祠。除了正当的卜筮术,其余杂滥占卜,一律禁绝。”

  [4]上于弘文殿聚四部书二十余万卷,置弘文馆于殿侧,精选天下文学之士虞世南、褚亮、姚思廉、欧阳询、蔡允恭、萧德言等,以本官兼学士,令更日宿直,听朝之隙,引入内殿,讲论前言往行,商榷政事,或至夜分乃罢。又取三品已上子孙充弘文馆学士。

  [4]太宗聚集经史子集四部书二十余万卷藏于弘文殿,并于殿旁设置弘文馆。遴选虞世南、褚亮、姚思廉、欧阳询、蔡允恭、萧德言等国内精通学术之人,以原职兼任弘文馆学士,让他们轮流值宿,皇上在听政之暇,领他们进入内殿,讲论先哲言行,商榷当朝大政,有时要到午夜时分才结束。又选取三品以上官员的子孙充任弘文馆学生。

  [5]冬,十月,丙辰朔,日有食之。

  [5]冬季,十月,丙辰朔(初一),出现日食。

  [6]诏追封故太子建成为息王,谥曰隐;齐王元吉为剌王,以礼改葬。葬日,上哭之于宜秋门,甚哀。魏徵、王表请陪送至墓所,上许之,命宫府旧僚皆送葬。

  [6]太宗下诏追封已故太子皇兄李建成为息王,谥号为隐;皇弟齐王李元吉谥号为剌,以皇家丧礼重新安葬。安葬那一天,太宗皇帝在宜秋门大哭一场,显得十分哀痛。魏徵、王上表请求陪送灵车到安葬地,太宗答应了他们的请求,并命令原东宫和齐王府的旧僚属都去送葬。

  [7]癸亥,立皇子中山王承乾为太子,生八年矣。

  [7]癸亥(初八),朝廷立中山王李承乾为皇太子,时年仅八岁。

  [8]庚辰,初定功臣实封有差。

  [8]庚辰(二十五日),唐朝初步规定功臣实得食邑封户的等级差别。

  [9]初,萧荐封德彝于上皇,上皇以为中书令。及上即位,为左仆射,德彝为右仆射。议事已定,德彝数反于上前,由是有隙。时房玄龄、杜如晦新用事,皆疏而亲德彝,不能平,遂上封事论之,辞指寥落,由是忤旨。会与陈叔达忿争于上前,庚辰,、叔达皆坐不敬,免官。

  [9]起初,萧向高祖荐举封德彝,高祖任命他为中书令。到了太宗即位,改任萧为尚书左仆射。封德彝为右仆射,二人商定将要上奏的事,到了太宗面前封德彝屡次变易,由此二人之间产生隔阂。当时房玄龄、杜如晦刚当权,均疏远萧而亲近封德彝,萧愤愤不平,于是上密封的奏章理论,辞意凄凉,由此触犯圣意。适逢萧与陈叔达又在太宗面前含怒争辩,庚辰(二十五日),萧、陈叔达皆以对皇上不恭敬的罪名,被罢官免职。

  [10]甲申,民部尚书裴矩奏“民遭突厥暴践者,请户给绢一匹。”上曰:“朕以诚信御下,不欲虚有存恤之名而无其实,户有大小,岂得雷同给赐乎!”于是计口为率。

  [10]甲申(二十九日),民部尚书裴矩进言:“对遭受突厥暴虐践踏的百姓,请求每户赐给绢帛一匹。”太宗说:“朕以诚、信二字统治下属,不想徒有抚恤百姓的名声而没有实在的东西,每户中人数多少不等,怎么能整齐划一,赏赐都一样呢?”于是计算人口以它为赏赐的标准。

  [11]初,上皇欲强宗室以镇天下,故皇再从、三从弟及兄弟之子,虽童孺皆为王,王者数十人。上从容问群臣:“遍封宗子,于天下利乎?”封德彝对曰:“前世唯皇子及兄弟乃为王,自余非有大功,无为王者。上皇敦睦九族,大封宗室,自两汉以来未有如今之多者。爵命既崇,多给力役,恐非示天下以至公也!”上曰:“然。朕为天子,所以养百姓也,岂可劳百姓以养己之宗族乎!”十一月,庚寅,降宗室郡王皆为县公,惟有功者数人不降。

  [11]起初,高祖想以加强皇室宗族的力量来威镇天下,所以与皇帝同曾祖、同高祖的远房堂兄弟以及他们的儿子,即使童孺幼子均封为王,达数十人。

  为此,太宗语气和缓地征求群臣的意见:“遍封皇族子弟为王,对天下有利吗?”封德彝回答道:“前世只有皇帝的儿子及兄弟才封为王,其他宗亲如果不是有大功勋,便没有封王的。太上皇亲善厚待皇亲国戚,大肆分封宗室,自东西汉以来都没有如此之多。封给的爵位既高,又多赐给劳力仆役,这恐怕不能向天下人显示自己的大公无私吧!”太宗说:“有道理。朕做天子,就是为了养护百姓,怎么可以劳顿百姓来养护自己的宗族呢!”十一月,庚寅(初五),将宗室郡王降格为县公,只有功勋卓著的几位不降。

  [12]丙午,上与群臣论止盗。或请重法以禁之,上哂之曰:“民之所以为盗者,由赋繁役重,官吏贪求,饥寒切身,故不暇顾廉耻耳。朕当去奢省费,轻徭薄赋,选用廉吏,使民衣食有余,则自不为盗,安用重法邪!”自是数年之后,海内升平,路不拾遗,外户不闭,商旅野宿焉。

  [12]丙午(二十一日),太宗与群臣讨论防盗问题。有人请求设严刑重法以禁盗,太宗微笑着答道:“老百姓之所以做盗贼,是因为赋役繁重,官吏贪财求贿,百姓饥寒交集,所以便顾不得廉耻了。朕主张应当杜绝奢移浪费,轻徭薄赋,选用廉吏,使老百姓吃穿有余,自然不去做盗贼,何必用严刑重法呢!”从此经过数年之后,天下太平,路不拾遗,夜不闭户,商人旅客可在野外露宿。

  上又尝谓侍臣曰:“君依于国,国依于民。刻民以奉君,犹割肉以充腹,腹饱而身毙,君富而国亡。故人君之患,不自外来,常由身出。夫欲盛则费广,费广则赋重,赋重则民愁,民愁则国危,国危则君丧矣。朕常以此思之,故不敢纵欲也。”

  太宗曾对身边的大臣说:“君主依靠国家,国家仰仗百姓。剥削百姓来奉养君主,如同割下身上的肉来充腹,腹饱而身死,君主富了而国家灭亡。所以君主的忧虑,不来自于外面,而常在于自身。凡欲望多则花费大,花费大则赋役繁重,赋役繁重则百姓愁苦,百姓愁苦则国家危急,国家危急则君主地位不保。朕常常思考这些,所以不敢放纵自己的欲望。”

  [13]十二月,己巳,益州大都督窦轨奏称獠反,请发兵讨之。上曰:“獠依阻山林,时出鼠窃,乃其常俗;牧守苟能抚以恩信,自然帅服,安可轻动干戈,渔猎其民,比之禽兽,岂为民父母之意邪!”竟不许。

  [13]十二月,己巳(十五日),益州大都督窦轨上奏,声称当地的獠民造反,请求朝廷派兵讨伐。太宗说:“獠民依仗山林,时常出来做些小偷小摸的事,这是他们的平常习惯。地方官如果能以恩信安抚,他们自然会顺服。怎么可以轻易动干戈,捕、打獠民,把他们当做禽兽一般?这难道是当百姓父母官的本意吗!”最后没有准许出兵。

  [14]上谓裴寂曰:“比多上书言事者,朕皆粘之屋壁,得出入省览,每思治道,或深夜方寝。公辈亦当恪勤职业,副朕此意。”

  [14]太宗对大臣裴寂说:“近来很多上书言事的奏章,朕都将它们贴在寝宫的墙壁上,以便进出时观看,朕时常思考为政之道,有时要到深夜才能入睡。希望你们也要恪尽职守,与朕的这一心意相称。”

  上厉精图治,数引魏徵入卧内,访以得失;徵知无不言,上皆欣然嘉纳。上遣使点兵,封德彝奏:“中男虽未十八,其躯干壮大者,亦可并点。”上从之。敕出,魏徵固执以为不可,不肯署敕,至于数四。上怒,召而让之曰:“中男壮大者,乃奸民诈妄以避征役,取之何害,而卿固执至此!”对曰:“夫兵在御之得其道,不在众多。陛下取其壮健,以道御之,足以无敌于天下,何必多取细弱以增虚数乎!且陛下每云:‘吾以诚信御天下,欲使臣民皆无欺诈。’今即位未几,失信者数矣!”上愕然曰:“朕何为失信?”对曰:“陛下初即位,下诏云:‘逋负官物,悉令蠲免。’有司以为负秦府国司者,非官物,征督如故。陛下以秦王升为天子,国司之物,非官物而何!又曰:‘关中免二年租调,关外给复一年。’既而继有敕云:‘已役已输者,以来年为始。’散还之后,方复更征,百姓固已不能无怪。今既征得物,复点为兵,何谓以来年为始乎!又陛下所与共治天下者在于守宰,居常简阅,咸以委之;至于点兵,独疑其诈,岂所谓以诚信为治乎!”上悦曰:“者朕以卿固执,疑卿不达政事,今卿论国家大体,诚尽其精要。夫号令不信,则民不知所从,天下何由而治乎!朕过深矣!”乃不点中男,赐徵金瓮一。

  太宗励精求治,多次让魏徵进入卧室内,询问政治得失。魏徵知无不言,太宗均高兴地采纳。太宗派人征兵,封德彝上奏道:“中男虽不到十八岁,其中身体魁梧壮实的,也可一并征发。”太宗同意。敕令传出,魏徵固执己见加以反对,不肯签署,如是往返四次。太宗大怒,将他召进宫中责备道:“中男中魁梧壮实的,都是那些奸民虚报年龄以逃避徭役的人,征召他们有什么害处,而你却如此固执!”魏徵答道:“军队在于治理得法,而不在于人数众多。陛下征召身体壮健的成丁,用正确的方法加以管理,便足以无敌于天下,又何必多征年幼之人以增加虚数呢!而且陛下总说:》‘朕以诚、信治理天下,欲使臣下百姓均没有欺诈行为。’现在陛下即位没多久,却已经多次失信了!”太宗惊愕地问道:“朕怎么失信了?”魏徵答道:“陛下刚即位时,就下诏说:‘百姓拖欠官家的财物,一律免除。’有关部门认为拖欠秦王府国司的财物,不属于官家财物,仍旧征求索取。陛下由秦王升为天子,秦王府国司的财物不是官家之物又是什么呢?又说:‘关中地区免收二年的租调,关外地区免除徭役一年。’不久又有敕令说:‘已纳税和已服徭役的,从下一年开始免除。’如果退还已纳税物之后,又重新征回,这样百姓不能没有责怪之意。现在是既征收租调,又指派为兵员,还谈什么从下一年开始免除呢!另外与陛下共同治理天下的都是地方官,日常公务都委托他们办理;至于征点兵员,却怀疑他们使诈,这难道是以诚信为治国之道吗?”太宗高兴地说:“以前朕认为你比较固执,怀疑你不通达政务,现在看到你议论国家大政方针,确实都切中要害。朝廷政令不讲信用,则百姓不知所从,国家如何能得到治理呢?朕的过失很深呐!”于是不征点中男做兵员,并且赐给魏徵一只金瓮。

