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纪五 烈祖明皇帝中之下青龙三年(乙卯、235)






  魏纪五 魏明帝青龙三年(乙卯,公元235年)

  [1]春,正月,戊子,以大将军司马懿为太尉。

  [1]春季,正月,戊子(初八),任命大将军司马懿为太尉。

  [2]丁巳,皇太后郭氏殂。帝数问甄后死状于太后,由是太后以忧殂。

  [2]丁己(疑误),皇太后郭氏去世。明帝多次向太后询问母亲甄氏致死的情状,于是,太后因忧惧而死。

  [3]汉杨仪既杀魏延,自以为有大功,宜代诸葛亮秉政;而亮平生密指,以仪狷狭,意在蒋琬。仪至成都,拜中军师,无所统领,从容而已。初,仪事昭烈帝为尚书,琬时为尚书郎。后虽俱为丞相参军、长史,仪每从行,当其劳剧;自谓年宦先琬,才能逾之,于是怨愤形于声色,叹咤之音发 于五内,时人畏其言语不节,莫敢从也。惟后军师费往慰省之,仪对恨望,前后云云。又语曰:“往者丞相亡没之际,吾若举军以就魏氏,处世宁当落度如此邪!令人追悔,不可复及!”密表其言。汉主废仪为民,徙汉嘉郡。仪至徙所,复上书诽谤,辞指激切;遂下郡收仪,仪自杀。

  [3]蜀杨仪已然杀掉魏延,自认为立有大功,应当代替诸葛亮执政。可是,诸葛亮生前另有秘密指令,认为杨仪胸襟狭隘而且性情急躁,意向是由蒋琬接任。杨仪到达成都后任中军师,没有统管的具体工作,只是悠闲而已。最初,杨仪侍奉昭烈帝刘备担任尚书职务,蒋琬当时只是尚书郎。后来,虽然两人都担任了丞相参军、长史的职务,但杨仪每次随诸葛亮行动,承担的任务比较繁重,自认为资历深于蒋琬,才干也超过蒋琬,于是抱怨愤恨之情显露于声色中,叹息怒斥之声发自心底。当时人们害怕他言炎话语没有约束,不敢和他来往。只有后军师费前去安慰问候他,杨仪对费发泄心中的怨恨,把前后经过如此如此地说了一遍,又对费说:“当初丞相刚刚去世之时,我如果率军投奔魏,为人处世怎会零落失意到这种地步?令人后悔,不可能再追回了!”费把他的话秘密上表,汉后主遂把杨仪免职贬为平民,流放到汉嘉郡。杨仪到达流放地点后,又上书进行诽谤,言辞激烈强硬,于是下令郡府逮捕杨仪,杨仪自杀。

  [4]三月,庚寅,葬文德皇后。

  [4]三月,庚寅(十一日),安葬皇太后郭氏。

  [5]夏,四月,汉主以蒋琬为大将军、录尚书事;费代琬为尚书令。

  [5]夏季,四月,汉后主任命蒋琬担任大将军、录尚书事;费接替蒋琬担任尚书令。

  [6]帝好土功,既作许昌宫,又治洛阳宫,起昭阳太极殿,筑总章观,高十余丈,力役不已,农桑失业。司空陈群上疏曰:“昔禹承唐、虞之盛,犹卑宫室而恶衣服。况今丧乱之后,人民 至少,比汉文、景之时,不过汉一大郡。加以边境有事,将士劳苦,若有水旱之患,国家之深忧也。昔刘备自成都至白水,多作传舍,兴费人役,太祖知其疲民也。今中国劳力,亦吴、蜀之所愿;此安危之机也,惟陛下虑之!”帝答曰:“王业、宫室,亦宜并立,灭贼之后,是当罢守御耳,岂可复兴役邪!是固君之识,萧何之大略也。”群曰:“昔汉祖惟与项羽争天下,羽已灭,宫室烧焚,是以萧何建武库、太仓,皆是要急,然高祖犹非其壮丽。今二虏未平,诚不宜与古同也。夫人之所欲,莫不有辞,况乃天王,莫之敢违。前欲坏武库,谓不可不坏也;后欲置之,谓不可不置也。若必作之,固非臣下辞言所屈;若少留神,卓然回意,亦非臣下之所及也。汉明帝欲起德阳殿,钟离意谏,即用其言,后乃复作之;殿成,谓群臣曰:‘钟离尚书在,不得成此殿也。’夫王者岂惮一人,盖为百姓也。今臣曾不能少凝圣听,不及意远矣。”帝乃为之少有减省。

  [6]明帝热衷于土木建筑工程,已经兴建了许昌宫,又修复洛阳宫,建起昭阳太极殿,筑成总章观,观高十余丈。于是不停地征调劳役,农桑之事几乎停顿。司空陈群上书说:“古代大禹承继唐尧、虞舜的昌盛基业,还是居住低矮的宫室,身穿粗劣的衣服,何况如今正在战乱之后,人口很少,比之汉文帝、汉景帝之时,不超过当时的一个大郡。加之边疆战事不断,将士劳累辛苦,如果出现水灾、旱灾,就会成为国家的深重忧虑。以前刘备从成都出发到白水,沿途大建居室馆所,耗费大量人力,太祖知道他是使民众疲惫。而今中原大用民力,也正是吴国、西蜀所希望的,这是关系国家安危的关键问题,愿陛下考虑!”明帝答道:“帝王之业和帝王宫殿,也应该并行建立,消灭敌人之后,只须罢兵防守,怎么可以再大兴劳役呢?这本来是你的职责,同萧何当初修治未央宫一样。”陈群说:“从前汉高祖只与项羽争夺天下,项羽已然被灭,而宫室都被烧毁,所以萧何修建了武器库、粮库,都是紧急需要,然而高祖还责怪修建得过于华丽。而今吴、蜀两国还没平定,实在不应与古代等同并论。人们要想满足私欲,没有找不到托辞的,何况帝王,更没有人敢于违抗。陛下以前想要拆毁武器库,说是不可不拆毁;以后打算重新设置,又说不可不设置。如果一定要兴建,固然不是臣下的话所能改变的;如果稍加留意历史教训,臣下回心转意,也不是高瞻远瞩地所能比得上的。汉明帝打算修建德阳殿,钟离意直言规劝,就采纳了他的意见,以后又重新兴建;宫殿建成后,对群臣说:‘如果钟离尚书还在,此殿就建不成了。’作为帝王怎么可以只怕一个人?应该一切为百姓考虑。现在我不能使陛下稍稍听取一些意见,比起钟离意差得太远了。”为此,明帝稍有减省。

  帝耽于内宠,妇官秩石拟百官之数,自贵人以下至掖庭洒扫,凡数千人,选女子知书可付信者六人,以为女尚书,使典省外奏事,处当画可。廷尉高柔上疏曰:“昔汉文惜十家之资,不营小台之娱;去病虑匈奴之害,不遑治第之事。况今所捐者非惟百金之费,所忧者非徙北狄之患乎!可粗成见所营立以充朝宴之仪,讫罢作者,使得就农;二方平定,复可徐兴。《周礼》,天子后妃以下百二十人,嫔嫱之仪,既已盛矣;窃闻后庭之数,或复过之,圣嗣之昌,殆能由此。臣愚以为可妙简淑媛以备内官之数,其余尽遣还家,且以育精养神,专静为宝。如此,则《螽斯》之徵可庶而致矣。”帝报曰:’辄克昌言,他复以闻。”

  明帝沉迷于宠妃美女之中,宫中女官的官位和俸禄比照文武百官的数目,自贵人以下到担任宫廷洒扫的宫女有千人,挑选读书识字可以信赖的六人任为女尚书,让她们审查不经尚书省直接上奏的朝臣奏章,分别处理,可者准奏。廷尉高柔上书说:“从前汉文帝爱惜十家的资财,不建造一个小小的楼台娱乐,霍去病忧虑匈奴的危害,没有闲暇营治宅第,何况现在所耗费的绝非只是百金的资财,所忧虑的绝非只是北狄的危害!我认为,只可粗略地完成已动工的工程,充当朝会和宴会之用,竣工之后遣返在工地上劳动的民夫,使他们能够回去务农,待西蜀和吴国平定之后,再可慢慢兴建。《周礼》规定,天子可有后妃以下一百二十人,嫔妃的仪制,已经够盛大了。我私下听说,后宫的人数可能已超过这个数目,圣下的子嗣未能昌盛,大概全是由于此吧。我认为可以挑选少量贤淑美女,备齐内官的数目,其余的全部遣送回家,陛下可以育精养神,专一静养。那么,《诗经·螽斯》所说多子多孙的征兆不久就可出现了。”明帝回答说:“你经常正言进谏,其它事情,请再进言。”

  是时猎法严峻,杀禁地鹿者身死,财产没官,有能觉告者,厚加赏赐。柔复上疏曰:“中间以来,百姓供给众役,亲田者既减;加顷复有猎禁,群鹿犯暴,残食生苗,处处为害,所伤不訾,民 虽障防,力不能御。至如荥阳左右,周数百里,岁略不收。方今天下生财者甚少,而麋鹿之捐者甚多,卒有兵戎之役,凶年之灾,将无以待之。惟陛下宽放民间,使得捕鹿,遂除其禁,则众庶永济,莫不悦豫矣。”

