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纪二十六 孝哀皇帝中建平二年(丙辰、前5)






  汉纪十二六 汉哀帝建平二年(丙辰,公元前5年)

  [1]春,正月,有星孛于牵牛。

  [1]春季,正月,有异星出现在牵牛星旁。

  [2]丁、傅宗族骄奢,皆嫉傅喜之恭俭。又,傅太后欲求称尊号,与成帝母齐尊;喜与孔光、师丹共执以为不可。上重违大臣正议,又内迫傅太后,依违者连岁。傅太后大怒,上不得已,先免师丹以感动喜;喜终不顺。朱博与孔乡侯傅晏连结,共谋成尊号事,数燕见,奏封事,毁短喜及孔光。丁丑,上遂策免喜,以侯就第。

  [2]丁、傅宗族的人骄横奢侈,都对傅喜的谦恭节俭十分忌恨。还有,傅太后要求称尊号,想与成帝的母亲、太皇太后一样尊贵,傅喜与孔光、师丹共同坚持认为不可以。哀帝难以违背朝廷大臣的正当议论,又内受傅太后的逼迫,犹豫不决,拖延了一年多。傅太后大发雷霆,哀帝不得已,就先把师丹免职,希望借此使傅喜受到影响和触动。傅喜却始终不顺从。朱博与孔乡侯傅晏勾结,共谋促成变更傅太后的尊号。他们多次在皇帝闲暇时被召见,并经常呈递密封奏书,攻击诽谤傅喜以及孔光。丁丑(疑误),哀帝下策书免去傅喜的官职,以侯爵的身份离开朝廷,返回宅邸。

  御史大夫官既罢,议者多以为古今异制,汉自天子之号下至佐史,皆不同于古,而独改三公,职事难分明,无益于治乱。于是朱博奏言:“故事:选郡国守相高第为中二千石,选中二千石为御史大夫,任职者为丞相;位次为序,所以尊圣德,重国相也。今中二千石未更御史大夫而为丞相,权轻,非所以重国政也。臣愚以为大司空官可罢,复置御史大夫,遵奉旧制。臣愿尽力以御史大夫为百僚率!”上从之。夏,四月,戊午,更拜博为御史大夫。又以丁太后兄阳安侯明为大司马、卫将军,置官属;大司马冠号如故事。

  御史大夫的官位既已撤销,很多人认为古今制度不同,汉朝上自天子的称号,下至佐史的名称,都与古时不同,而单单改三公,职权责任难以分明,对治理国家的混乱,没有益处。于是朱博奏言:“依照前例:选拔郡国守、相,考绩优异者,可被定为官秩中二千石的高级官员。再从中二千石的官员中物色御史大夫的人选。御史大夫能任职的,则晋升为丞相。这样晋升官位有一定的顺序,目的在于尊崇圣德,加重国相的权威。现在中二千石的官员,不经御史大夫这一官阶,就直接被任命为丞相,权威轻,不是加强国家的统治的方法。我愚昧地认为,大司空官职可以撤销,应重新设置御史大夫,遵照奉行旧的制度。撤销大司空后,我愿在较低一阶的御史大夫的官位上尽力供职,成为百官的表率!”哀帝采纳了他的建议。夏季,四月,戊午(初二),改变朱博的官职,拜为御史大夫。又任命丁太后的哥哥、阳安侯丁明为大司马、卫将军,设置官属。大司马的头衔如同旧例。

  [3]傅太后又自诏丞相、御史大夫曰:“高武侯喜附下罔上,与故大司空丹同心背畔,放命圮族,不宜奉朝请,其遗就国!”

  [3]傅太后又亲自下诏给丞相、御史大夫说:“高武侯傅喜,附会臣下,欺骗主上,与前任大司空师丹同心背叛,不听教令,损害宗族。不应给予奉朝请的名义,再让他朝见皇帝,立即遣送他回封国去。”

  [4]丞相孔光,自先帝时议继嗣,有持异之隙,又重忤傅太后指;由是傅氏在位者与朱博为表里,共毁谮光。乙亥,策免光为庶人。以御史大夫朱博为丞相,封阳乡侯;少府赵玄为御史大夫。临延登受策,有大声如钟鸣,殿中郎吏陛者皆闻焉。

  [4]丞相孔光,自先帝讨论立皇位继承人时,就对定陶王持有异议,因而与傅太后和哀帝有嫌隙,后来又大大违逆傅太后的旨意。于是傅氏在朝廷任官的人,与朱博内外勾结,共同诋毁孔光。乙亥(十九日),哀帝下策书罢免了孔光的官职和爵位,贬为平民。任命御史大夫朱博为丞相,封阳乡侯。又任命少府赵玄为御史大夫。当二人准备登殿接受皇帝的策书时,忽然传来一种宏大的声音,象钟鸣一样,殿中的郎、吏和阶前的武士,全都听到了。

  上以问黄门侍郎蜀郡扬雄及李寻,寻对曰:“此《洪范》所谓鼓妖者也。师法,以为人君不聪,为众所惑,空名得进,则有声无形,不知所从生。其《传》曰:‘岁、月、日之中,则正卿受之。’今以四月日加辰、巳有异,是为崐中焉。正卿,谓执政大臣也。宜退丞相、御史,以应天变。然虽不退,不出期年,其人自蒙其咎。”扬雄亦以为“鼓妖,听失之象也。朱博为人强毅,多权谋,宜将不宜相,恐有凶恶亟疾之怒。”上不听。