  上闻景州录事参军张玄素名,召见,问以政道,对曰:“隋主好自专庶务,不任群臣;群臣恐惧,唯知禀受奉行而已,莫之敢违。以一人之智决天下之务,借使得失相半,乖谬已多,下谀上蔽,不亡何待!陛下诚能谨择群臣而分任以事,高拱穆清而考其成败以施刑赏,何忧不治!又,臣观隋末乱离,其欲争天下者不过十余人而已,其余皆保乡党、全妻子,以待有道而归之耳。乃知百姓好乱者亦鲜,但人主不能安之耳。”上善其言,擢为侍御史。

  太宗素闻景州录事参军张玄素的大名,便召他进宫,问他为政之道,张玄素答道:“隋朝皇帝好独揽各种政务,而不委任给群臣;群臣内心恐惧,只知道禀承旨意加以执行,没有人敢违命不遵。然而以一个人的智力决断天下事务,即使得失参半,乖谬失误之处已属不少,加上臣下谄谀皇上受蒙蔽,国家不灭亡更待何时!陛下如能慎择群臣而让他们各司其事,自己高拱安坐、清和静穆,考察臣下的成败得失据以实施刑罚赏赐,国家还能治理不好!而且,我观察隋末大动乱,其中想要争夺天下的不过十几人而已,其余大部分都想保全乡里和妻子儿女,等待有道之君而归附。由此可知百姓很少有好作乱的,只是君主不能使他们安定罢了。”太宗欣赏他的言论,提拔他为侍御史。

  前幽州记室直中书省张蕴古上大宝箴,其略曰:“圣人受命,拯溺亨屯,故以一人治天下,不以天下奉一人。”又曰:“壮九重于内,所居不过容膝;彼昏不知,瑶其台而琼其室。罗八珍于前,所食不过适口;惟狂罔念,丘其糟而池其酒。”又曰:“勿没没而暗,勿察察而明,虽冕旒蔽目而视于未形,虽纩塞耳而听于无声。”上嘉之,赐以束帛,除大理丞。

  前幽州记室参军、直中书省张蕴古,呈给太宗一篇《大宝箴》。大略写道:“圣人上承天命,拯黎民于水火,救时世之危难。所以以一个人来治理天下,而不以天下专奉一人。”又写道:“内廷重屋叠室、宽大无比,而帝王所居住的不过一片狭小之地;他们却昏庸无知,大肆修筑瑶台琼室。席前堆着山珍海味,而帝王所吃的不过合口味的几样;他们却忽发狂想,堆糟成丘、以酒为池。”又写道:“不要无声无息、糊里糊涂,也不要苛察小事,自以为精明,应该虽有冕前的垂旒遮住双眼却能看清事物的未成形状态,虽有纩挡住耳朵却能听到尚未发出的声音。”太宗深为嘉许,赏赐给束帛,任命他为大理丞。

  [15]上召傅奕,赐之食,谓曰:“汝前所奏,几为吾祸。然凡有天变,卿宜尽言皆如此,勿以前事为惩也。”上尝谓奕曰:“佛之为教,玄妙可师,卿可独不悟其理?”对曰:“佛乃胡中桀黠,诳耀彼土。中国邪僻之人,取庄、老玄谈,饰以妖幻之语,用欺愚俗,无益于民,有害于国,臣非不悟,鄙不学也。”上颇然之。

  [15]太宗召见傅奕,赐给他食物,对他说:“你六月所奏金星出现在秦的分野,秦王当有天下,差一点害我遭殃,不过今后凡有天象变化,你应一如既往,言无不尽,不要心有余悸,总记着过去的事。”太宗曾对傅奕说:“佛作为宗教,道理玄妙可以师法,为何惟独你不明悟其道理?”傅奕答道:“佛是胡族中的狡诈之人,欺言诳世炫耀于西域。中国的一些邪避之人,择取庄子、老子玄谈理论,用妖幻之语加以修饰,用来欺蒙愚昧的民众,这既不利于百姓,更有害于国家,我不是不能明悟,而是鄙视它不愿意接触它。”太宗颇以为然。

  [16]上患吏多受赇,密使左右试赂之。有司门令史受绢一匹,上欲杀之,民部尚书裴矩谏曰:“为吏受赂,罪诚当死;但陛下使人遗之而受,乃陷人于法也,恐非所谓‘道之以德,齐之以礼。’”上悦,召文武五品已上告之曰:“裴矩能当官力争,不为面从,傥每事皆然,何忧不治!”

  [16]太宗担心官吏中多有接受贿赂的,便秘密安排身边的人去试探他们。有一个刑部的司门令史收受绢帛一匹,太宗得悉后想要杀掉他。民部尚书裴矩劝谏道:“当官的接受贿赂,罪的确应当处死;但是陛下派人送上门去让其接受,这是有意引人触犯法律,恐怕不符合孔子所谓‘用道德加以诱导,以礼教来整齐民心’的古训。”太宗听了很高兴,召集文武五品以上的官员,对他们说:“裴矩能够做到在位敢于力争,并不一味地顺从我,假如每件事情都能这样做,国家怎么能治理不好呢!”

  臣光曰:古人有言:君明臣直。裴矩佞于隋而忠于唐,非其性之有变也;君恶闻其过,则忠化为佞,君乐闻直言,则佞化为忠。是知君者表也,臣者景也,表动则景随矣。

  臣司马光曰:古人说过:君主贤明则臣下敢于直言。裴矩在隋朝是位佞臣而在唐则是忠臣,不是他的品性有变化。君主讨厌听人揭短,则大臣的忠诚便转化为谄谀;君主乐意听到直言劝谏,则谄谀又会转化成忠诚。由此可知君主如同测影的表,大臣便似影子,表一动则影子随之而动。

  [17]是岁,进皇子长沙郡王恪为汉王、宜阳郡王为楚王。

  [17]这一年,将皇子长沙郡王李恪升为汉王,宜阳郡王李升为楚王。

  [18]新罗、百济、高丽三国有宿仇,迭相攻击;上遣国子助教朱子奢往谕指,三国皆上表谢罪。

  [18]新罗、百济、高丽三国之间世代结怨,相互攻伐,战事连绵,太宗派遣国子监助教朱子奢前去传达圣意,劝他们讲和,三国都上表谢罪。

  太宗文武大圣大广孝皇帝上之上贞观元年(丁亥、627)

  唐太宗贞观元年(丁亥,公元627年)

  [1]春,正月,乙酉,改元。

  [1]春季,正月,乙酉(初一),改年号。

  [2]丁亥,上宴群臣,奏《秦王破陈乐》,上曰:“朕昔受委专征,民间遂有此曲,虽非文德之雍容,然功业由兹而成,不敢忘本。”封德彝曰:“陛下以神武平海内,岂文德之足比。”上曰:“戡乱以武,守成以文,文武之用,各随其时。卿谓文不及武,斯言过矣!”德彝顿首谢。

  [2]丁亥(初三),太宗大宴群臣,席间演奏《秦王破陈乐》。太宗说:“朕从前曾受命专行率兵征伐,民间于是流传着这个曲子。虽然不具备文德之乐的温文而雅,但功业却由此而成就,所以始终不敢忘本。”封德彝说:“陛下以神武之才平定天下,岂是文德所堪比拟。”太宗说:“平乱建国凭借武力,治理国家保持已取得的成就却仰赖文才,文武的妙用,各随时势的变化而有不同。你说文不如武,此言差矣!”封德彝磕头道歉。

  [3]己亥,制:“自今中书、门下及三品以上入阁议事,皆命谏官随之,有失辄谏。”

  [3]己亥(十五日),唐朝廷下制文:“从今以后,中书省、门下省以及三品以上官员入朝堂议事,都应让谏官随行,有失误立即进谏。”

  [4]上命吏部尚书长孙无忌等与学士、法官更议定律令,宽绞刑五十条为断右趾,上犹嫌其惨,曰:“肉刑废已久,宜有以易之。”蜀王法曹参军裴弘献请改为加役流,徙三千里,居作三年;诏从之。

  [4]太宗让吏部尚书长孙无忌等人与学士、法官重新议定律令,宽减绞刑五十条,改为断右趾,太宗仍嫌其苛刻,说道:“肉刑废除已经很长时间,应当用其他刑罚代替。”蜀王府法曹参军裴弘献请求改断趾为加服劳役的流放,流放到三千里外,刑期三年。太宗下诏依此办理。

  [5]上以兵部郎中戴胄忠清公直,擢为大理少卿。上以选人多诈冒资荫,敕令自首,不首者死。未几,有诈冒事觉者,上欲杀之。胄奏:“据法应流。”上怒曰:“卿欲守法而使朕失信乎!”对曰:“敕者出于一时之喜怒,法者国家所以布大信于天下也。陛下忿选人之多诈,故欲杀之,而既知其不可,复断之以法,此乃忍小忿而存大信也!”上曰:“卿能执法,朕复何忧!”胄前后犯颜执法,言如涌泉,上皆从之,天下无冤狱。

  [5]太宗认为兵部郎中戴胄忠诚清正耿直,提升他为大理寺少卿。当时许多候选官员都假冒资历和门荫,太宗令他们自首,否则即处死。没过几天,有假冒被发觉的,太宗要杀掉他。戴胄上奏道:“根据法律应当流放。”太宗大怒道:“你想遵守法律而让我失信于天下吗?”戴胄回答道:“敕令出于君主一时的喜怒,法律则是国家用来向天下人昭示最大信用的。陛下气愤于候选官员的假冒,所以想要杀他们,但是现在已知道这样做不合适,再按照法律来裁断,这就是忍住一时的小愤而保全大的信用啊!”太宗说:“你如此执法,朕还有何忧虑!”戴胄前后多次冒犯皇上而执行法律,奏答时滔滔不绝,太宗都听从他的意见,国内没有冤案。

  [6]上令封德彝举贤,久无所举。上诘之,对曰:“非不尽心,但于今未有奇才耳!”上曰:“君子用人如器,各取所长,古之致治者,岂借才于异代乎?正患己不能知,安可诬一世之人!”德彝惭而退。

  [6]太宗令封德彝荐举贤才,很长时间没有选荐一个人。太宗质问其原因,答道:“不是我不尽心竭力,而是现在没有奇才!”太宗说:“君子用人如用器物,各取其长处。古时候使国家达到大治的君主,难道是从别的时代去借人才的吗?正应当怪自己不能识别人才,怎么能诬蔑整个时代的人呢?”封德彝羞惭地退下。

  御史大夫杜淹奏“诸司文案恐有稽失,请令御史就司检校。”上以问封德彝,对曰:“设官分职,各有所司。果有愆违,御史自应纠举;若遍历诸司,搜括疵,太为烦碎。”淹默然。上问淹:“何故不复论执?”对曰:“天下之务,当尽至公,善则从之,德彝所言,真得大体,臣诚心服,不敢遂非。”上悦曰:“公等各能如是,朕复何忧!”