  这时狩猎的法规极其严厉,杀死皇家禁地内麋鹿的人要处以死刑,没收财产,有能发现并告发的人,给以重赏。高柔又上书说:“近年来,百姓提供了各种劳役,从事田间劳动的人已经减少,再加上又有猎禁之法,群鹿有时暴性发作,贪吃毁坏地里长着的嫩苗,处处为害,所损害的不计其数,民众虽然设障防备,但力量不够,防不胜防。以至到了荥阳附近地区,周围数百里,年年几乎没有收成。而今天下创造财富的很少,而麋鹿造成的损失很多,如果突然爆发战争动员兵役,或者荒年降临颗粒不收,将没有办法应付。请陛下对待民间宽大放松一些,准许民众捉捕麋鹿,尽快解除猎禁,那么百姓将有长久的接济,没有谁会不高兴了。”

  帝又欲平北芒,令于其上作台观,望见孟津。卫尉辛毗谏曰:“天地之性,高高下下。今而反之,既非其理;加以损费人功,民不堪役。且若九河盈溢,洪水为害,而丘陵皆夷,将何以御之!”帝乃止。

  明帝又想铲平北芒山顶,下令在上面建造台观,以便远望孟津。卫尉辛毗规劝说:“天地成自然,本来就是高高低低。现在要反其道而行,已经违背了天理;加之耗费人工,民众已无力承担。如果九河涨满,洪水为害时,丘陵都被夷为平地,将靠什么防御呢?”明帝这才作罢。

  少府杨阜上疏曰:“陛下奉武皇帝开拓之大业,守文皇帝克终之元绪,诚宜思齐往古圣贤之善治,总观季世放荡之恶政。曩使桓、灵不废高祖之法度,文、景之恭俭,太祖虽有神武,于何所施,而陛下何由处斯尊哉!今吴、蜀未定,军旅在外,诸所缮治,惟陛下务从约节。”帝优诏答之。

  少府杨阜上书说:“陛下承继武皇帝开拓的帝王大业,保持文皇帝一贯遵循的方向,实在应该向古代圣贤的治世看齐,总观各朝末世放荡的弊政。以前假使汉桓帝、汉灵帝不废驰汉高祖的法令制度,不破坏汉文帝、汉景帝的谦恭节俭,我们太祖虽有神武之威,又往何处施展,而陛下又怎么能够处在至尊地位呢?而今吴、蜀两国还没平定,军队在外戍边,各项修缮整治工程,请陛下务必简约节省。”明帝下诏对他的意见表示称赞。

  阜复上疏曰:“尧尚茅茨而万国安其居,禹卑宫室而天下乐其业;及至殷、周,或堂崇三尺,度以九筵耳。桀作璇室象廊,纣为倾宫鹿台,以丧其社稷,楚灵以筑章华而身受祸,秦始皇作阿房,二世而灭。夫不度万民之力以从耳目之欲,未有不亡者也。陛下当以尧、禹、汤、文、武为法则,夏桀、殷纣、楚灵、秦皇为深诫,而乃自暇自逸,惟宫台是饰,必有颠覆危之祸矣。君作元首,臣为股肱,存亡一体,得失同之。臣虽弩怯,敢忘争臣之义!言不切至,不足以感悟陛下;陛下不察臣言,恐皇祖、烈考之祚坠于地。使臣身死有补万一,则死之日犹生之年也,谨叩棺沐浴,伏俟重诛!”奏御,帝感其忠言,手笔诏答。

  杨阜又上书说:“尧帝推崇简陋的茅屋,万国安居,大禹居住低矮的宫室,天下乐业。到了商朝和周朝,殿堂堂基不过高三尺,宽只能容纳九张席子而已。夏桀用玉石建造居室,用象牙装饰走廊,商纣建造倾宫、鹿台,因而断送了王朝大业。楚灵王因修筑章华台而身遭大祸,秦始皇修建阿房宫,传位二世即归灭亡。如果不估量民力的极限,只为满足自己耳目的享受,没有哪一个不灭亡的。陛下应当以尧、舜、禹、商汤、文王、武王为榜样,以夏桀、殷纣、楚灵王、秦始皇的教训为鉴戒,不这样而是贪图自己闲暇安逸,只是关心宫殿台阁的修饰,一定有朝廷颠覆国家灭亡的灾祸。君王好比是头脑,大臣好比是四肢,生死与共,利害相同。我虽然愚蠢胆怯,岂敢忘记诤臣的大义,言辞不激切,便不足以感动陛下;陛下如不体察我的进言,恐怕皇祖、先帝创建的大业将坠落在地。即使我以身死而能于事有万分之一的补救,那么我死去了也如同活着。谨敲击棺木,沐浴更衣,听候诛杀。”奏章呈上后,明帝被他的忠言感动,亲笔写诏回答。

  帝尝著帽,被缥绫半袖。阜问帝曰:“此于礼何法服也?”帝默不答。自是不法服不以见阜。

  明帝曾经头戴便帽,身穿淡青色短袖绸衫,杨阜问明帝:“这是符合礼制的哪一种服装?”明帝沉默不语。从此以后,不穿礼制规定的标准服装不见杨阜。

  阜又上疏欲省宫人诸不见幸者,乃召御府吏问后宫人数。吏守旧令,对曰:“禁密,不得宣露!”阜怒,杖吏一百,数之曰:“国家不与九卿为密,反与小吏为密乎!”帝愈严惮之。

  杨阜又上书打算减去宫女中那些不被皇帝宠幸的人,于是召来御府吏员询问后宫人数,吏员遵守原有的规定,答道:“这是宫中的秘密,不能泄漏。”杨阜大怒,责打他一百棍,数落他说:“国家对九卿没有秘密,反而对小吏有什么秘密吗?”明帝更加惧惮杨阜。

  散骑常侍蒋济上疏曰:“昔句践养胎以待用,昭王恤病以雪仇,故能以弱燕服强齐,羸越灭劲吴。今二敌强盛,当身不除,百世之责也。以陛下圣明神武之略,舍其缓者,专心讨贼,臣以为无难矣。”

  散骑常侍蒋济上书说:“从前勾践鼓励生育,准备国家征用,燕昭王抚慰疾病贫苦的人民,是打算报仇雪耻,所以能以弱小的燕国战胜强大的齐国,贫穷的越国消灭了强劲的吴国。如今吴、蜀两敌强盛,陛下在位时不能翦除,将为后代百世所谴责。凭着陛下圣明神武的韬略,舍弃那些可以缓办的事情,一心一意讨伐敌人,我认为没有什么难办的。”

  中书侍郎东菜王基上疏曰:“臣闻古人以水喻民曰,‘水所以载舟,亦所以覆舟。’颜渊曰:‘东野子之御,马力尽矣,而求进不已,殆将败矣。’今事役劳苦,男女离旷,愿陛下深察东野之敝,留意舟水之喻,息奔驷于未尽,节力役于未困。昔汉有天下,至孝文时唯有同姓诸侯,而贾谊忧之曰:‘置火积薪之下而寝其上,因谓之安。’今寇贼未殄,猛将拥兵,检之则无以应敌,久之则难以遗后,当盛明之世,不务以除患,若子孙不竟,社稷之忧也。使贾谊复起,必深切于曩时矣。”帝皆不听。

  中书侍郎东莱人王基上书说:“我听说古人用水比喻人民说:‘水可以载舟,也可以覆舟’。颜渊说:‘东野子驾车,马力已经用尽了,但仍不停地向前驱赶,终将毁掉马匹。’如今劳役辛苦,男女分离,希望陛下深察东野子驾车的弊病,留意舟水关系的比喻,让奔跑的马匹在力气还没用尽时得到休息,在人民还没困竭时减省力役。从前汉朝取得天下,到文帝时只有同姓诸侯,可是贾谊仍然忧虑地说:‘把火苗放在柴堆下面而睡其上,还认为是平安。’如今贼寇未灭,猛将拥兵自重,限制约束他们就无法应付敌人,长久下去则难以交代给子孙,当此国家盛明之时,还不全力除害,如果将来子孙不强,必定是国家的忧患。假使贾谊复活,一定比从前感受更加深切。”明帝都不采纳。

  殿中监督役,擅收兰台令史;右仆射卫臻奏按之。诏曰:“殿舍不成,吾所留心,卿推之,何也?”臻曰:“古制侵官之法,非恶其勤事也,诚以所益者小,所堕者大也。臣每察校事,类皆如此,若又纵之,惧群司将遂越职,以至陵夷矣。”

  殿中监监督营造宫室,擅自拘捕兰台令史。右仆射卫臻奏请查办,明帝颁诏说:“宫殿不能完工,是我最关心的,你推究查办此事,是为什么?”卫臻说:“古代有禁止官吏互相侵犯职权的法规,不是厌恶他们勤于办事,实在是因为收效小而破坏大。我每次检查校事的工作,都有同类毛病,如果再对此放纵,我恐怕各部门马上就要越职越权,以至王权衰颓了。”

  尚书涿郡孙礼固请罢役,帝诏曰:“钦纳谠言。”促遣民作;监作者复秦留一月,有所成讫。礼径至作所,不复重奏,称诏罢民,帝奇其意而不责。帝虽不能尽用群臣直谏之言,然皆优容之。

  尚书涿郡人孙礼坚持请求停止劳役,明帝下诏说:“敬佩并接受你的正直之言。”催促把民夫遣返回家。但监工官吏又上奏留一个月,以便使工程完结。孙礼直接来到工地,不再重新上奏,宣称皇帝颁布诏书遣返民工,明帝对孙礼的做法感到新奇,因而没有责怪。明帝虽然不能全部采用群臣的直言进谏,却都能宽容他们。