  御史大夫杜淹上奏道:“各部门的公文案卷恐有稽延错漏,请求让御史到各部门检查核对。”太宗征求封德彝的意见,封德彝回答说:“设官定职,各有分工,如果真有错失,御史自当纠察举报。假如让御史到各部门巡视,吹毛求疵,实在是太繁琐。”杜淹默不作声。太宗问杜淹:“你为什么不加争辩呢?”杜淹回答说:“国家的事务,应当务求公正,从善而行。封德彝讲的话深得大体,我心悦诚服,不敢有所非议。”太宗高兴地说:“你们如果都能做到这样,朕还有什么忧虑呢?”

  [7]右骁卫大将军长孙顺德受人馈绢,事觉,上曰:“顺德果能有益国家,朕与之共有府库耳,何至贪冒如是乎!”犹惜其有功,不之罪,但于殿庭赐绢数十匹。大理少卿胡演曰:“顺德枉法受财,罪不可赦,奈何复赐之绢?”上曰:“彼有人性,得绢之辱,甚于受刑;如不知愧,一禽兽耳,杀之何益!”

  [7]右骁卫大将军长孙顺德接受别人送的绢帛,事情暴露,太宗说:“长孙顺德如果能有益于国家,朕与他共享府库的资财,他何至于如此贪婪呢!”太宗仍爱惜他有功于大唐,不予惩罚,反而在宫殿上赐给他数十匹绢帛。大理寺少卿胡演说:“长孙顺德贪脏枉法,犯下的罪不可饶恕,为什么又要赐他绢帛呢?”太宗说:“如果他有人性的话,得到朕赐给绢帛的羞辱,远甚于受到刑罚;如果不知道羞耻,不过是禽兽而已,杀他又有何用呢?”

  [8]辛丑,天节将军燕郡王李艺据泾州反。

  [8]辛丑(十七日),天节将军、燕郡王李艺占据泾洲反叛朝廷。

  艺之初入朝也,恃功骄倨,秦王左右至其营,艺无故殴之。上皇怒,收艺系狱,既而释之。上即位,艺内不自安。曹州妖巫李五戒谓艺曰:“王贵色已发!”劝之反。艺乃诈称奉密敕,勒兵入朝。遂引兵至豳州,豳州治中赵慈皓驰出谒之,艺入据豳州。诏吏部尚书长孙无忌等为行军总管以讨之。赵慈皓闻官军将至,密与统军杨岌图之,事泄,艺囚慈皓。岌在城外觉变,勒兵攻之,艺众溃,弃妻子,将奔突厥。至乌氏,左右斩之,传首长安。弟寿,为利州都督,亦坐诛。

  李艺当初进入朝廷时,居功自傲,秦王李世民身边的人到他的营地,李艺无缘无故地殴打他。高祖皇帝大怒,将李艺关进牢里,不久又释放他。太宗即位后,李艺内心不安。曹州邪恶的巫师李五戒对李艺说:“郡王您已然面呈贵相!”劝他反叛。李艺于是假称奉皇帝密诏,带兵前来朝廷。李艺带领兵马到豳州城下,豳州治中赵慈皓出城迎接,李艺入城占据了豳州。太宗命吏部尚书长孙无忌等人为行军总管,率兵讨伐。赵慈皓听说官兵即将到来,便秘密与统军杨岌商议谋取李艺,事情败露,李艺囚禁了赵慈皓。杨笈在城外觉察到变化,便率兵攻城,李艺手下兵将溃逃,李艺抛下妻子儿女,准备投奔突厥,到了乌氏城,身边的人将他杀掉,送首级回长安。李艺弟李寿,官做利州都督,也受牵连被处斩。

  [9]初,隋末丧乱,豪杰并起,拥众据地,自相雄长;唐兴,相帅来归,上皇为之割置州县以宠禄之,由是州县之数,倍于开皇、大业之间。上以民少吏多,思革其弊;二月,命大加并省,因山川形便,分为十道:“一曰关内,二曰河南,三曰河东,四曰河北,五曰山南,六曰陇右,七曰淮南,八曰江南,九曰剑南,十曰岭南。

  [9]起初,隋朝末年天下大乱,英雄豪杰蜂拥而起,据地拥兵,各自称雄一方。唐兴起后相继归附,高祖为他们分置州县,施以荣禄,由此州县的数目,大大超过隋朝开皇、大业年间。太宗认为官多民少,想革除弊端。二月,下令州县大加合并,依山川地势条件,将全国分为十道:“一关内,二河南,三河东,四河北,五山南,六陇右,七淮南,八江南,九剑南,十岭南。

  [10]三月,癸巳,皇后帅内外命妇亲蚕。

  [10]三月,癸巳(初十),皇后带领着后宫妃嫔及宫外有爵号的妇女举行躬亲蚕事的典礼。

  [11]闰月,癸丑朔,日有食之。

  [11]闰三月,癸丑朔(初一),出现日食。

  [12]壬申,上谓太子少师萧曰:“朕少好弓矢,得良弓十数,自谓无以加,近以示弓工,乃曰‘皆非良材’。朕问其故,工曰:‘木心不直,则脉理皆邪,弓虽劲而发矢不直。’朕始寤者辨之未精也。朕以弓矢定四方,识之犹未能尽,况天下之务,其能遍知乎!”乃令京官五品以上更宿中书内省,数延见,问以民间疾苦,政事得失。

  [12]壬申(二十日),太宗对太子少师萧说:“朕年轻时喜好弓箭,曾得到十几张好弓,自认为没有能超过它们的,最近拿给做弓箭的弓匠看,他说:‘都不是好材料。’朕问他原因,弓匠说:‘弓子木料的中心部分不直,所以脉纹也都是斜的,弓力虽强劲但箭发出去不走直线。’朕这才醒悟到以前对弓箭的性能分辨不清。朕以弓箭平定天下,而对弓箭的性能还没有能完全认识清楚,何况对于天下的事务,又怎么能遍知其理呢!”于是下令在京五品以上官员,轮流在中书内省值夜班,太宗多次接见他们,询问民间百姓疾苦和政治得失。

  [13]凉州都督长乐王幼良,性粗暴,左右百余人,皆无赖子弟,侵暴百姓;又与羌、胡互市。或告幼良有异志,上遣中书令宇文士及驰驿代之,并按其事。左右惧,谋劫幼良入北虏,又欲杀士及据有河西。复有告其谋者,夏,四月,癸巳,赐幼良死。

  [13]凉州都督、长乐王李幼良,性情暴躁,身边一百多人,都是无赖之徒,侵扰残虐百姓,又和羌、胡等族人开展互市贸易。有人上告太宗说李幼良存有二心,太宗特派中书令宇文士及急速前往,暂代理职权,并按察其事。李幼良身边的人恐惧,密谋劫持李幼良到北方胡虏之地,又想要杀掉宇文士及,占据河西地区。不久又有人将其密谋上告朝廷,夏季,四月,癸巳(十二日),太宗赐李幼良自杀。

  [14]五月,苑君璋帅众来降。初,君璋引突厥陷马邑,杀高满政,退保恒安。其众皆中国人,多弃君璋来降。君璋惧,亦降,请捍北边以赎罪,上皇许之。君璋请约契,上皇使雁门人元普赐之金券。颉利可汗复遣人招之,君璋犹豫未决,恒安人郭子威说君障以“恒安地险城坚,突厥方强,且当倚之以观变,未可束手于人。”君璋乃执元普送突厥,复与之合,数与突厥入寇。至是,见颉利政乱,知其不足恃,遂帅众来降。上以君璋为隰州都督、芮国公。

  [14]五月,苑君璋率领手下兵马投降。起初,苑君璋勾引突厥兵攻陷马邑,杀掉了高满政,退兵据守恒安。他的士兵都是中原人,大多脱离他投奔唐朝。君璋十分害怕,便也主动投诚,请求让他防守北部边疆以赎罪,高祖允诺。君璋请求订契约,高祖派雁门人元普送给他金券。颉利可汗又派人来招降,君璋犹豫不决,恒安人郭子威劝他说:“恒安地势险要城墙坚固,突厥正强盛,正应该依靠它再观察形势的变化,不宜束手受制于人。”苑君璋于是拘捕元普送到突厥,又一次与突厥联合,并数次入侵唐帝国。到了五月,看到颉利可汗政事混乱,知道突厥不足以依靠,于是率兵马投降。太宗封苑君璋为隰州都督、芮国公。

  [15]有上书请去佞臣者,上问:“佞臣为谁?”对曰:“臣居草泽,不能的知其人,愿陛下与群臣言,或阳怒以试之,彼执理不屈者,直臣也,畏威顺旨者,佞臣也。”上曰:“君,源也;臣,流也;浊其源而求其流之清,不可得矣。君自为诈,何以责臣下之直乎!朕方以至诚治天下,见前世帝王好以权谲小数接其臣下者,常窃耻之。卿策虽善,朕不取也。”

  [15]有人上书请求除去奸佞之人,太宗问:“谁是奸佞之人?”回答道:“臣我身居草野,不能确知谁是奸佞之人,希望陛下对群臣明言,或者假装恼怒加以试探,那些坚持己见、不屈服于压力的,便是耿直的忠臣;畏惧皇威顺从旨意的,便是奸佞之人。”太宗说:“君主,是水的源头;群臣,是水的支流。混浊了源头而去希冀支流的清澈,是不可能的事。君主自己做假使诈,又如何能要求臣下耿直呢!朕正以至诚之心治理天下,看见前代帝王喜好用权谋小计来对待臣下,常常觉得可鄙。你的建议虽好,朕不采用。”

  [16]六月,辛巳,右仆射密明公封德彝薨。

  [16]六月,辛巳(初一),右仆射密明公封德彝去世。

  [17]壬辰,复以太子少师萧为左仆射。

  [17]壬辰(十二日),又任命太子少师萧为尚书左仆射。

  [18]戊申,上与侍臣论周、秦修短,萧对曰:“纣为不道,武王征之。周及六国无罪,始皇灭之。得天下虽同,人心则异。”上曰:“公知其一,未知其二。周得天下,增修仁义;秦得天下,益尚诈力:此修短之所以殊也。盖取之或可以逆得,守之不可以不顺故也。”谢不及。

  [18]戊申(二十八日),太宗与大臣议论周朝、秦朝的政治得失,萧说:“殷纣王无道,周武王讨伐他。周朝及六国均无罪,秦始皇分别灭掉他们。取得天下的方式虽然相同,人心所向却不一样。”太宗说:“你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周朝取得天下,更加修行仁义;秦朝取得天下,一味崇尚欺诈、暴力,这就是长短得失的不同。所以说夺取天下也许可以凭借武力,治天下则不可以不顺应民心。”萧钦服不已。

  [19]山东大旱,诏所在赈恤,无出今年租赋。

  [19]山东大旱,诏令各地赈济抚恤,今年的租赋不必交纳。

  [20]秋,七月,壬子,以吏部尚书长孙无忌为右仆射。无忌与上为布衣交,加以外戚,有佐命功,上委以腹心,其礼遇群臣莫及,欲用为宰相者数矣。文德皇后固请曰:“妾备位椒房,家之贵宠极矣,诚不愿兄弟复执国政。吕、霍、上官,可为切骨之戒,幸陛下矜察!”上不听,卒用之。

  [20]秋季,七月,壬子(初二),任命吏部尚书长孙无忌为尚书右仆射。无忌与太宗早年为布衣之交,加上皇后兄长的外戚身份,又有辅佐太宗即位的大功,太宗视为心腹,对他的礼遇无人堪比,几次想重用他为宰相。文德皇后固执地请求:“我身为皇后,家族的尊贵荣耀已达到顶点,实在不愿意我的兄、弟再去执掌国政。汉代的吕、霍、上官三家外戚都是痛彻骨髓的前车之鉴,望陛下体恤明察!”太宗不听,最后还是予以重用。

  [21]初,突厥性淳厚,政令质略。颉利可汗得华人赵德言,委用之。德言专其威福,多变更旧俗,政令烦苛,国人始不悦。颉利又好信任诸胡而疏突厥,胡人贪冒,多反覆,兵革岁动;会大雪,深数尺,杂畜多死,连年饥馑,民皆冻馁。颉利用度不给,重敛诸部,由是内外离怨,诸部多叛,兵浸弱。言事者多请击之,上以问萧、长孙无忌曰:“颉利君臣昏虐,危亡可必。今击之,则新与之盟;不击,恐失机会;如何而可?”请击之。无忌对曰:“虏不犯塞而弃信劳民,非王者之师也。”上乃止。

  [21]起初,突厥族风俗淳厚,政令简质疏略。颉利可汗得到汉人赵德言,加以重用,德言恃势专权,大量地改变旧有风俗习惯,政令也变得繁琐苛刻,百姓们大为不满。颉利又信任各胡族人,而疏远突厥本族人,这些胡族人贪得无厌,反复无常,干戈连年不息。又赶上大雪天,雪深达数尺,牲畜多冻死,加以连年饥荒,百姓都饥寒交迫。颉利费用不足,便向各部落征收重税,由此上下离心,怨声载道,各部落多反叛,兵力渐弱。唐朝大臣们议事时多请求乘机出兵,太宗问萧和长孙无忌:“颉利君臣昏庸残暴,必然面临危亡。现在出兵讨伐,则刚刚与突厥订立盟约,师出无名;不出兵,恐怕又要失去机会,怎么办呢?”萧请求出兵。长孙无忌说:“突厥并没有侵我边塞,却要背信弃义、劳民伤财,这不是正义之师的所为。”太宗于是没有出兵。

  [22]上问公卿以享国久长之策,萧言:三代封建而久长,秦孤立而速亡。”上以为然,于是始有封建之议。

  [22]太宗向公卿大臣询问使国运长久的办法,萧说:“夏、商、周分封诸侯而统治时间长久,秦国不分封诸侯而迅速灭亡。”太宗认为有道理,于是有分封诸侯王的动议。

  [23]黄门侍郎王有密奏,附侍中高士廉,寝而不言。上闻之,八月,戊戌,出士廉为安州大都督。

  [23]黄门侍郎王有密奏要上报,交给侍中高士廉转呈,士廉搁置起来没有转达。太宗得知后,八月,戊戌(十九日)这一天,调走高士廉,任命为安州大都督。

  [24]九月,庚戌朔,日有食之。

  [24]九月,庚戌朔(初一),出现日食。

  [25]辛酉,中书令宇文士及罢为殿中监,御史大夫杜淹参豫朝政。他官参豫政事自此始。

  [25]辛酉(十二日),中书令宇文士及降职为殿中监,御史大夫杜淹参预朝政。宰相以外官员参预朝政是从这时候开始的。

  淹荐刑部员外郎邸怀道,上问其行能,对曰:“炀帝将幸江都,召百官问行留之计,怀道为吏部主事,独言不可。臣亲见之。”上曰:“卿称怀道为是,何为自不正谏?”对曰:“臣尔时不居重任,又知谏不从,徒死无益。”上曰:“卿知炀帝不可谏,何为立其朝?即立其朝,何得不谏?卿仕隋,容可云位卑;后仕王世充,尊显矣,何得亦不谏?”对曰:“臣于世充非不谏,但不从耳。”上曰:“世充若贤而纳谏,不应亡国;若暴而拒谏,卿何得免祸?”淹不能对。上曰:“今日可谓尊任矣,可以谏未?”对曰:“愿尽死。”上笑。

  杜淹推荐刑部员外郎邸怀道,太宗问他有何才能,杜淹答道:“隋炀帝将要驾临江都,召集百官询问去留之计,怀道当时官居吏部主事,只有他一人坚持认为不可去江都。这是我亲眼所见。”太宗说:“你称赞邸怀道做得对,你自己为什么不正言劝谏?”杜淹答道:“我当时地位卑微,不任要职,又知道劝谏也不会听从,徒然一死毫无益处。”太宗说:“你知道炀帝不可进谏,为什么要在朝为官,即然在朝为官,又怎么能不进谏?你供职于隋朝,姑且可以说位卑言轻,后来供职于王世充,地位尊显,为什么也不进谏?”杜淹答道:“我对王世充不是不进谏,只是他听不进去。”太宗说:“王世充如果贤明又能讷谏,便不应亡国;假若残暴而又拒谏,你怎么能够免于灾祸呢?”杜淹答不上来。太宗说:“现在你的地位称得上尊贵了,可以进谏吗?”杜淹回答:“甘愿冒死强谏。”太宗笑了。

  [26]辛未,幽州都督王君廓谋叛,道死。

  [26]辛未(二十二日),幽州都督王君廓密谋叛乱,中途被杀。

  君廓在州,骄纵多不法,征入朝。长史李玄道,房玄龄从甥也,凭君廓附书。君廓私发之,不识草书,疑其告己罪;行至渭南,杀驿吏而逃,将奔突厥,为野人所杀。

  王君廓在幽州时,骄横自恣,无法无天,后被征召入朝。幽州长史李玄道是房玄龄的外甥,托王君廓捎信给房玄龄。君廓私下拆信,不认识草书字体,怀疑他告发自己的罪过,走到渭南,杀死驿站吏卒逃跑,将要奔往突厥,途中被野人杀死。

  [27]岭南酋长冯盎、谈殿等迭相攻击,久未入朝,诸州奏称盎反,前后以十数;上命将军蔺等发江、岭数十州兵讨之。魏徵谏曰:“中国初定,岭南瘴疠险远,不可以宿大兵。且盎反状未成,未宜动众。”上曰:“告者道路不绝,何云反状未成?”对曰:“盎若反,必分兵据险,攻掠州县。今告者已数年,而兵不出境,此不反明矣。诸州既疑其反,陛下又不遣使镇抚,彼畏死,故不敢入朝。若遣信臣示以至诚,彼喜于免祸,可不烦兵而服。”上乃罢兵。冬,十月,乙酉,遣员外散骑侍郎李公掩持节慰谕之,盎遣其子智戴随使者入朝。上曰:“魏徵令我发一介之使,而岭表遂安,胜十万之师,不可不赏。”赐徵绢五百匹。

  [27]岭南部落首领冯盎、谈殿等人互相争斗,很久没有入朝。各地方州府前后十几次奏称冯盎谋反,太宗命令将军蔺等人征发江、岭数十州兵马大举讨伐。魏徵劝谏说:“中原刚刚平定,岭南路途遥远、地势险恶,有瘴气瘟疫,不可以驻扎大部队。而且冯盎反叛的情状还没有形成,不宜兴师动众。”太宗说:“上告冯盎谋反者络绎不绝,怎么能说反叛的情状还没有形成呢?”魏徵答道:“冯盎如果反叛,必然分兵几路占据险要之地,攻掠邻近州县。现在告发他谋反已有几年了,而冯氏兵马还没出境,这明显没有反叛的迹象。各州府既然怀疑冯氏谋反,陛下又不派使臣前去安抚,冯氏怕死,所以不敢来朝廷。如果陛下派使臣向他示以诚意,冯氏欣喜能免于祸患,这样可以不必劳动军队而使他顺从。”太宗于是下令收兵。冬季,十月,乙酉(初六),派员外散骑侍郎李公掩持旌节往岭南慰问冯盎,冯盎则让他的儿子冯智戴随着使臣返回朝廷。太宗说:“魏徵让我派遣一个使者,岭南就得以安定,胜过十万大军的作用,不能不加赏。”赐给魏徵绢帛五百匹。

  [28]十二月,壬午,左仆射萧坐事免。

  [28]十二月,壬午(初四),尚书左仆射萧因事犯罪被免职。

  [29]戊申,利州都督李孝常等谋反,伏诛。

  [29]戊申(三十日),利州都督李孝常等图谋反叛,被处死。

  孝常因入朝,留京师,与右武卫将军刘德裕及其甥统军元弘善、监门将军长孙安业互说符命,谋以宿卫兵作乱。安业,皇后之异母兄也,嗜酒无赖;父晟卒,弟无忌及后并幼,安业斥还舅氏。及上即位,后不以旧怨为意,恩礼甚厚。及反事觉,后涕泣为之固请曰:“安业罪诚当万死。然不慈于妾,天下知之;今置以极刑,人必谓妾所为,恐亦为圣朝之累。”由是得减死,流州。

  李孝常因上朝办公务,留在京城,与右武卫将军刘德裕及其外甥统军元弘善、监门将军长孙安业相互议论受命于天的征兆,密谋借助皇宫警卫部队叛乱。长孙安业是长孙皇后的同父异母哥哥,嗜酒如命,不务正业。其父长孙晟死后,弟弟长孙无忌与长孙皇后均年幼,安业把二人赶回他们的舅舅高士廉家。等到太宗即位,皇后不念旧怨、不记前嫌,对安业的礼遇仍十分优厚。等到谋反的事被查觉,皇后哭着向太宗请求说:“安业所犯罪行,实在是罪该万死。但他以前对我不好,国人都知道,现在处他以极刑,大家必然认为是我存心报复,这恐怕也会使圣朝受牵累。”安业由此得以免死,流配到州。