  秋,七月,洛阳崇华殿灾。帝问侍中领太史令泰山高堂隆曰:“此何咎也?于礼宁有祈禳之义乎?”对曰:“《易传》曰:‘上不俭,上不节,孽火烧其室。’又曰:‘君高其台,天火为灾。’此人君务饰宫室,不知百姓空竭,2故天应之以旱,火从高殿起也。”诏问隆:“吾闻汉武之时柏梁灾,而大起宫殿以厌之,其义云何?”对曰:“夷越之巫所为,非圣贤之明训也。《五行志》曰:‘柏梁灾,其后有江充巫蛊事。’如《志》之言,越巫建章无所厌也;今宜罢散民役。宫室之制,务从约节,清扫所灾之处,不敢于此有所立作,则莆、嘉禾必生此地,若乃疲民之力,竭民之财,非所以致符瑞而怀远人也。”

  秋季,七月,洛阳崇华殿发生火灾,明帝问侍中兼太史令的泰山人高堂隆说:“这是什么灾祸?在礼仪上有没有祈福除灾的意义吗?”高堂隆对答说:“《易传》说:‘居上不俭朴,在下不节约,灾火烧他的宫室。’还说:‘君王高筑楼台,天火成灾。’这是君王一心只致力于修饰宫殿,不了解百姓亏空竭尽,所以上天以旱灾回报,火就从高高的宫殿燃起。”明帝用诏书问高堂隆:“我听说汉武帝的时候柏梁发生火灾,反而是用大建宫殿来镇慑,这又怎么解释?”对答说:“这是夷、越族的巫师所为,不是圣贤的明训。《五行志》记载:‘柏梁火灾,在这以后有江充巫蛊之事。’正如《五行志》所记,越人巫师诱惑修筑建章台,并没有镇慑灾难的作用,现在应该遣散民役。宫殿的建制,务必从简节约;清扫火灾的地方,不要冒昧地另行施工,那么瑞草、禾苗一定能在这儿生长起来。如果继续耗费民力,枯竭民财,不是招致符瑞、安抚远方之人的做法。”

  [7]八月,庚午,立皇子芳为齐王,询为秦王。帝无子,养二王为子,宫省事秘,莫有知其所由来者。或云:芳,任城王楷之子也。

  [7]八月,庚午(二十四日),立皇子曹芳为齐王、曹询为秦王。明帝没有儿子,收养曹芳和曹询为子,皇宫禁地事情极其秘密,无人知晓他俩的来历。有人说,曹芳是任城王曹楷的儿子。

  [8]丁巳,帝还洛阳。

  [8]丁巳(十一日),明帝返回洛阳。

  [9]诏复立崇华殿,更名曰九龙。通引水过九龙殿前,为玉井绮栏,蟾蜍含受,神龙吐出。使博士扶风马钧作司南车,水转百戏。

  [9]颁诏重新修建崇华殿,改名为九龙殿。开渠引来水流过九龙殿前,用玉石砌成水井,用彩缎包裹井栏,水从玉雕蟾蜍的口中流入,再从玉雕神龙的口中吐出。命博士扶风人马钧制作司南车,制作以水为动力旋转活动的百戏车。

  陵霄阙始构,有鹊巢其上,帝以问高堂隆,对曰:“《诗》曰:‘惟鹊有巢,惟鸠居之。’今兴宫室,起陵霄阙,而鹊巢之,此宫未成身不得居之象也。天意若曰:‘宫室未成,将有他姓制御之’,斯乃上天之戒也。夫天道无亲,惟与善人,太戊、武丁睹灾悚惧,故天降之福。今若罢休百役,增崇德政,则三王可四,五帝可六,岂惟商宗转祸为福而已哉!”帝为之动容。

  陵霄阙刚刚起架时,有喜鹊在上面筑巢,明帝以此事询问高常隆,高堂隆回答说:“《诗经》说:‘鹊筑巢,鸠居之’。如今大兴宫殿,又新起陵霄阙,并且有喜鹊在上面筑巢,这是宫殿没建成不能在里面居住的象征。上天的旨意好像是说:‘宫殿未成,就会有外姓人统治支配它。’这就是上天的告诫。天道没有亲疏,只赐福于善良的人。太戊、武丁看见灾异征兆后惶悚恐惧,所以上天改降福分。现今如果能够停止各种劳役,增施德政,那么三王可以增为四王,五帝可以增为六帝,难道只是商代的帝王可以转祸为福吗?”明帝为之动容。

  帝性严急,其督修宫室有稽限者,帝亲召问,言犹在口,身首已分。散骑常侍领秘书监王肃上疏曰:“今宫室未就,见作者三四万人。九龙可以安圣体,其内足以列六宫;惟泰极已前,功夫尚大。愿陛下取常食禀之士,非急要者之用,选其丁壮,择留万人,使一期而更之。咸知息代有日,则莫不悦以即事,劳而不怨矣。计一岁成者,听且三年,分遣其余,使皆即农,无穷之计也。夫信之于民,国家大宝也。前车驾当幸洛阳,发民为营,有司命以营成而罢;既成,又利其功力,不顾经国之体。臣愚以为自今已后,傥复使民,宣明其令,使必如期;以次有事,宁使更发,无或失信。凡陛下临时之所行刑,皆有罪之吏、宜死之人也;然从庶不知,谓为仓卒。故愿陛下下之于吏,钧其死也,无使污于宫掖而为远近所疑。且人命至重,难生易杀,气绝而不续者也,是以圣贤重之。昔汉文帝欲杀犯跸者,廷尉张释之曰:‘方其时,上使诛之则已,今下廷尉,廷尉,天下之平,不可倾也。’臣以为大失其议,非忠臣所宜陈也。廷尉者,天子之吏也,犹不可以失平,而天子之身反可以惑谬乎!斯重于为已而轻于为君,不忠之甚者也。,不可不察。”

  明帝性情严厉急躁,对那些监督修建宫殿而没能如期完工的人,亲自召来责问,话还没出口,已被杀头。散骑常侍兼秘书监王肃上书说:“而今宫殿还没建成,参加劳作的人已有三四万。九龙殿可以使陛下安居,里面足够安置六宫人员;只有泰极殿前边的工程尚大。愿陛下指派领取国家粮饷目前又无紧急任务的士兵,挑选身体强壮者一万人,让他们一年轮换一次。都知道休息替代有日可待,就都会乐于在工地劳动,虽然辛苦而不再有怨言了。总计一年有三百六十万工,也不算少。本应当一年完成的,不妨三年完成,遣散其余的民工,使他们都回去务农,这是长远之计。取信于民,是国家的重要珍宝。以前陛下临幸洛阳,征发百姓修建营垒,有关部门命令营垒修成就放民工回家;结果营垒建成,又贪图百姓工力的便宜,不按时放还。有关部门只营求眼前利益,不顾治国大体。我愚昧地认为,从今以后,倘若再使用民工,应该明确宣布期限,使用民工一定遵守时限。如果又有劳役,宁可重新征发,也不要失信。凡陛下临时施刑的人,都是有罪的官吏、当死的人,可是众人不知道详情,说是仓促行事。所以,愿陛下交给主管官吏处理。同样是死,不要让罪犯的血污染宫廷,还被远近猜疑。况且人命至重,容易诛杀而难于复生,一旦气绝,不可能再接续,所以圣对此都很重视。以前汉文帝想要杀死冒犯御驾的人,廷尉张释之说:‘正当事情发生时,皇上派人诛杀他就算了,现在既然下交到廷尉,廷尉是天下的天平,不可偏颇。’我认为这是完全失去大义,不是忠臣所该说的话。廷尉也是天子的属官,都不可以失去公平,而天子反倒可以迷惑错谬吗?这是看重自己而轻视帝王,是严重不忠的人,不可不明察。”

  [10]中山恭王衮疾病,令官属曰:“男子不死于妇人之手,亟以时营乐堂。”堂成,舆疾往居之。又令世子曰:“汝幼为人君,知乐不知苦,必将以骄奢为失者也,兄弟有不良之行,当造谏之,谏之不从,流涕喻之,喻之不改,乃白其母,犹不改,当以奏闻,并辞国土。与其守宠罹祸,不若贫贱全身也。此亦谓大罪亚耳,其微过细故,当掩覆之。”冬十月,已酉,衮卒。

  [10]中山恭王曹衮病重,命令官属说:“男人不应死在女人手上,赶快给我在东面营造一座殿堂。”殿堂建成,带病前去居住。又命令嫡子说:“你年纪尚小便作了王,只知道欢乐而不知道痛苦,一定会因骄恣奢华而出现过失。兄弟们如有不良行为,你应当前去规劝,规劝不被接受,要流泪劝告,再不改正,就告诉他们的母亲,还不改就应当奏报皇上,并辞退封国食邑。与其依仗恩宠招祸,不如贫贱保全性命。这当然是指犯了大罪,如是细小过失,便应当替他掩饰。”冬季,十月,已酉(初三),曹衮去世。

  [11]十一月,丁酉,帝行如许昌。

  [11]十一月,丁酉(二十二日),明帝前往许昌。

  [12]是岁,幽州刺史王雄使勇士韩龙刺杀鲜卑轲比能;自是种落离散,互相侵伐,强者远遁,弱者请服,边陲遂安。

  [12]这一年,幽州刺史王雄派遣勇士韩龙刺杀了鲜卑首领轲比能。从此以后,鲜卑部落分崩离析,互相攻击,强者远遁,弱者归顺,边境平安。

  [13]张掖柳谷口水溢涌,宝石负图,状象灵龟,立于川西,有石马七及凤凰、麒麟、白虎、牺牛、璜、八卦、列宿、孛彗之象,以有文曰“大讨曹”。诏书班天下,以为嘉瑞。任令于绰连赍以问钜鹿张,密谓绰曰:“夫神以知来,不追既往,祥兆先见而后废兴从之。今汉已久亡,魏已得之,何所追兴祥兆乎!此石,当今之变异而将来之符瑞也。”

  [13]张掖柳谷口水满涌出,露出一块玉石,带有图案,形状如灵龟,竖立在水面,上有七个石马及凤凰、麒麟、白虎、牺牛、璜、八卦、星宿、孛星和彗星的图形,并有“大讨曹”三字。明帝下诏公告天下,认为是祥瑞。任县县令于绰带着诏书及玉石图案去问巨鹿人张。张秘密地对于绰说:“神因为知道未来,不追溯往事,吉祥征兆先显现出,然后接着就有兴有废。如今汉朝灭亡已久,魏已得天下,怎么还会是兴魏的吉祥预兆呢?这块玉石,是当今之世要有变异而预示将来的符瑞。”

  [14]帝使人以马易珠玑、翡翠、玳瑁于吴,吴主曰:“北皆孤所不用,而可以得马,孤何爱焉。”尽以与之。

  [14]明帝派人去吴国用马匹换取珍珠、翡翠、玳瑁。吴王说:“这些东西都是我不用的,而可用来换到马匹,我为什么要吝惜呢?”于是,全都给了来使。

  四年(丙辰、236)

  四年(丙辰,公元236年)

  [1]春,吴人铸大钱,一当五百。

  [1]春季,吴铸造大钱,一当五百。

  [2]三月,吴张昭卒,年八十一。昭容貌矜严,有威风,吴主以下,举邦惮之。

  [2]三月吴张昭去世,享年八十一岁。张昭容貌高傲,威风凛凛,自吴王以下,举国敬畏。

  [3]夏,四月,汉主至湔,登观阪,观汶水之流,旬日而还。

  [3]夏季,四月,汉后主到达湔氐道,登上观阪,观看汶水水道,停留十日返回。

  [4]武都氐苻健请降于汉;其弟不从,将四百户来降。

  [4]武都郡氐族人苻健向蜀汉请降,其弟不跟从,率四百户来降魏。

  [5]五月,乙卯,乐平定侯董昭卒。

  [5]五月,乙卯(十三日),乐平定侯董昭去世。

  [6]冬,十月,己卯,帝还洛阳宫。

  [6]冬季,十月,己卯(初十),明帝返回洛阳宫。

  [7]甲申,有星孛于大辰,又孛于东方。高堂隆上疏曰:“凡帝王徙都立邑,皆先定天地、社稷之位,敬恭以奉这。将营宫室,则宗庙为先,厩库为次,居室为后。今圜丘、方泽、南北郊、明堂、社稷,神位未定,宗庙之制又未如礼,而崇饰居室,士民失业。外人咸云‘宫人之用与军国之费略齐’,民不堪命,皆有怨怒。《书》曰:‘天聪明自我民聪明,天明畏自我民明威。’言天之赏罚,随民言,顺民心也。夫采椽、卑宫,唐、虞、大禹之所以犯昊天也。今宫室过盛,天彗章灼,斯乃慈父恳切之训。当崇孝子祗耸之礼,不宜有忽,以重天怒。”隆数切谏,帝颇不悦。侍中卢毓进曰:“臣闻君明则臣直,古之圣王惟恐不闻其过,此乃臣等所以不及隆也。”帝乃解。毓,植之子也。

  [7]甲申(十五日),在大辰星旁出现异星,后又出现在东方天际。高堂隆上书说:“凡是帝王迁移都城或者兴建城邑,都要先选定祭祀天地和社稷神的地方,恭恭敬敬地尊奉他们。将要营建宫殿时,也要先建祖先祭庙,然后再建马厩、仓库,最后才兴建居室。如今圜丘、方泽、南北郊、明堂及社稷,各神神位都没有确定,祖先祭庙的建制也不符合礼法,而只是大修宫殿,使人民失掉生计。外人都说:‘宫中的花费与军国总费用几乎相等’,百姓忍受不了,都抱有怨恨愤怒的情绪。《尚书》说:‘上天耳聪目明,实际是人民耳聪目明,上天显赫威灵,实际是人民显赫威灵。’这是说上天的奖赏和惩罚,随从民意,顺应民心。用原木做椽子,建造陋室居住,是唐尧、虞舜、大禹留下来的风范;修玉台、造琼室,是夏桀、商纣对皇天的冒犯。如今宫殿修建过盛,彗星在天空闪烁,这就是仁慈的天父发出恳切的训诫。陛下应当尊崇孝子恭谨接受的礼仪,不应当忽视它,以免加重上天的愤怒。”高堂隆多次恳切直言规劝,明帝颇不高兴。侍中卢毓进言说:“我听说君王圣明则臣下正直,古代的圣王唯恐听不到自己的过失,这正是我们不及高堂隆之处。”明帝怒意才算消解。卢毓是卢植的儿子。

  [8]十二月,癸巳,颍阴靖侯陈群卒。群前后数陈得失,每上封事,辄削其草,时人及其子弟莫能知也。论者或讥群居位拱默;正始中,诏撰群臣上书以为《名臣奏议》,朝士乃见群谏事,皆叹息焉。

  [8]十二月,癸巳(二十四日),颍阴靖侯陈群去世。陈群曾前后多次上书陈述治国得失,每次都是封好上奏即毁掉底稿,当时的人和他的儿子、兄弟都不知道其中内容。议论的人中有的讥讽陈群身居高位,只是拱手而默无所言。正始年间,诏命选录群臣上书编纂《名臣奏议》,在朝人士才见到陈群进谏事迹,都赞叹不止。

  袁子论曰:或云:“少府杨阜岂非忠臣哉?见人主之非则勃然触之,与人言未尝不道。”答曰:“夫仁者爱人,施之君谓之忠,施于亲谓之孝。今为人臣,见人主失道,力诋其非而播扬其恶,可谓直士,未为忠臣也。故司空陈群则不然,谈论终日,未尝言人主之非;书数十上,外人不知。群子谓群于是乎长者矣。”

  袁宏论曰:有人说:“少府杨阜难道还不是忠臣吗?看见君王的过错就迫不及待地尖锐指出,与人谈话时也不加隐瞒。”我的回答是:“仁人君子爱人,如爱的是君王则称之为忠,如爱的是父母则称之为孝。如今作为臣属,看见君主失去道义,竭力批评他的过错并且处处宣扬,这种人可称为直士,但不可当作忠臣。前司空陈群就不是这样,他终日谈论,也未曾讲过君主的过错,上书规劝数十次,外人都不知道。君子因此称陈群是长者。”

  [9]乙未,帝行如许昌。

  [9]乙未(二十六日),明帝前往许昌。

  [10]诏公卿举才德兼备者各一人,司马懿以兖州刺史太原王昶应选。昶为人谨厚,名其兄子曰默,曰沈,名其子曰浑,曰深,为书戒之曰:“吾以四者为名,欲使汝曹顾名思义,不敢违越也。夫物速成则疾亡,晚就而善终,朝华之草,夕而零落,松柏之茂,隆寒不衰,是以君子戒于阙党也。夫能屈以为伸,让以为得,弱以为强,鲜不遂矣。夫毁誉者,爱恶之原而祸福之机也。孔子曰:‘吾之于人,谁毁谁誉,’以圣人之德犹尚如此,况庸庸之徙而轻毁誉哉!人或毁己,当退而求之于身。若已有可毁之行,则彼言当矣;若己无可毁之行,则彼言妄矣。当则无怨于彼,妄则无害于身,又何反报焉!谚曰:‘救寒莫如重裘,止谤莫如自修’,斯言信矣。”

  [10]诏命三公九卿每人推举才德兼备者一人,司马懿推荐的兖州刺史太原人王昶应选。王昶为人恭谨忠厚,他给侄子起名王默、王沉,给儿子起名王浑、王深,写信告诫他们说:“我以这四字作为你们的名字,是要你们能顾名思义,不敢违犯。事物都是成熟得快死亡得也快,晚成必有好结果;早晨开花的小草,到晚上就凋零了,松柏的茂盛,寒冬也不会衰减,所以君子都以‘阙党小子’的急于求成为戒鉴。如果能把委曲看作是舒展,能把谦让看作是获得,能把柔弱看作是刚强,便很少不能成功了。毁谤和赞誉,是喜爱和厌恶的根源,也是灾祸和福分的契机。孔子说:“我对别人,不毁谤,不赞誉。凭圣人的德行尚且如此,何况平庸之辈,怎么可以轻易毁谤和赞誉呢?别人有时攻击自己,应当退而自己质问自己,如自己有可以攻击的行为,那么别人的攻击就是对的;如果自己没有应受攻击的行为,那么他的话就是虚妄之言。说得对就不要怨恨他,说得不对也无害于己,又何必报复他?谚语说:‘救寒草如厚皮袄,止谤莫如自修身。’这句话确实如此啊!”