  [30]或告右丞魏徵私其亲戚,上使御史大夫温彦博按之,无状。彦博言于上曰:“徵不存形迹,远避嫌疑,心虽无私,亦有可责。”上令彦博让徵,且曰:“自今宜存形迹。”他日,徵入见,言于上曰:“臣闻君臣同体,宜相与尽诚;若上下俱存形迹,则国之兴丧尚未可知,臣不敢奉诏。”上瞿然曰:“吾已悔之。”徵再拜曰:“臣幸得奉事陛下,愿使臣为良臣,勿为忠臣。”上曰:“忠、良有以异乎?”对曰:“稷、契、皋陶,君臣协心,俱享尊荣,所谓良臣。龙逄、比干,面折廷争,身诛国亡,所谓忠臣。”上悦,赐绢五百匹。

  [30]有人告发右丞魏徵偏袒他的亲属,太宗派御吏大夫温彦博查问,没有实据。彦博对太宗说:“魏徵不留下办事的表态,远远地避开嫌疑,内心虽然无私,但也有应责备的地方。”太宗让温彦博去责问魏徵,而且说道:“从今以后,应留下办事的表态。”有一天,魏徵上朝,对太宗说:“我听说君主与臣下一体,应彼此竭诚相待。如果上下都追求留下办事的表态,那么国家的兴亡就难以预料了,我不敢接受这个诏令。”太宗吃惊地说:“我已经后悔了。”魏徵拜了两拜道:“我很荣幸能为陛下做事,愿陛下让臣做良臣,不要让臣做忠臣。”太宗问:“忠、良有什么区别吗?”回答道:“后稷、契、皋陶,君臣齐心合力,共享荣耀,这就是所说的良臣。龙逄、比干犯颜直谏,身死国亡,这就是所说的忠臣。”太宗听后十分高兴,赐给绢五百匹。

  上神采英毅,群臣进见者,皆失举措;上知之,每见人奏事,必假以辞色,冀闻规谏。尝谓公卿曰:“人欲自见其形,必资明镜;君欲自知其过,必待忠臣。苟其君愎谏自贤,其臣阿谀顺旨,君既失国,臣岂能独全!如虞世基等谄事炀帝以保富贵,炀帝既弑,世基等亦诛。公辈宜用此为戒,事有得失,毋惜尽言!”

  太宗的神情、风采英武刚毅,众位大臣进见他时,皆手足失措。太宗知道后,每次见人上朝奏事,都要对他们和颜悦色,希望听到规谏之言。曾对公卿说:“人想要看见自己的形体,一定要借助于镜子;君主想自己知道过错,必然要善待忠正耿直的大臣。如果君主刚愎自用,自以为是,大臣阿谀逢迎,君主就会失去国家,大臣又岂能独自保全!像虞世基等人对隋炀帝阿谀奉承以求保全富贵,炀帝被杀后,世基等也难免一死。望你们以此为戒,每件事都有得失,希望不惜畅所欲言!”

  [31]或上言秦府旧兵,宜尽除武职,追入宿卫。上谓之曰:“朕以天下为家,惟贤是与,岂旧兵之外皆无可信者乎!汝之此意,非所以广朕德于天下也。”

  [31]有人上书主张秦王府旧兵,应全部任命为武官,加入皇宫警卫部队。太宗对他说:“朕视天下为一家,只选用贤才,难道旧属士兵之外就别无可信用的人了吗?你这个想法,并不是让朕的恩德广被于天下。”

  [32]上谓公卿曰:“昔禹凿山治水而民无谤者,与人同利故也。秦始皇营宫室而人怨叛者,病人以利己故也。夫靡丽珍奇,固人之所欲,若纵之不已,则危亡立至。朕欲营一殿,材用已具,鉴秦而止。王公已下,宜体朕此意。”由是二十年间,风欲素朴,衣无锦绣,公私富给。

  [32]太宗对公卿说:“从前大禹凿山治水而百姓没有怨谤之言,是因为与民利益攸关的缘故。秦始皇营造宫室而百姓怨声载道、图谋反叛,是因为秦始皇损民以利己的缘故。奇珍异宝,本是每个人都想得到的,假如放纵自己不止,那么国家就会立刻面临危亡。朕想要营造一个宫殿,材料已经齐备,有鉴于秦的灭亡,便停止了这项工程。亲王公卿以下,应当体会朕的这个想法。”从此二十年间,风俗质朴淳厚,穿着不用锦绣,官府与百姓均很富足。

  [33]上谓黄门侍郎王曰:“国家本置中书、门下以相检察,中书诏敕或有差失,则门下当行驳正。人心所见,互有不同,苟论难往来,务求至当,舍己从人,亦复何伤!比来或护己之短,遂成怨隙,或苟避私怨,知非不正,顺一人之颜情,为兆民之深患,此乃亡国之政也。炀帝之世,内外庶官,务相顺从,当是之时,皆自谓有智,祸不及身。及天下大乱,家国两亡,虽其间万一有得免者,亦为时论所贬,终古不磨。卿曹各当徇公忘私,勿雷同也!”

  [33]太宗对黄门侍郎王说:“朝中本来设置中书省、门下省,以相互监督检查,中书省起草诏令制敕如有差误,则门下省当予纠驳指正。人的见解各有不同,如果往来辩论,务求准确恰当,放弃个人见解从善如流,又有什么不好呢?近来有人护己之短,于是产生仇怨隔阂,有的为了避开私人恩怨,明知其错误也不加驳正。顺从顾及某个人的脸面,造成万民的灾患,这是亡国的政治。隋炀帝在位时,内外官吏一团和气,在那时,均自认为有智慧,祸患殃及不到自身。等到天下大乱,家庭与国家俱亡,虽然这中间偶有某个人得以幸免,也要被舆论所针砭,永远难以磨灭。你们每个人都应徇公忘私,不要犯同样的错误。”

  [34]上谓侍臣曰:“吾闻西域贾胡得美珠,剖身以藏之,有诸?”侍臣曰:“有之。”上曰:“人皆知彼之爱珠而不爱其身也;吏受赇抵法,与帝王徇奢欲而亡国者,何以异于彼胡之可笑邪!”魏徵曰:“昔鲁哀公谓孔子曰:‘人有好忘者,徙宅而忘其妻。’孔子曰:‘又有甚者,桀、纣乃忘其身。’亦犹是也。”上曰:“然。朕与公辈宜戮力相辅,庶免为人所笑也!”

  [34]太宗对亲近的大臣说:“我听说西域有一个胡族的商人得到一粒宝珠,用刀割开身上的肉,将宝珠藏在里面,有这么回事吗?”大臣答道:“有这回事。”太宗说:“人们都知道这个人爱珍珠而不爱惜自己的身体。官吏受贿贪赃依法受刑,和帝王追求奢华而遭致国家灭亡,这与胡族商人的可笑有什么区别呢?”魏徵说:“从前鲁哀公对孔子说:‘有的人非常健忘,搬家而忘记自己的妻子。’孔子说:‘还有比这严重的,夏桀、商纣均贪恋身外之物而忘记自己的身体。’也是这样。”太宗说:“对。朕与你们应当同心合力,相互辅助,以免被后人耻笑。”

  [35]青州有谋反者,州县逮捕支党,收系满狱,诏殿中侍御史安喜崔仁师覆按之。仁师至,悉脱去底械,与饮食汤沐,宽慰之,止坐其魁首十余人,余皆释之。还报,敕使将往决之。大理少卿孙伏伽谓仁师曰:“足下平反者多,人情谁不贪生,恐见徒侣得免,未肯甘心,深为足下忧之。”仁师曰:“凡治狱当以平恕为本,岂可自规免罪,知其冤而不为伸邪!万一暗短,误有所纵,以一身易十囚之死,亦所愿也。”伏伽惭而退。及敕使至,更讯诸囚,皆曰:“崔公平恕,事无枉滥,请速就死。”无一人异辞者。

  [35]青州有人谋反,州县官员逮捕其同伙,致使牢狱中人满为患。诏令殿中侍御史、安喜人崔仁师前去覆查。崔仁师到了青州,命令卸去囚犯的枷具,给他们饮食、让他们沐浴,加以宽慰,只将其首犯十余人定罪,其他人都释放。崔仁师回朝禀报,太宗又派人前往叛决。大理寺少卿孙伏伽对崔仁师说:“您平反了很多人,依人之常情谁不贪生,只恐怕这些首犯见同伙免罪释放,不肯甘心,我深为您忧虑。”崔仁师说:“凡定罪断案应当以公正宽恕为根本,怎么可以自己为了逃避责任,明知其冤枉而不为他们申诉呢!万一判断不准,放错了人,我宁愿以自己一人换取十个囚犯的生命。”孙伏伽羞惭地退下。等到太宗派的人到了当地,重新审讯犯人,他们都说:“崔公公正宽仁,断案没有冤枉,请求立刻处死我们。”没有一人有二话的。

  [36]上好骑射,孙伏伽谏,以为:“天子居则九门,行则警跸,非欲苟自尊严,乃为社稷生民之计也。陛下好自走马射的以娱悦近臣,此乃少年为诸王时所为,非今日天子事业也。既非所以安养圣躬,又非所以仪刑后世,臣窃为陛下不取。”上悦。未几,以伏伽为谏仪大夫。

  [36]太宗喜好骑马射箭,孙伏伽苦谏道:“天子居住则要有九重门,出行则要警戒开道,这不是为了表示自己的尊严,而是为国家百姓考虑。陛下喜好亲自骑马射箭以便让亲近的侍臣们高兴,这是年轻做亲王时的所做所为,而不是今日贵为天子应做的事。既不能靠此来保养圣体,又不能用它来为后代做典范,我认为陛下不应如此。”太宗十分高兴。没几天,任命孙伏伽为谏议大夫。

  [37]隋世选人,十一月集,至春而罢,人患其期促。至是,吏部侍郎观城刘林甫奏四时听选,随阙注拟,人以为便。

  [37]隋朝选拔官员,每年十一月候选者聚集京城,到次年春天结束,人们苦于期限过短。到此时,吏部侍郎观城人刘林甫上奏请求四季都可选官,根据空阙随时补充,人们颇以为便。

  唐初,士大夫以乱离之后,不乐仕进,官员不充。省符下诸州差人赴选,州府及诏使多以赤牒补官。至是尽省之,勒赴省选,集者七千余人,林甫随才铨叙,各得其所,时人称之。诏以关中米贵,始分人于洛州选。

  唐朝初年,士大夫经过动乱之后,都不愿意做官,政府官员人数不够。尚书省下文让各州派人赴选,州府及皇帝特使常用赤色文牒直接委任官吏。到此时全都废止。勒令他们都到尚书省候选,聚集有七千余人,刘林甫量才录用,各得其所,当时人十分称赞。太宗以为关中地区米价贵,开始分一部分人在洛州参加铨选。

  上谓房玄龄曰:“官在得人,不在员多。”命玄龄并省,留文武总六百四十三员。

  太宗对房玄龄说:“官吏在于得到合适的人选,而不在于人多。”命令房玄龄裁并削减,只留下文武官员总计六百四十三人。

  [38]隋秘书监晋陵刘子翼,有学行,性刚直,朋友有过,常面责之。李百药常称:“刘四虽复骂人,人终不恨。”是岁,有诏征之,辞以母老,不至。

  [38]隋朝秘书监晋陵人刘子翼,学问人品俱佳,性格刚正直爽,朋友有过失,常常当面指责。李百药常说:“刘四虽然总是骂人,人们却不恨他。”这一年,有诏令征召他入朝,以母亲年迈为由,辞谢不去。

  [39]令裴仁轨私役门夫,上怒,欲斩之。殿中侍御史长安李乾谏曰:“法者,陛下所与天下共也,非陛下所独有也。今仁轨坐轻罪而抵极刑,臣恐人无所措手足。”上悦,免仁轨死,以乾为侍御史。

  [39]县县令裴仁轨,私下役使看门人,太宗大怒,要处斩他。殿中侍御史长安人李乾劝谏道:“法律,是陛下与天下百姓共有的,并非陛下独有之物。现在裴仁轨犯罪较轻却处以极刑,我担心人们将无所适从。”太宗高兴,免除裴仁轨死罪,任命李乾为侍御史。

  [40]上尝语及关中、山东人,意有同异。殿中侍御史义丰张行成跪奏曰:“天子以四海为家,不当有东西之异;恐示人以隘。”上善其言,厚赐之。自是每有大政,常使预议。

  [40]太宗曾说及关中与关东人,认为有所不同。殿中侍御史义丰人张行成跪下奏道:“天子以四海为一家,不应当有东、西的差别,恐怕会让人觉得您狭隘。”太宗欣赏他的话,给他丰厚的赏赐。从此每当朝廷有大事,都让他参与谋议。

  [41]初,突厥既强,敕勒诸部分散,有薛延陀、回纥、都播、骨利、多滥葛、同罗、仆固、拔野古、思结、浑、斛薛、结、阿跌、契、白等十五部,皆居碛北,风俗大抵与突厥同;薛延陀于诸部为最强。

  [41]起初,突厥族已经强大,敕勒各部落分散,有薛延陀、回纥、都播、骨利、多滥葛、同罗、仆固、拔野古、思结、浑、斛薛、结、阿跌、契、白等十五部,均居住在漠北地区,风欲习惯大致与突厥相同。薛延陀在各部落中实力最强。

  西突厥曷萨那可汗方强,敕勒诸部皆臣之。曷萨那征税无度,诸部皆怨。曷萨那诛其渠帅百余人,敕勒相帅叛之,共推契哥楞为易勿真莫贺可汗,居贪于山北。又以薛延陀乙失钵为也小可汗,居燕末山北。及射匮可汗兵复振,薛延陀、契二部并去可汗之号以臣之。

  西突厥曷萨那可汗正强大的时候,敕勒各部都向他称臣。曷萨那横征暴敛,敕勒各部均有怨言。曷萨那诛杀他们的首领一百多人,导致敕勒各部相继叛离,一致推举契部的哥楞做易勿真莫贺可汗,居住在贪于山北。又推薛延陀部的乙失钵为也小可汗,居住在燕末山北。等到西突厥射匮可汗的部队重新兴盛起来,薛延陀、契二部便去掉可汗称号再次称臣。

  回纥等六部在郁督军山者,东属始毕可汗。统叶护可汗势衰,乙失钵之孙夷男帅部落七万余家,附于颉利可汗。颉利政乱,薛延陀与回纥、拔野古等相帅叛之。颉利遣其兄子欲谷设将十万骑讨之,回纥酋长菩萨将五千骑,与战于马鬣山,大破之。欲谷设走,菩萨追至天山,部众多为所虏,回纥由是大振。薛延陀又破其四设,颉利不能制。

  回纥等六部聚居在郁督军山的,东隶属于突厥始毕可汗。西突厥统叶护可汗势力衰微,乙失钵的孙子夷男率本部落七万多户,依附于突厥颉利可汗。颉利政治混乱,薛延陀与回纥、拔野古等相继反叛。颉利可汗派他的侄子欲谷设统领十万骑兵讨伐,回纥酋长菩萨率五千骑兵迎战于马鬣山,大败欲谷设。欲谷设仓遑奔逃,菩萨追到天山,俘虏其大部,回纥从此兴盛。薛延陀又乘机击 败突厥四个设的军队,颉利可汗无法控制。

  颉利益衰,国人离散。会大雪,平地数尺,羊马多死,民大饥,颉利恐唐乘其弊,引兵入朔州境上,扬言会猎,实设备焉。鸿胪卿郑元使突厥还,言于上曰:“戎狄兴衰,专以羊马为候。今突厥民饥畜瘦,此将亡之兆也,不过三年。”上然之。群臣多劝上乘间击突厥,上曰:“新与人盟而背之,不信;利人之灾,不仁;乘人之危以取胜,不武。纵使其种落尽叛,六畜无余,朕终不击,必待有罪,然后讨之。”

  颉利可汗日益衰败,百姓纷纷离散。正赶上天下大雪,雪深达数尺,羊、马多冻死,百姓饥寒交迫,颉利可汗担心大唐帝国乘突厥衰败进兵,于是带领兵马到朔州边境,扬言要会猎,实际上是防备唐朝。鸿胪寺卿郑元出使突厥还朝,对太宗说:“戎狄族的兴衰隆替,专以羊马的情状作为征候。现在突厥百姓饥饿、牲畜瘦弱,这是将要灭亡的先兆,不会超过三年。”太宗颇以为然。众大臣都劝说太宗乘此机会袭击突厥,太宗说:“刚刚与人家订盟却要背约,这是不守信用;利用人的灾祸,这是不仁义;乘人之危来取胜,这不是勇武的行为。即使突厥的各部落都叛离,牲畜所剩无几,朕还是不出击,一定要等到他们有罪过,然后讨伐他们。”

  西突厥统叶护可汗遣真珠统俟斤与高平王道立来,献万钉宝钿金带,马五千匹,以迎公主。颉利不欲中国与之和亲,数遣兵入寇,又遣人谓统叶护曰:“汝迎唐公主,要须经我国中过。”统叶护患之,未成婚。

  西突厥统叶护可汗,派真珠统俟斤与高平王李道立来到长安,献上一万钉宝钿金带、五千匹马,以迎娶唐公主。颉利可汗不希望大唐与统叶护和亲,几次派兵侵扰,又派人对统叶护说:“你要是迎娶大唐公主,必须从我们的领土经过。”统叶护深为忧虑,最后没有成婚。

  二年(戊子、628)

  二年(戊子,公元628年)

  [1]春,正月,辛亥,右仆射长孙无忌罢。时有密表称无忌权宠过盛者,上以表示之,曰:“朕于卿洞然无疑,若各怀所闻而不言,则君臣之意有不通。”又召百官谓之曰:“朕诸子皆幼,视无忌如子,非他人所能间也。”无忌自惧满盈,固求逊位,皇后又力为之请,上乃许之,以为开府仪同三司。

  [1]春季,正月,辛亥(初三),尚书右仆射长孙无忌离职。当时有人上密表称长孙无忌权力过大,荣宠太盛,太宗将密表拿给长孙无忌看,并说:“朕对你丝毫不怀疑,假如各有所闻而不说,则君臣的想法便不能沟通。”又召集百官对他们说:“朕的儿子均年幼,所以视无忌如亲子一般,不是其他人所能离间的。”长孙无忌自己担心富贵至极会带来灾祸,一再请求让位,长孙皇后也尽力为他请求,太宗于是准许离职,改封为开府仪同三司。

  [2]置六司侍郎,副六尚书;并置左右司郎中各一人。

  [2]设置六司侍郎,为六司尚书的副职,同时设置左右司郎中各一人。

  [3]癸丑,吐谷浑寇岷州,都督李道彦击走之。

  [3]癸丑(初五),吐谷浑入侵岷州,都督李道彦将其击退。

  [4]丁巳,徙汉王恪为蜀王,卫王泰为越王,楚王为燕王。

  [4]丁巳(初九),改封汉王李恪为蜀王,卫王李泰为越王,楚王李为燕王。

  [5]上问魏徵曰:“人主何为而明,何为而暗?”对曰:“兼听则明,偏信则暗。昔尧清问下民,故有苗之恶得以上闻;舜明四目,达四聪,故共、鲧、兜不能蔽也。秦二世偏信赵高,以成望夷之祸;梁武帝偏信朱异,以取台城之辱;隋炀帝偏信虞世基,以致彭城阁之变。是故人君兼听广纳,则贵臣不 得拥蔽,而下情得以上通也。”上曰:“善!”

  [5]太宗问魏徵:“君主如何做称为明,如何做称为暗?”魏徵答道:“能听取各方面的意见,就是明,偏听偏信,就是暗。从前尧帝体恤下情,详细询问民间疾苦,所以能够知道有苗的恶行;舜帝目明能远视四方,耳聪能远听四方,所以共工、鲧、兜不能掩匿罪过。秦二世偏信赵高,造成望夷宫的灾祸;梁武帝偏信朱异,招来台城的羞辱;隋炀帝偏信虞世基,导致彭城阁的变故。所以君主善于听取各方面意见,则亲贵大臣就无法阻塞言路,下情也就得以上达。”太宗说:“非常对!”

  上谓黄门侍郎王曰:“开皇十四年大旱,隋文帝不许赈给,而令百姓就食山东,比至末年,天下储积可供五十年。炀帝恃其富饶,侈心无厌,卒亡天下。但使仓廪之积足以备凶年,其余何用哉!”

  太宗对黄门侍郎王说:“隋朝开皇十四年天下大旱,隋文帝不准许赈济百姓,而让百姓自己到关东地区寻找食物,等到了文帝末年,全国储备的粮食可供五十年食用。隋炀帝依仗着富足的粮食,奢侈无度,终于导致国家的灭亡。只要使仓库中的粮食足以应付灾年就可以了,其他多余的又有何用呢!”