  景初元年(丁巳、237)

  景初元年(丁巳,公元237年)

  [1]春,正月,壬辰,山茌县言黄龙见。高堂隆以为:“魏得土德,故其瑞黄龙见,宜改正朔,易服色,以神明其政,变民耳目。”帝从其议。三月,下诏改元,以是月为孟夏四月,服色尚黄,牺牲用白,从地正也。更名《太和历》曰《景初历》。

  [1]春季,正月,壬辰(疑误),山荏县奏报说看见黄龙。高堂隆认为:“魏得的是土德,所以它的瑞兆是出现黄龙,应改变历法,换服装颜色,依靠神灵使政治清明,使万民耳目一新。”明帝同意此议。三月,下诏改年吨,以本月为孟夏四月,服色尚黄,祭祀牲畜用白,依从天地人三正中的地正,改太和历为景初历。

  [2]五月,己巳,帝还洛阳。

  [2]五月,己巳(初二),明帝返回洛阳。

  [3]己丑,大赦。

  [3]己丑(二十二日),魏大赦天下。

  [4]六月,戊申,京都地震。

  [4]六月,戊申(十二日),魏京都发生地震。

  [5]己亥,以尚书令陈矫为司徒,左仆射卫臻为司空。

  [5]己亥(初三),明帝任命尚书令陈矫担任司徒,左仆射卫臻担任司空。

  [6]有司奏以武皇帝为魏太祖,文皇帝为魏太祖,帝为魏烈祖;三祖之庙,万世不毁。

  [6]主管官吏奏请以武皇帝曹操为魏太祖,文皇帝曹丕为魏高祖,明帝曹睿为魏烈祖;三祖的祭庙,万世不能毁坏。

  孙盛论曰:夫谥以表行,庙以存容。未有当年而逆制祖宗,未终而豫自尊显。魏之群司于是乎失正矣。

  孙盛论曰:谥号用以表明死者的行为,祭庙用以存留死者的容貌。没有活着的时候而事先确立自己称祖称宗,没有去世而预先使自己尊崇显耀的。魏国的主事之官在此失当了。

  [7]秋,七月,丁卯,东乡贞公陈矫卒。

  [7]秋季,七月,丁卯(初二),东乡贞公陈矫去世。

  [8]公孙渊数对国中宾客出恶言,帝欲讨之,以荆州刺史丘俭为幽州刺史。俭上疏曰:“陛下即位以来,未有可书。吴、蜀恃险,未可卒平,卿可以此方无用之士克定辽东。”光禄大夫卫臻曰:“俭所陈皆战国细术,非王者之事也。吴频岁称兵,寇乱边境,而犹按甲养士,未果致讨者,诚以百姓疲劳故也。渊生长海表,相承三世,外抚戎夷,内修战射,而俭欲以偏军长驱,朝至夕卷,知其妄矣。”帝不听,使俭帅诸军及鲜卑、乌桓屯辽东南界,玺书徵渊。渊遂发兵反,逆俭于辽隧。会天雨十余日,辽水大涨,俭与战不利,引军还右北平。渊因自立为燕王,改元绍汉,置百官,遣使假鲜卑单于玺,封拜边民,诱呼鲜卑以侵扰北方。

  [8]公孙渊多次对魏的宾客口出恶言,明帝打算讨伐他,命荆州刺史丘俭担任幽州刺史。丘俭上书说:“陛下即位以来,没有可以载入史书的丰功伟绩,吴、蜀两国依仗地势险阻,不能很快平定,暂且可以调用这里无处用武的士兵平定辽东。”光禄大夫卫臻说:“丘俭所述的都是战国时代的细微之术,不是帝王的大事。吴国年年频繁地举兵侵犯边境,而我们仍是按兵不动休养士卒,没有前去征讨,原因实在是百姓极度疲劳的缘故。公孙渊生长在海边,子孙三代相承,在外安抚戎狄,在内练兵备战,而丘俭打算以偏师长驱作战,早晨到达晚上就能席卷得胜,可见这些话完全是胡说。”明帝不听劝说,命丘俭统率各军及鲜卑、乌桓部落在辽东南界驻屯,以玺书征召公孙渊入朝。公孙渊立即发兵反叛,在辽隧迎战丘俭。当时正值大雨下了十多天,辽河大涨,丘俭出战不利,率军回到右北平。公孙渊乘机自立为燕王,改年号为绍汉,设置文武百官,派遣使节授予鲜卑单于印玺,对边民封官授爵,引诱鲜卑人侵扰魏北部边境。

  [9]汉张后殂。

  [9]蜀国张皇后去世。

  [10]九月,冀、兖、徐、豫大水。

  [10]九月,冀州、兖州、徐州、豫州发生水灾。

  [11]西平郭夫人有宠于帝,毛后爱驰。帝游后园,曲宴极乐。郭夫人请延皇后,帝不许,因禁左右使不得宣。后知之,明日,谓帝曰:“昨日游宴北园,乐乎?”帝以左右泄之,所杀十余人。庚辰,赐后死,然犹加谥曰悼。癸丑,葬愍陵。迁其弟曾为散骑常侍。

  [11]西平人郭夫人被明帝宠爱,明帝对毛皇后的宠爱逐渐消失。明帝游逛后花园,尽兴欢宴,郭夫人请让毛皇后参加,明帝不准许,并下令左右的人不得泄漏。毛皇后知道了这件事,第二天问明帝说:“昨日在北园游乐欢宴,高兴吗?”明帝因左右的人泄漏出去,一连杀了十几人。庚辰(十六日),命毛皇后自尽,然而还是追加谥号,称悼皇后。癸丑(疑误),把毛皇后安葬在愍陵。又提升毛皇后的弟弟毛曾担任散骑常侍。

  [12]冬,十月,帝用高堂隆之议,营洛阳南委粟山为圜丘,诏曰:“昔汉氏之初,承秦灭学之后,采摭残缺,以备郊祀,四百余年,废无礼。曹氏世系出自有虞,以始祖虞舜配;祭皇皇后地于方丘,以舜妃伊氏配;祀皇天之神于南郊,以武帝配;祭皇地之于北郊,以武宣皇后配。”

  [12]冬季,十月,明帝采用高堂隆的建议,在洛阳城南委粟山上建造圜丘,下诏说:“从前汉朝初年,正是秦朝焚书坑儒之后,当时搜集残缺失散的文献,作为郊外祭祀天地之用,四百余年来,礼荒废失传。曹氏世系是有虞氏后裔,如今在圜丘祭祀皇皇帝天,以始祖虞舜配享;在方丘祭祀皇皇后地,以舜妃伊氏配享;在南郊祭祀皇天之神,以武帝配享;在北郊祭祀皇地之神,以武宣皇后配享。”

  [13]庐江主簿吕习密使人请兵于吴,欲开门为内应;吴主使卫将军全琮督前将军朱桓等赴之,既至,事露,吴军还。

  [13]庐江主簿吕习秘密派遣使节向吴国请求出兵接应,想要打开城门里应外合。吴王派卫将军全琮督领前将军朱桓等赶赴庐江,到达时事情败露,吴军返回。

  [14]诸葛恪至丹阳,移书四部属城长吏,令各保其疆界,明立部伍;其从化平民,悉令屯居。乃内诸将,罗兵幽阻,但缮藩篱,不与交锋,俟其谷稼将熟,辄纵兵芟刈,使无遗种。旧谷既尽,新谷不收,平民屯居,略无所入。于是山民饥穷,渐出降首。恪乃复敕下曰:“山民去恶从化,皆当抚慰,徙出外县,不得嫌疑,有所拘执!”臼阳长胡伉得降民周遗;遗旧恶民,困迫暂出,伉缚送诸府。恪以伉违教,遂斩以徇。民闻伉坐执人被戮,知官惟欲出之而已,于是老幼相携而出,岁期人数,皆如本规;恪自领万人,余分给诸将。吴主嘉其功,拜恪威北将军,封都乡侯,徙屯庐江皖口。

  [14]诸葛恪到达丹阳,用正式公文通知四部属城长官,命令他们各自严密防守疆界,整顿部队;已经归顺的山越平民,一律设屯聚居。然后又调各将领,率兵据守险要,只修缮防御工事,不与山越交兵。等待稻米快成熟时,即下令士兵收割,使地上不留稻种。原有的粮食已经吃尽,新稻又没有收成,平民设屯聚居,劫掠不到任何东西。于是山民饥饿难忍,逐渐出山归降。诸葛恪遂又下命令说:“山民只要痛改前非,接受教化,都应当抚慰,迁移到外县,不能随意猜疑,拘押逮捕。”臼阳县长胡伉获得降民周遗,周遗原是一个恶霸,迫于饥饿暂时出山。胡伉把他捆绑起来,送到郡府惩办。诸葛恪认为胡伉违抗命令,于是将胡伉斩首。山民听说胡伉因随意捕人被杀,知道官府的目的只是想让他们离开山区,于是扶老携幼,大批出山,一年之后统计人数,都同原来计划的一样。诸葛恪亲自统领一万人,其余的分给其他将领。吴王嘉奖他的功劳,任命诸葛恪为威北将军、封为都乡侯,移驻庐江皖口。

  [15]是岁,徙长安钟、橐佗、铜人、承露盘于洛阳。盘折,声闻数十里。铜人重,不可致,留于霸城。大发铜铸铜人二,号曰翁仲,列坐于司马门外。又铸黄龙、凤皇各一,龙高四丈,凤高三丈余,置内殿前。起土山于芳林园西北陬,使公卿群僚皆负土,树松、竹、杂木善草于其上,捕山禽杂兽置其中。司徒军议掾董寻上疏谏曰:“臣闻古之直士,尽言于国,不避死亡。故周昌比高祖于桀、纣,刘辅譬赵后于人婢,天生忠直,虽白刃沸汤,往而不顾者,诚为时主爱惜天下也。建安以来,野战死亡,或门殚户尽,虽有存者,遗孤老弱。若今宫室狭小,当广大之,犹宜随时,不妨农务,况乃作无益之物,黄龙、凤皇,九龙、承露盘,此皆圣明之所不兴也。其功三倍于殿舍。陛下既尊群臣,显以冠冕,被以文绣,载以华舆,所以异于小人;而使穿方举土,面目垢黑,衣冠了鸟,毁国之光以崇无益,甚非谓也。孔子曰:‘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无忠无礼,国何以立!臣知言出必死,面臣自比于牛之一毛,生既无益,死亦何损!秉笔流涕,心与世辞。臣有八子,臣死之后,累陛下矣!”将奏,沐浴以待命。帝曰:“董寻不畏死邪!”主者奏收寻,有诏勿问。

  [15]这一年,把原设在长安的钟、橐佗、铜人、承露盘移到洛阳。承露盘折断,响声传出几十里。铜人太重,无法运到洛阳,只好留在霸城。广为征集黄铜,铸成铜人两个,称为翁仲,并排安放在皇宫司马门外。又熔铸黄龙、凤凰各一个,黄龙高四丈,凤凰高三丈多,安置在皇宫内殿前。在芳林园西北角堆起一座土山,命三公九卿等众官员都去搬运泥土,在土山上种植松树、竹子、杂木和美草,捕来山禽杂兽放到丛中豢养。司徒军议掾董寻上书劝谏说:“我听说古代的正直之士,把应说的话毫无保留地对国君全部讲出,不躲避杀身逃亡之祸,所以周昌把汉高祖比作夏桀、商纣,刘辅把赵后比作婢女。天生忠诚正直之臣,虽然面对白刃和沸腾的开水,都敢于上前而不畏惧,实在是为了当时的君王,珍惜君王的天下。建安以来,野战中死去和逃亡的无以计数,有的已门户尽灭,即使还有幸存的人,也是孤寡老弱。假如果真是现在宫殿狭小,应当扩建,也还应随顺农时,不要妨碍农业生产,何况是制作毫无益处的器物?黄龙、凤凰、九龙、承露盘,这些都是圣明的君王不愿制作的东西,制作所需的工夫是修建宫殿的三倍。陛下既然尊重群臣,让他们头戴官帽,身穿绣衣,出门乘坐华丽的车轿,用以和平民区别;可又让他们挖坑抬土,面目又脏又黑,衣冠破碎不整,丢尽国家的脸面,为的只是对国家毫无益处的林园,实在很不对。孔子说:‘君王对臣下以礼相待,臣下侍奉君王效尽忠心。’没有忠义没有礼法,国家靠什么维持?我知道此言既出,肯定被杀,可是我自比为牛身之一毛,活着既然无益于国家,死了又会有什么损失?持笔流泪,心已与世辞别。我有八个儿子,我死之后,还要拖累陛下了。”将要上奏前,沐浴等待命令。明帝说:“董寻不怕死吗?”主事官奏请拘捕董寻,明帝下诏说不必追究。

  高堂隆上疏曰:“今世之小人,好说秦、汉之奢靡以荡圣心;求取亡国不度之器,劳役费损以伤德政;非所以兴礼乐之和,保神明之休也。”帝不听。

  高堂隆上书说:“如今世上邪恶之人,喜好议论秦、汉之时的奢靡生活以动摇陛下的圣心,引诱陛下求取已亡国家不合法度的器物,致使百姓劳苦,钱财浪费,伤害德政,这不是提倡礼乐的和谐,保持神明的喜庆。”明帝不采纳。

  隆又上疏曰:“昔洪水滔天二十二载,尧、舜君臣南面而已。今无若时之急,而使公卿大夫并与厮徙共供事役,闻之四夷,非嘉声也,垂之竹帛,非令名也。今吴、蜀二贼,非徒白地、小虏、聚邑之寇,乃僭号称帝,欲与中国争衡。今若有人来告,‘权、禅并修德政,轻省租赋,动咨耆贤,事遵礼度,’陛下闻之,岂不惕然恶其如此,以为难卒讨灭而为国忧乎!若使告者曰:‘彼二贼并为无道,崇侈无度,役其士民,重其赋敛,下不堪命,吁嗟日甚,’陛下闻之,岂不幸彼疲敝而取之不难乎!苟如此,则可易心而度,事义之数亦不远矣!亡国之主自谓不亡,然后至于亡;贤圣之君自谓亡,然后至于不亡。今天下雕敝,民无儋石之储,国无终年之蓄,外有强敌,六军暴边,内兴土功,州郡骚动,若有寇警,则臣惧版筑之士不能投命虏庭矣。又,将吏奉禄,稍见折减,方之于昔,五分居一,诸受休者又绝禀赐,不应输者今皆出半,此为官入兼多于旧,其所出与参少于昔。而度支经用,更每不足,牛肉小赋,前后相继。反而推之,凡此诸费,必有所在。且夫禄赐谷帛,人主所以惠养吏民是为之司命者也,若今有废,是夺其命矣。既得之而又失之,此生怨之府也。”帝览之,谓中书监、令曰:“观隆此奏,使朕惧哉!”

  高堂隆又上书说:“古代洪水泛滥,波浪滔天,历时二十二年,唐尧、虞舜依然面朝南方而坐,平安无事。如今没有那时的紧急情况,可是却让三公九卿大夫等官员与厮役共同从事力役,让四方蛮夷知道,记载在史书上,不是好的名声。而今吴、蜀二敌,不是大漠游散的胡人以及占据乡邑的盗贼,而是僭号称帝、欲与中原抗衡。如果现在有人来报告:‘孙权、刘禅都在修德政,减轻田租赋税,有事向前辈贤者咨询,事事遵循礼仪法度,’陛下听到这些,难道能不警惕、厌恨他们,感到将难以很快消灭他们,而为国家忧虑吗?如果有人说,‘那两个敌国都行无道,崇尚侈华没有限度,奴役它的士人与庶民,加重田租赋税,下面承受不了,怨叹之声一天比一天厉害’。陛下听到这些,难道不庆幸他们的疲惫败落而认为攻取他们不会很难吗?如果是这样,那么可以变换位置思考一下,掌握事物的道理便不远了。将要亡国的君主自以为不会灭亡,然后导致亡国;圣贤的君主自认为有亡国之危,然后才不会亡国。而今天下凋敝衰败,人民没有一石以上的存粮,国家没有维持一年的储备,外有强敌虎视眈眈,大军只能长期驻守边防,国内大兴土木工程,州郡骚动不安,万一有敌人入侵的警报,那么,我恐怕修建宫墙的官员便不能舍命破敌了。加之武将文官的俸禄逐渐减少,与从前相比,只有五分之一,很多受命退休的官员,不再发给生活费用,不应该交纳赋税的如今都要交纳一半,国家的收入比以前多出一倍,而支出比以前减少三分之一。可是,预算支出,筹划经费,愈加不够,缴纳牛肉作为额外赋税,接连不断。反过来推算,多出的费用必定另有用途。俸禄发给米谷和布帛,是君王恩待官吏,让他们赖以为生,如果现在取消,就是夺去他们的性命了。已然得到的又失去,是怨恨集聚的根源。”明帝看后,对中书监、中书令说:“看到高堂隆这一奏章,使朕感到恐惧。”

  尚书卫觊上疏曰:“今议者多好悦耳,其言政治,则比陛下于尧、舜;其言征伐,则比二虏于狸鼠。臣以为不然。四海之内,分而为三,群士陈力,各为其主,是与六国分治无以为异也。当今千里无烟,遗民困苦;陛下不善留意,将遂凋敝,难可复振。武皇帝之时,后宫食不过一肉,衣不用锦绣,茵蓐不缘饰,器物无丹漆,用能平定天下,遗福子孙,此皆陛下之所览也。当今之务,宜君臣上下,计校府库,量入为出,犹恐不及;而工役不辍,侈靡日崇,帑藏日竭。昔汉武信神仙之道,谓当得云表之露以餐玉屑,故立仙掌以承高露,陛下通明,每所非笑。汉武有求于露而犹尚见非,陛下无求于露而空设之,不益于好而糜费功夫,诚皆圣虑所宜裁制也!”

  尚书卫觊上书说:“如今议论的人多爱说好听的话,他们谈论政治,则把陛下比作尧、舜;谈论征伐,就把吴、蜀两敌比作狸猫和田鼠,我认为并不如此。四海之内,分而为三,群僚尽力,各自效忠自己的君主,这与当初六国分治的形势没什么差别。如今千里无炊烟,百姓贫困不堪,陛下如不多加留意,必将很快衰败,再难以振兴起来。武皇帝时候,后宫每餐不超过一盘肉,衣服不穿锦缎绣饰,坐垫不镶花边,所用器物也没有红漆,所以才能平定天下,给子孙留下福分,这都是陛下亲眼所见的。当务之急应是君臣上下,核算国家财政库存,量入为出,恐怕还来不及;如果还是征调工匠役夫不停,侈奢糜费一天胜似一天,国家府库将日渐枯竭。从前汉武帝相信神仙之道,说应当取得云表的露水来和玉屑一起服用,所以竖立了仙掌来承接从高而下的露水,陛下通达圣明,每每嗤笑其非。汉武帝有求于露水还被非议,陛下无求于露水而虚设承露盘,毫无益处并浪费了很多人力,这些实在都是陛下圣虑所应克制减省的啊!”