  [6]二月,上谓侍臣曰:“人言天子至尊,无所畏惮。朕则不然,上畏皇天之监临,下惮群臣之瞻仰,兢兢业业,犹恐不合天意,未副人望。”魏徵曰:“此诚致治之要,愿陛下慎终如始,则善矣。”

  [6]二月,太宗对亲近的大臣说:“人们都说君主至为尊贵,无所畏惧。朕则并非如此,上怕皇天的监督,下惧群臣的注视,兢兢业业,还怕不符合上天的旨意和百姓的期望。”魏徵说:“这的确是达到治世的要旨,希望陛下能慎始慎终,那就好了。”

  [7]上谓房玄龄等曰:“为政莫若至公。昔诸葛亮窜廖立、李严于南夷,亮卒而立、严皆悲泣,有死者,非至公能如是乎!又高为隋相,公平识治体,隋之兴亡,系之存没。朕既慕前世之明君,卿等不可不法前世之贤相也!”

  [7]太宗对房玄龄等人说:“处理政务没有比大公无私更重要的了。以前诸葛亮流放廖立、李严到南夷之地,诸葛亮死的时候,廖立悲痛万分,李严哀伤而死,如果不是大公无私能这样吗?再如高为隋朝丞相,公正无私,颇识治国之本,隋朝的兴亡,与高休戚相关。朕既然仰慕前代的明君,你们也不可不效法前代的贤相啊!”

  [8]三月,戊寅朔,日有食之。

  [8]三月,戊寅朔(疑误),出现日食。

  [9]壬子,大理少卿胡演进每月囚帐;上命自今大辟皆令中书、门下四品已上及尚书议之,庶无冤滥。既而引囚,至岐州刺史郑善果,上谓胡演曰:“善果虽复有罪,官品不卑,岂可使与诸囚为伍。自今三品已上犯罪,不须引过,听于朝堂俟进止。”

  [9]壬子(初五),大理寺少卿胡演进呈每月囚禁的罪犯名簿。太宗下令从今往后大辟死罪都让中书、门下省四品以上官员及尚书省讨论,以尽量减除冤案。随即带囚犯走过,见有岐州刺史郑善果,太宗对胡演说:“郑善果虽然有罪,毕竟官衔不低,怎能让他与其他囚犯同列。从现在起三品以上官员犯法,不必带来殿前过目,只让他们在太极宫承天门外东西朝堂听候处分。”

  [10]关内旱饥,民多卖子以接衣食;己巳,诏出御府金帛为赎之,归其父母。庚午,诏以去岁霖雨,今兹旱、蝗,赦天下。诏书略曰:“若使年谷丰稔,天下义安,移灾朕身,以存万国,是所愿也,甘心无吝。”会所在有雨,民大悦。

  [10]关内地区大旱饥荒,百姓多卖儿卖女换取食物。己巳(二十二日),命令拿出皇宫府库中的金银财物赎回被变卖的子女们,送还给他们的父母。庚午(二十三日),诏令说因为上一年连绵大雨,今年又遇旱、蝗灾害,因此大赦天下。诏令大略说道:“假如让五谷丰登、天下安宁,即使将灾害移到朕身上来保全百姓也心甘情愿,毫不吝惜。”不久旱区天降喜雨,百姓大为高兴。

  [11]夏,四月,己卯,诏以“隋末乱离,因之饥馑,暴骸满野,伤人心目,宜令所在官司收瘗。”

  [11]夏季,四月,己卯(初三),下诏说:“隋朝末年天下大乱,造成饥荒,尸骨遍野,使人触目伤悲,命令各地官府掩埋尸骨。”

  [12]初,突厥突利可汗建牙直幽州之北,主东偏,奚、等数十部多叛突厥来降,颉利可汗以其失众责之。及薛延陀、回纥等败欲谷设,颉利遣突利讨之,突利兵又败,轻骑奔还。颉利怒,拘之十余日而挞之,突利由是怨,阴欲叛颉利。颉利数征兵于突利,突利不与,表请入朝。上谓侍臣曰:“者突厥之强,控弦百万,凭陵中夏,用是骄恣以失其民。今自请入朝,非困穷,肯如是乎!朕闻之,且喜且惧。何则?突厥衰则边境安矣,故喜。然朕或失道,他日亦将如突厥,能无惧乎!卿曹宜不惜苦谏,以辅朕之不逮也。”

  [12]起初,突厥突利可汗建牙帐于幽州北面,主持东部事务,奚、等数十部大多反叛突厥投降唐朝,颉利可汗责备他失去了这些部落。等到薛延陀、回纥等打败欲谷设,颉利派突利讨伐,突利的军队又吃败仗,单枪匹马逃回。颉利大怒,将突利拘禁了十几天,并鞭笞他,突利从此怨恨颉利,暗中想背叛颉利。颉利几次向他征兵,他都不给,向唐朝上表请求归附。太宗对大臣们说:“以前突厥强盛,拥有百万兵马,侵凌中原,却因如此骄横放纵而失去百姓的支持。现在请求归附,如果不是深陷困境,能这么做吗?朕听到这个消息是又高兴又担心。为什么呢?突厥衰败则大唐边境即得安宁,所以高兴。然而朕若有过失,日后也会象突厥一样,能不担心忧虑吗?望你们直言苦谏,来帮助朕弥补不足。”

  颉利发兵攻突利,丁亥,突利遣使来求救,上谋于大臣曰:“朕与突利为兄弟,有急不可不救。然颉利亦与之有盟,奈何?”兵部尚书杜如晦曰:“戎狄无信,终当负约,今不因其乱而取之,后悔无及。夫取乱侮亡,古之道也。”

  颉利可汗发兵攻打突利,丁亥(十一日),突利派人向大唐求援,太宗与大臣们谋划道:“朕与突利结为兄弟,他有急难我不能不救。然而颉利可汗也与我们订有盟约,怎么办呢?”兵部尚书杜如晦说:“戎狄族不守信用,以后肯定要背约,现今如不乘其混乱而进攻,以后将后悔莫及。谋取混乱者,侵凌将亡之师,这是自古以来就有的道理。”

  丙申,契丹酋长帅其部落来降。颉利遣使请以梁师都易契丹,上谓使者曰:“契丹与突厥异类,今来归附,何故索之!师都中国之人,盗我土地,暴我百姓,突厥受而庇之,我兴兵致讨,辄来救之,彼如鱼游釜中,何患不为我有!借使不得,亦终不以降附之民易之也。”

  丙申(二十日),契丹族首领率领所辖部落投降唐朝。颉利可汗派使臣来到大唐,请求用梁师都来换回契丹部族,太宗对突厥使臣说:“契丹族与你们突厥是不同的种族,现在来归顺我大唐,你们有什么理由讨还!梁师都本是中原汉人,侵占我大唐土地,欺压我大唐百姓,突厥接受他并加以庇护,大唐兴兵讨伐梁师都,你们总出兵救援,梁氏已如鱼游釜中,早晚要被我们消灭。即使一时消灭不掉,也不会用归降的契丹百姓去换他。”

  先是,上知突厥政乱,不能庇梁师都,以书谕之,师都不从。上遣夏州都督长史刘、司马刘兰成图之,等数遣轻骑践其禾稼,多纵反间,离其君臣,其国渐虚,降者相属。其名将李正宝等谋执师都,事泄,来奔,由是上下益相疑。等知可取,上表请兵。上遣右卫大将军柴绍、殿中少监薛万均击之,又遣等据朔方东城以逼之。师都引突厥兵至城下,刘兰成偃旗卧鼓不出。师都宵遁,兰成追击,破之。突厥大发兵救师都,柴绍等未至朔方数十里,与突厥遇,奋击,大破之,遂围朔方。突厥不敢救,城中食尽。壬寅,师都从父弟洛仁杀师都,以城降,以其地为夏州。

  在此之前,太宗得悉突厥内部争斗,政局混乱,不能够庇护梁师都,曾寄书信晓谕,劝他归降,梁师都执意不从。太宗派夏州都督府长史刘、司马刘兰成设法对付他,刘等人多次派遣轻骑兵践踏梁氏占据区的土地禾苗,又常使反间计,离间其君臣,其国势渐衰,投降唐朝的人接踵而至。梁氏手下名将李正宝等密谋将梁氏抓起来,事情败露,投奔唐朝,从此梁氏内部上下更加互相猜忌。刘等知道时机已到,上表请求派兵出击。太宗派右卫大将军柴绍、殿中少监薛万均率兵进攻,又让刘等据守朔方东城进逼梁氏。梁师都带突厥兵到了朔方东城下,刘兰成偃旗息鼓按兵不动。梁氏半夜逃跑,刘兰成追击,大败梁氏。突厥征调大批兵力救援梁氏,柴绍等率兵马走到离朔方数十里的地方,与突厥兵相遇,奋力拼杀,大败突厥兵,于是包围朔方城。突厥兵不敢前去救援,城中粮绝。壬寅(二十六日),梁师都的堂弟梁洛仁杀死师都,献城投降,唐朝以该地建夏州。

  [13]太常少卿祖孝孙,以梁、陈之音多吴、楚、周、齐之音多胡、夷,于是斟酌南北,考以古声,作《唐雅乐》,凡八十四调、三十一曲、十二和。诏协律郎张文收与孝孙同修定。六月,乙酉,孝孙等奏新乐。上曰:“礼乐者,盖圣人缘情以设教耳,治之隆替,岂由于此?”御史大夫杜淹曰:“齐之将亡,作《伴侣曲》,陈之将亡,作《玉树后庭花》,其声哀思,行路闻之皆悲泣,何得言治之隆替不在乐也!”上曰:“不然。夫乐能感人,故乐者闻之则喜,忧者闻之则悲,悲喜在人心,非由乐也。将亡之政,民必愁苦,故闻乐而悲耳。今二曲具存,朕为公奏之,公岂悲乎?”右丞魏徵曰:“古人称‘礼云礼云,玉帛云乎哉!乐云乐云,钟鼓云乎哉!’乐诚在人和,不在声音也。”

  [13]太常寺少卿祖孝孙,认为南朝梁、陈的音乐杂入很多吴、楚的音调;而北朝周、齐的音乐杂入很多北方胡、夷的音调,于是斟酌南、北方的音乐,又考察古代的音乐,修成了《唐雅乐》,总共八十四调、三十一曲、十二和。太宗又下诏令协律郎张文收与祖孝孙共同修定唐乐。六月,乙酉(初十),孝孙等人演奏新乐。太宗说:“礼乐不过是古代圣人根据实际情况的不同而设施教化罢了,国家政治的兴衰隆替,难道也由此而生?”御史大夫杜淹说:“北齐将要灭亡时,产生《伴侣曲》;陈国将亡时,又出现《玉树后庭花》,其声调悲哀,过路人听到了都悲伤落泪,怎么能说政治的兴衰隆替不在于音乐呢?”太宗说:“不对,音乐能够触动人的感情,所以高兴的人听到音乐则喜悦,忧伤的人听到它则感到悲痛,悲痛与喜悦全在于人的内心,不是由音乐引起的。将要衰亡的政治,百姓必然感到愁苦,所以听到音乐更加悲切。现在这二个曲子都还存在,朕为你弹奏出来,你难道会悲伤吗?”右丞魏徵说:“古人说:‘礼难道仅指玉帛之类礼器吗?’乐难道仅指钟鼓之类乐器吗?乐的意义确实在于使人心和睦,而不在于声音本身。”

  臣光曰:“臣闻垂能目制方圆,心度曲直,然不能以教人,其所以教人者,必规矩而已矣。圣人不勉而中,不思而得,然不能以授人,其所以授人者,必礼乐而已矣。礼者,圣人之所履也;乐者,圣人之所乐也。圣人履中正而乐和平,又思与四海共之,百世传之,于是乎作礼乐焉。故工人执垂之规矩而施之器,是亦垂之功已;王者执五帝、三王之礼乐而施之世,是亦五帝、三王之治已。五帝、三王,其违世已久,后之人见其礼知其所履,闻其乐知其所乐,炳然若犹存于世焉,此非礼乐之功邪!