  时有诏录夺士女前已嫁为吏民妻者,还以配士,听以生口自赎,又简选其有姿首者内之掖庭。太子舍人沛国张茂上书谏曰:“陛下,天之子也,百姓吏民,亦陛下子也,今夺彼以与此,亦无以异于夺兄之妻妻弟也,于父母之恩偏矣。又,诏书得以生口年纪、颜色与妻相当者自代,故富者则倾家尽产,贫者举假贷贳,贵买生口以赎其妻;县官以配士为名而实内之掖庭,其丑恶乃出与士。得妇者未必喜而失妻者必有忧,或穷或愁,皆不得志,夫君有天下而不得万姓之欢心者,鲜不危殆。且军师在外数十万人,一日之费非徙千金,举天下之赋以奉此役,犹将不给,况复有掖庭非员无录之女,椒房母后之家,赏赐横与,内外交引,其费半军。昔汉武帝掘地为海,封土为山,赖是时天下为一,莫敢与争者耳。自衰乱以来,四五十载,马不舍鞍,士不释甲,强寇在疆,图危魏室。陛下不战战业业。念崇节约,而乃奢靡是务,中尚方作玩弄之物,后园建承露之盘,斯诚快怔目之观,然亦足以聘寇雠之心矣!惜乎,舍尧、舜之节俭而为汉武帝之侈事,臣窃为陛下不取也。”帝不听。

  当时,有诏书命令搜括强取天下仕女,已经嫁给下级官吏和平民为妻的,一律改嫁给出征兵士,允许以相当数目的牛马牲畜赎回。还选拔其中更美貌的送到皇宫。太子舍人沛国人张茂上书直言劝谏:“陛下是上天之子,小吏、平民也是陛下之子。如今夺取那个给予这个,也和夺兄之妻嫁给弟弟没什么区别,作为父母来说,就是有所偏爱了。还有,诏书说可以用年龄、毛色与妻子价值相当的马牛牲畜代替,所以富家则倾家荡产,穷人则典当借债,用昂贵的价钱买来牲畜以赎回他的妻子。朝廷以配妻给出征战士为名义而实际上是送到皇宫,色衰丑陋的才配给士兵。这样,配到妻子的人未必高兴,而失去妻子的人必定忧伤,或者穷困或者忧愁,都不如愿。一个拥有天下而得不到万民欢心的君王,很少有不陷于危险的。况且军队驻扎在外数十万人,一天的开支绝非只是千金,把全国赋税都用在兵役开支上,还将供给不上,何况又有皇宫中那么多超额的美女。对后妃及太后娘家随意赏赐,内外开支,费用与军费相半。从前汉武帝挖地造海,堆土造山,依赖的是当时天下统一,没有敢与他抗争的人。自从衰乱以来,四、五十年,马不离鞍,士不解甲,强敌压境,企图吞灭魏室。陛下不兢兢业业,考虑崇尚节俭,反而追求奢糜,中尚方制作出游戏器物,后园竖起承露盘,这当然能使耳目愉悦,然而也足以助长敌人的图我之心!可惜啊,舍弃尧、舜的节俭而仿效汉武帝的奢侈,我私下认为陛下不应这样。”明帝不理睬。

  高堂隆疾笃,口占上疏曰:“曾子有言曰:‘人之将死,其言也善。’臣寝疾有增无损,常恐奄忽,忠款不昭,臣之丹诚,愿陛下少垂省览!臣观三代之有天下,圣贤相承,历数百载,尺土莫非其有,一民莫非其臣。然癸、辛之徙,纵心极欲,皇天震怒,宗国为墟,纣枭白旗,桀放鸣条,天子之尊,汤、武有之;岂伊异人?皆明王之胄也。黄初之际,天兆其戒,异类之鸟,育长燕巢,口爪胸赤,此魏室之大异也。宜防鹰扬于之臣于萧墙之内;可选诸王,使君国典兵,往往棋,镇抚皇畿,翼亮帝室。夫皇天无亲,惟德是辅。民咏德政,则延期过历;下有怨叹,则辍录授能。由此观之,天下乃天下之天下,非独陛下之天下也!”帝手诏深慰劳之。未几而卒。

  高堂隆病重,口授上书说:“曾子曾经说过:‘人之将死,其言也善。’我卧床病重,有增无减,常常恐怕猝然去世,款款忠心不能昭然于世,我的一片赤诚,愿陛下稍稍垂阅深思!我观察夏、商、周三代占有天下时,圣贤的君王前后相承,历经数百年,天下每一尺土地都归他所有,每一个子民都是他的臣属。可是,夏桀、商纣之辈,放纵私心,极尽私欲,皇天震怒,国家化为废墟。纣被斩首县悬挂在白旗之上,桀被放逐到鸣条山,天子尊位,被商汤、周武居有。难道夏桀、商纣与普通人不同?他们也都是圣明君王的后裔。黄初年间,上天预示警告,异类之鸟,在燕巢中抚育长大,嘴、爪、胸部都是红色,这是魏室的特大怪事,应该防备飞扬跋扈的大臣在宫墙之内发难。可以选拔亲王,让他们在自己封国之内建立军队,亲自统率,象棋子一样,分布全国,镇抚皇家的疆土,辅翼弘扬皇室。皇天不特别亲近谁,只辅佑有德的圣君。百姓赞咏德政,则享国年数自然长久;下面怨声载道,上天就会另外选授新的贤能。由此看来,天下乃是全体民众的天下,而不单是陛下的天下了。”明帝亲手写下诏书,深切慰劳高堂隆。不久,高堂隆去世。

  陈寿评曰:高堂隆学业修明,志存匡君,因变陈戒,发于恳诚,发于恳诚,忠矣哉!及至必改正朔,俾魏祖虞,所谓意过其通者欤!

  陈寿评曰:高堂隆学业昌明,立志辅助君王,在天变灾异发生时提出劝诫警告,发自诚恳之心,堪称是忠臣啊!及至他一定要改变历法,让魏国以虞舜为祖先,这就是人们所说的意念超过了通博吧!

  [16]帝深疾浮华之士,诏吏部尚收卢毓曰:“选举莫取有名,名如画地作饼,不可啖也。”毓对曰:“名不足以致异人而可以得常士;常士畏教慕善,然后有名,非所当疾也。愚臣既不足以识异人,又主者正以循名按常为职,但当有以验其后耳。古者敷奏以言,明试以功;今考绩之法废,而以毁誉相进退,故真伪浑杂,虚实相蒙。”帝纳其言。诏散骑常侍刘邵作考课法。邵作《都官考课法》七十二条,又作《说略》一篇,诏下百官议。

  [16]明帝对华而不实的士人深恶痛绝,下诏给吏部尚书卢毓说:“选拔举荐人才时,不要唯名是取,名声如同地上的画饼,只能看不能吃。”卢毓说:“凭名声选拔,不足以得到奇异的人才,但可以得到一般的人才;一般的人敬畏教化、仰慕善行,然后才会出名,不应当痛恶这样的人。我既不能够识别奇异的人才,而主事官吏的责任又是根据名次按常规任命官职,只有从以后的实际中检验了。古代以上奏陈事考察言谈,用实际工作考察能力。如今考绩的办法已经废驰,只是凭借赞誉或毁谤的舆论决定晋升和罢免,所以真假混杂,虚实难辨。”明帝接受了他的建议,颁布诏书让散骑常侍刘邵制定考课法。刘邵制定《都官考课法》七十二条,又作《说略》一篇,下诏让百官讨论。

  司隶校尉崔林曰:“按《周官》考课,其文备矣。自康王以下,遂以陵夷,此即考课之法存乎其人也。及汉之季,其失岂在乎佐史之职不密哉!方今军旅或猥或卒,增减无常,固难一矣。且万目不张,举其纲,众毛不整,振其领,皋陶仕虞,伊尹臣殷,不仁者远。若大臣能任其职,式是百辟,则孰敢不肃,乌要考课!”

  司隶校尉崔林说:“《周官》考课之法,条例已十分完备了。从周康王以后,就逐渐废驰,这就说明考课之法能否保持完全看人的掌握。到汉代末年,失误岂止在于佐吏的职责不详密!如今军队或聚或散,减增无常,本来就很难统一标准。况且万目不张,就要拉住它的纲绳;裘毛不整,就要抖动它的衣领。皋陶在虞舜的手下做事,伊尹在商王朝供职,邪恶的人自会远离。如果大臣们能尽到他的职责,成为百官效法的榜样,那么谁敢不恭恭敬敬地尽职尽责,难道在于考核吗?”

  黄门侍郎杜恕曰:“明试以功,三载考绩,诚帝王之盛制也。然历六代而考绩之法不著,关七圣而课试之文不垂,臣诚以为其法可粗依,其详难备举故也。语曰:‘世有乱人而无乱法’,若使法可专任,则唐、虞可不须稷、契之佐,殷、周无贵伊、吕之辅矣。今奏考功者,陈周、汉之云为,缀京房之本旨,可谓明考课之要矣。于以崇揖让之风,兴济济之治,臣以为未尽善也。其欲使州郡考士,必由四科,皆有事效,然后察举,试辟公府,为亲民长吏,转以功次补郡守者,或就增秩赐爵,此最考课之急务也。臣以为便当显其身,用其言,使具为课州郡之法,法具施行,立必信之赏,施必行之罚。至于公卿及内职大臣,亦当俱以其职考课之。古之三公,坐而论道;内职大臣,纳言被阙,无善不纪,无过不瘵。且天下至大,万机至众,诚非一明所能遍照;故君为元首,臣作股肱,明其一体相须而成也。是以古人称廊庙之材,非一木之支,帝王之业,非一士之略。由是言之,焉有大臣守职办课可以致雍熙者哉!诚使容身保位,无放退之辜,而尽节在公,抱见疑之势,公义不修而私议成俗,虽仲尼为课,犹不能尽一才,又况于世俗之人乎!”

  黄门侍郎杜恕说:“公开考核官员的能力,三年进行一次考绩,确实是帝王最完善的制度。然而经过六个朝代,考绩办法没有明著于世,经过七位圣人,考核条例也没能流传下来,我的确认为这是由于考核的原则可以粗略地依据,详细规定很难一一列举的缘故。俗语说:‘世上有恶人,没有恶法。’如果法制是万能的,那么唐尧、虞舜可以不必需要后稷、子契的辅佐,商朝、周朝也不会以伊尹、吕尚的辅助为可贵了。而今主张考绩的人,陈述了周朝、汉朝的所说所为,辍叙了汉代京房考功课吏的本义,可以说是使考课的要旨更加显明了。盼望用这种办法崇尚谦恭推让的世风,振兴美好的治绩,我认为还不是尽善尽美。打算让州、郡举行任官考试,必须经由四科,都有实际成效,然后保举,经官府考试征用,任不地方官吏,根据功绩补升为郡守,或者增加禄秩,赐予爵位,这最是考核官吏的当务之急。我认为被任职的官员应当使他们的身分显贵,采用他们的建议,命他们都分别制定州郡官吏考核办法,切实施行,确立可信的必赏制度、可行的必罚制度。至于三公九卿及内职大臣,也应当都就他们的职务进行考核。古代的三公,坐在君王身旁讨论治国大道,内职大臣,时时弥补君王的疏忽和错误,再小的善行也要记载,再小的过失也要纠举。况且天下如此之大,大事如此之多,绝非一盏明灯就能照亮每个角落,所以君王好比是头脑,大臣好比是四肢,必须明白同属一体、互相依赖才能成事的道理。所以古人说廊庙所以需的木材,绝非一根木头就能支撑,帝王的宏大事业,绝非只靠一个臣僚的谋略。由此看来,怎么可能只靠大臣守职尽责办理课试,就可以使天下太平和乐呢?如果容身保位没有被放逐罢官之罪,而为国尽节,也处在被怀疑的形势中,公道没有树立起来,私下议论却成为风气,这样即使是孔子来主持考核,恐怕也不能发挥一点点才能,何况世俗的普通人呢?”

  司空掾北地傅嘏曰:“夫建官均职,清理民物,所以立本也。循名责实,纠励成规,所以治末也。本纲未举而造制末程,国略不崇而考课是先,惧不足以料贤愚之分,精幽明之理也。”议久之不决,事竟不行。

  司空掾北地人傅嘏说:“设置官吏分担职责,管理百姓,是治国的根本。依照官职考察官员的实际工作,依照规章进行督促检查,是治国的细微末节。大纲不举而抓细小之事,不重视国家大政方针,而以制定考课之法为先,恐怕不足以区分贤能和愚昧,显示出明暗之理。”于是,久议不决,此事竟没有实行。

  臣光曰:为治之要,莫先于用人,而知人之道,圣贤所难也。是故求之于毁誉,则爱憎竞进而善恶浑淆;考之于功状,则巧诈横生而真伪相冒。要之,其本在于至公至明而已矣。为人上者至公至明,则群下之能否焯然形于目中,无所复逃矣。苟为不公不明,则考课之法,适足为曲私欺罔之资也。

  臣司马光曰:治理国家的关键,没有比用人更重要的了;然而识别人才的办法,连圣贤也感到困难。所以只好求助于舆论的毁谤或赞誉,于是个人爱憎争相掺杂进来,使善良和邪恶混淆;用档案进行考核,于是巧诈横生,真假不明。总之,识别人才的根本在于主上的至公至明而已。居上位的人至公至明,那么属下有能无能就会清清楚楚地反映在眼中,无所遁形。如果不公不明,那么考绩之法,恰好能够成为徇私、欺骗的凭借。

  何以言之?公明者,心也,功状者,迹也。已之心不能治,而以考人之迹,不亦难乎!为人上者,诚能不以亲疏贵贱异其心,喜怒好恶乱其志,欲知治经之士,则视其记览博治,讲论精通,斯为善治经矣;欲知治狱之士,则视其仓库盈实,百姓富给,斯为善治财矣;欲知治兵之士,则视其战胜攻取,敌人畏服,斯为善治兵矣。至于百官,莫不皆然。虽询谋于人而决之在己,虽考求于迹而察之在心,研核其实而斟酌其宜,至精至微,不可以口述,不可以书传也,安得豫为之法而悉委有司哉!

  为什么这样说呢?所谓至公至明,是要出自内心,所谓档案,反映的是外在表现。自己的内心都不能理正,而要去考察别人的表现,不也很难吗?居上位的人,如果真能做到不以亲疏贵贱改变心思,不因喜怒好恶改变意志,那么,想要了解谁是擅长经学的人,只要看他博学强记,讲解精辟通达,那他就是饱学之士了;想要了解谁是执法人才,只要看他断案穷尽真相,不使人含冤受屈,那他就是善于理财了;想要了解治军的将领,只要看他战必胜、攻必取,能使敌人畏服,那他就是善于治军了。至于文武百官,莫不如此。虽然要听取别人的意见,但决断在于自己;虽然考核要看实际表现,但审察却在自己内心。探讨实情而斟酌是否适宜,最为精密最为细微,不可以口述,也不可以笔录,怎么可以预先定出法规而全部委派给有关部门办理呢?

  或者亲贵虽不能而任职,疏贱虽贤才而见遗;所喜所好者败官而不去,所怒所恶者有功而不录;询谋于人,则毁誉相半而不能决,考求其迹,则文具实亡而不能察。虽复为之善法,繁其条目,谨其簿书,安能得其真哉!

  有的人因是皇亲显贵,虽然无能但仍被任官授职;有的人因为关系疏远出身卑贱,虽然有德有才但仍被排斥。当权者所喜欢的人即使失职也不被罢免,所恼怒厌恶的人即使有功也不被录用。向人咨询,毁誉各半而不能决断;考核事迹,文书具备内容空洞而不能觉察。即使制定了再好的考核办法,增加考核条目,完备档案文簿,又怎么能得到真实情况呢?

  或曰:人君之治,大者天下,小者一国,内外之官以千万数,考察黜陟,安得不委有司而独任其事哉?曰:非谓其然也。凡为人上者,不特人君而已;太守居一郡之上,刺史居一州之上,九卿居属官之上,三公居百执事之上,皆用此道以考察黜陟在下之人,为人君者亦用此道以考察黜陟公卿太守,奚烦劳之有哉!

  有人说:君主的治理,大到天下,小到封国,里里外外的官吏成千上万,要一一考察任免,怎么能不委派给有关部门而独自承担呢?回答是:当然不是这个意思。居上位的人,不只是君王而已;太守居于一郡之上,三公居于百官之上,如果各级都用这个办法考察任免自己的下属,君王也用这个办法考察任免三公、九卿、郡守,还会有什么烦劳呢?

  或曰:考绩之法,唐、虞所为,京房、刘邵述而修之耳,乌中废哉?曰:唐、虞之官,其居位也久,其受任也专,其立法也宽,其责成也远。是故鲧之治水,九载绩用弗成,然后治其罪;禹之治水,九州攸同,四既宅,然后赏其功;非若京房、刘邵之法,校其米盐之课,责其旦夕之效也。事固有名同而实异者,不可不察也。考绩非可行于唐、虞而不可行于汉、魏,由京房、刘邵不得其本而奔趋其末故也。

  有人说:考绩之法,是唐尧、虞舜所制定,京房、刘邵不过是加以陈述及修订罢了,怎么可以废除呢?回答是:唐尧、虞舜的官吏,任职时间长,所担职责专,设立法规宽,完成期限远。所以姒鲧治水,历经九年尚未完成,然后才治他的罪;大禹治水,等到九州全部安定,四方土地都可以居住,然后才嘉奖他的功劳;不象京房、刘邵的办法,考核官吏琐刺碎碎的功绩,检查他们一朝一夕的成效。事情本来就有名同而本质不同的一面,不可不明察。考绩之法并不是只在唐尧、虞舜时才可能实行,而在汉、魏不可行,是由于京房、刘邵没有弄清根本问题而只追求细微末节的缘故。

  [17]初,右仆射卫臻典选举,中护军蒋济遗臻书曰:“汉主遇亡虏为上将,周武拔渔父为太师;布衣厮养,可登王公,何必守文,试而后用!”臻曰:“不然。子欲同牧野于成、康,喻断蛇于文、景,好不经之举,开拔奇之津,将使天下驰骋而起矣!”

  [17]起初,右仆射卫臻主持推举选拔人才的工作,中护军蒋济给卫臻写信说:“汉高祖遇见逃犯,任命为上将;周武王延聘渔夫担任太师。平民百姓甚至奴仆,可以登上王公之位,何必墨守成文,非得考试以后才能任用?”卫臻说:“不然。你想要把牧野大战比同于周成王、周康王时代,把汉王斩蛇起义比同于汉文帝、汉景帝时代,喜好出乎常规的举动,开提拔奇才的先河,将会使天下混乱起来。

  卢毓论人及先举,皆先性行而后言才,黄门郎冯翊李丰尝以问毓,毓曰:“才所以为善也,故大才成大善,小才成小善;今称之有才而不能为善,是才不中器也!”丰服其言。

  卢毓议论人才及选举之事,都是优先考虑德性品行而后再谈才干。黄门郎冯翊人李丰曾经就这个问题问卢毓,卢毓说:“才干是要用来行善的,所以大才干能够成就大的善行,小才干能够成就小的善行。如今只说是有才而不能行善,这样的才干是不适合作官的!”李丰佩服他的见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