  司马光曰:我听说古代巧匠垂能够用眼睛测方圆,用内心量曲直,但是不能将自己的技术传给别人,他能够传授给别人的,必定是圆规曲尺罢了。古代圣人不费力而能切中事物的道理,不深思而能获得治国之道,但却不能传授给别人,所能传授的,一定是礼、乐罢了。礼,是圣人所躬亲实践的;乐,是圣人所喜爱的。圣人遵行正道而喜爱谐和,又想与天下人共同遵行,使之传留百世,于是便制作礼乐。所以工匠手拿垂所传授的圆规曲尺去制作器物,这也就是垂的功劳了;君主用五帝三王的礼乐来治理国家,这也就是五帝三王的政治了。五帝三王离今世已很久远,后代人们看见他们的礼而知道他们的行止,听到他们的乐而知道他们的喜好,昭昭然如同仍存在于当世,这不是礼乐的功劳吗?

  夫礼乐有本、有文:中和者,本也;容声者,末也;二者不可偏废。先王守礼乐之本,未尝须臾去于心,行礼乐之文,未尝须臾远于身。兴于闺门,著于朝廷,被于乡遂比邻,达于诸侯,流于四海,自祭祀军旅至于饮食起居,未尝不在礼乐之中;如此数十百年,然后治化周浃,凤凰来仪也。苟无其本而徒有其末,一日行之而百日舍之,求以称风易俗,诚亦难矣。是以汉武帝置协律,歌天瑞,非不美也,不能免哀痛之诏。王莽建羲和,考律吕,非不精也,不能救渐台之祸。晋武制笛尺,调金石,非不详也,不能弭平阳之灾。梁武帝立四器、调八音,非不察也,不能免台城之辱。然则韶、夏、、武之音,具存于世,苟其余不足以称之,曾不能化一夫,况四海乎!是犹执垂之规矩而无工与材,坐而待器之成,终不可得也。况齐、陈淫昏之主,亡国之音,暂奏于庭,乌能变一世之哀乐乎!而太宗遽云治之隆替不由于乐,何发言之易而果于非圣人也如此!

  礼乐有内在的本质,有外表的形式:中正平和为礼乐之本,仪节声音为礼乐之末,二者不可偏废。先代贤明的君王谨守礼乐之本,一刻也没有离心远去,笃行礼乐的外在形式,躯体一刻也没有远离它。兴起于闺阁家门,显达于朝廷,广被于乡野近邻,通达于诸侯,流播于四海,从祭祀战争到饮食起居,都离不开礼乐。长此以往数十百年,然后教化普遍深入,天下太平。如果没有礼乐之本而只有礼乐之末,一日行礼乐而百日舍弃礼乐,想用礼乐来移风易俗,实在是难。所以汉武帝设置协律都尉,歌唱天降祥瑞,不能说不美,但仍不能不下伤感的罪己诏。王莽设立执掌天地四时的官吏羲和,考定律吕之音,不能说不精确,但仍不能挽救渐台之祸。晋武帝制笛尺,调金石之声,不能说不详尽,但仍不得消弭平阳的灾难。梁武帝设立四器,调理八音,不能说不分明,但仍不能免除台城的耻辱。这样看来,舜、禹、、周武王时的韶、夏、、武四乐,即使都保存于当世,如果德行不足以与它们相称.并不能感化一个人,更何况普天之下的民众呢!这如同拿着垂的圆规曲尺而没有其他工具、材料,徒然等待器具的制成,最后一无所得一样。况且齐、陈的淫荡昏庸之主,亡国之音,暂奏于朝庭,又怎么能改变一个时代的哀乐呢!太宗说政治的兴衰隆替不在于乐,为什么讲话轻率,非难圣人又如此果断呢?

  夫礼非威仪之谓也,然无威仪则礼不可得而行矣。乐非声音之谓也,然无声音之谓也,然无声音则乐不可得而见矣。譬诸山,取其一土一石而谓之山则不可,然土石皆去,山于何在哉!故曰:“无本不立,无文不行。”奈何以齐、陈之音不验于今世而谓乐无益于治乱,何异睹拳石而轻泰山乎!必若所言,则是五帝、三王之作乐皆妄也。“君子于其所不知,盖阙如也,”惜哉!

  礼并不是指威仪而言,然而没有威仪则礼难以施行。乐并非指声音而言,然而没有声音则乐难以表现。譬如一座山,取其一土一石则不能称为山,但是如果去掉土石,山又何在!所以说:“礼没有内在的本质不能成立,没有外表的形式无法施行。”怎么能因为齐、陈之音对当世无效而说乐无益于治乱呢,这与看见拳头大的石头而轻视泰山有什么不同!如果象上述这种议论所说的,则五帝、三王的作乐均为虚妄。“君子对于他所不知道的,暂付之阙如。”可惜呀!

  [14]戊子,上谓侍臣曰:“朕观《隋炀帝集》,文辞奥博,亦知是尧、舜而非桀、纣,然行事何其反也!”魏徵对曰:“人君虽圣哲,犹当虚己以受人,故智者献其谋,勇者竭其力。炀帝恃其俊才,骄矜自用,故口诵尧、舜之言而身为桀、纣之行,曾不自知以至覆亡也。”上曰:“前事不远,吾属之师也!”

  [14]戊子(十三日),太宗对亲近的大臣说:“朕翻阅《隋炀帝集》,见其文辞深奥博雅,也知道推崇尧、舜而非议桀、纣,然而其行事为何与其文章相反呢?”魏徵回答道:“君主虽然是圣哲之人,也应当虚心地接受别人的谏议,所以智慧的人奉献他的谋略,勇武之人竭尽其勇力。炀帝恃才自傲,骄矜自大,所以口诵尧、舜的言语而身行桀、纣的作为,竟然自己不知道怎么回事而至于覆灭。”太宗说:“前事不远,当成为我们的借鉴。”

  [15]畿内有蝗。辛卯,上入苑中,见蝗,掇数枚,祝之曰:“民以谷为命,而汝食之,宁食吾之肺肠。”举手欲吞之,左右谏曰:“恶物或成疾。”上曰:“朕为民受灾,何疾之避!”遂吞之。是岁,蝗不为灾。

  [15]长安地区出现了蝗虫。辛卯(十六日),太宗到玄武门北面的禁苑,看见了蝗虫,拾取几只蝗虫,祷祝说:“百姓视谷子如生命,而你们却吃它们,宁肯让你们吃我的肺肠。”举手想吞掉蝗虫,身边的人劝谏道:“吃脏东西容易得病。”太宗说:“朕为百姓承受灾难,为什么要躲避疾病!”于是吞食掉蝗虫。这一年,蝗虫没有成为灾害。

  [16]上曰:“朕每临朝,欲发一言,未尝不三思,恐为民害,是以不多言。”给事中知起居事杜正伦曰:“臣职在记言,陛下之失,臣必书之,岂徒有害于今,亦恐贻讥于后。”上悦,赐帛二百段。

  [16]太宗说:“朕每次临朝听政,想要说一句话,都要再三思忖,担心给百姓造成伤害,所以不多说话。”给事中知起居事杜正伦说:“我的职责在于记言,陛下的每一个过失,我一定要记上,陛下有过岂止有害于当今,恐怕还会让后人讥笑。”太宗高兴,赐给帛二百段。

  [17]上曰:“梁武帝君臣惟谈苦空,侯景之乱,百官不能乘马。元帝为周师所围,犹讲《老子》,百官戎服以听。此深足为戒。朕所好者,唯尧、舜、周、孔之道,以为如鸟有翼,如鱼有水,失之则死,不可暂无耳。”

  [17]太宗说:“梁武帝君臣只是会谈论佛教的苦行与空寂,侯景之乱,百官不能够骑马。梁元帝被北周的军队包围,还在讲论《老子》,百官穿着戎装听讲。这些深足为戒。朕所喜好的,只有尧、舜、周公、孔子之道,认为这如同鸟长翅膀、鱼得活水,失去它们将要死去,不可片刻没有它们。”

  [18]以辰州刺史裴虔通,隋炀帝故人,特蒙宠任,而身为弑逆,虽时移事变,屡更赦令,幸免族夷,不可犹使牧民,乃下诏除名,流州。虔通常言“身除隋室以启大唐”,自以为功,颇有觖望之色。及得罪,怨愤而死。

  [18]太宗认为辰刺史裴虔通是隋炀帝的旧臣,特别受到宠爱,最后却杀了炀帝。虽然星转斗移、时世变迁,几次经历颁布赦令,裴虔通也幸免于诛灭全族,但不可以让他再做官,于是下诏将其除名,流放到州。裴虔通常说:“亲自除掉隋朝皇室,开启大唐江山”,自以为有功,颇有怨恨失望的意思。等到开罪于朝廷,怨愤而死。

  [19]秋,七月,诏宇文化及之党莱州刺史牛方裕、绛州刺史薛世良、广州都督长史唐奉义、隋武牙郎将元礼并除名徙边。

  [19]秋季,七月,下诏将宇文化及的同党莱州刺吏牛方裕、绛州刺史薛世良、广州都督府长史唐奉义、隋虎牙郎将元礼一并除名流边。

  [20]上谓侍臣曰:“古语有之:‘赦者小人之幸,君子之不幸。’‘一岁再赦,善人喑哑。’夫养稂莠者害嘉谷,赦有罪者贼良民,故朕即位以来,不欲数赦,恐小人恃之轻犯宪章故也!”

  [20]太宗对大臣说:“古语说道:‘宽赦是小人的幸事,是君子的不幸。’‘一年中两次大赦,使善良的人哑口不言。’养恶草则对好谷子有害,宽赦罪犯则使善良的百姓遭殃,所以自从朕即位以来,不想屡次发布赦令,惟恐小人有恃无恐,动辄触犯法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