  哀帝为这件怪事询问黄门侍郎、蜀郡人扬雄以及李寻,李寻回答说:“这是《洪范》里所说的那种鼓妖,施法术,往往是在认为君主耳目不明,被人迷惑,使空有虚名的人进入朝廷,升任重要职位时,那时鼓妖就会发声,但无形,让人不知声音从哪里发出。《洪范·传》说:‘鼓妖发声出现在年、月、日的中期者,预示正卿要承受灾难。’现在是四月,又是一天的辰时、巳时,出现怪异,正是中期。所谓正卿,指的是执政大臣。应该罢退丞相、御史,以应付天变。即使现在不罢退,不出一年,本人也自会蒙受灾难。”扬雄也认为:“鼓妖的出现,是君王耳目失灵的象征。朱博为人强悍坚毅,富于权谋,适宜为将,而不适宜为相,如不引退,恐怕会招致上天发怒,降下凶险激切的灾难。”哀帝没有理睬他们的话。

  朱博既为丞相,上遂用其议,下诏曰:“定陶共皇之号,不宜复称定陶;尊共皇太后曰帝太太后,称永信宫;共皇后曰帝太后,称中安宫;为共皇立寝庙于京师,比宣帝父悼皇考制度。”于是四太后各置少府、太仆,秩皆中二千石。傅太后既尊后,尤骄,与太皇太后语,至谓之“妪”。时丁、傅以一二年间暴兴尤盛,为公卿列侯者甚众;然帝不甚假以权势,不如王氏在成帝世也。

  朱博既已当上丞相,哀帝就采用他的建议,下诏说:“定陶共皇这个称号,不应再称‘定陶’二字。现尊共皇太后的称号为‘帝太太后’,称永信宫。尊共皇后为‘帝太后’,称中安宫。为共皇在京师建立寝庙,比照宣帝的父亲悼皇考的寝庙规格建立。”于是,四位太后各自设置少府、太仆官职,品秩都为中二千石。傅太后取得尊号以后,尤为骄横,与太皇太后说话时,甚至称她为“老太婆”。当时丁、傅两家在一二年间突然崛起,特别贵盛,被封为公卿列侯的人很多。但是哀帝不太赋予他们权势,他们的势力不如成帝在世时的王氏。

  [5]丞相博、御史大夫玄奏言:“前高昌侯宏,首建尊号之议,而为关内侯师丹所劾奏,免为庶人。时天下衰粗,委政于丹,丹不深惟褒广尊号之义,而妄称说,抑贬尊号,亏损孝道,不忠莫大焉!陛下仁圣,昭然定尊号,宏以忠孝复封高昌侯;丹恶逆暴著,虽蒙赦令,不宜有爵邑,请免为庶人。”奏可。

  [5]丞相朱博、御史大夫赵玄奏称:“前高昌侯董宏,首先倡议改尊号之事,因遭关内侯师丹的弹劾,而被罢免官爵,贬为平民。当时天子正在守孝期,把国事委托给师丹,师丹不深思褒美推崇尊号的大义,反而狂妄地胡说,压抑贬低尊号,损伤了陛下的孝道,没有比这更大的不忠了。但陛下仁慈圣明,昭然确定了尊号。董宏以其忠孝,也恢复了高昌侯的封爵。师丹的罪恶逆行,已经暴露,虽然蒙赦令不治死罪,但不应该再有封爵采邑,请求陛下将他贬为平民。”哀帝予以批准。

  又奏:“新都侯莽前为大司马,不广尊尊之义,抑贬尊号,亏损孝道,当伏显戮。幸蒙赦令,不宜有爵土,请免为庶人。”上曰:“以莽与皇太后有属,勿免,遣就国。”及平阿侯仁臧匿赵昭仪亲属,皆遣就国。

  朱博、赵玄又奏称:“新都侯王莽,先前为大司马,不能阐扬尊崇尊号的大义,反压抑贬低尊号,损伤了陛下的孝道,罪当公开诛杀。幸蒙赦令得免死罪,但不应该再有封爵采邑,请求陛下将他贬为平民。”哀帝说:“因为王莽是太皇太后的亲属,不免去封爵采邑,而将他遣送回封国。”此外,还有平阿侯王仁,因藏匿赵昭仪的亲属,也都被遣送回封国。

  天下多冤王氏者!谏大夫杨宣上封事言:“孝成皇帝深惟宗庙之重,称述陛下至德以承天序,圣策深远,恩德至厚。惟念先帝之意,岂不欲以陛下自代,奉承东宫哉!太皇太后春秋七十,数更忧伤,敕令亲属引领以避丁、傅,行道之人为之陨涕,况于陛下!登高远望,独不惭于延陵乎!”帝深感其言,复封成都侯商中子邑为成都侯。

  天下人多为王氏感到冤枉。谏大夫杨宣上密封奏书说:“孝成皇帝深思宗庙的重要,称赞陛下有至高的品德,使陛下继承帝位。圣明的决策,意义深远,对陛下的恩德也再厚不过了。追想先帝的本意,岂不是希望陛下代替他本人侍奉太皇太后吗!太皇太后现已七十高龄,数次经历国丧的忧伤,还下令要自己的亲属引退,以避开丁、傅两家,路上的行人都会为此流泪,更何况陛下呢崐!陛下若登高远望,望见成帝之陵,难道不感到惭愧吗!”哀帝深为此言感动,就又封成都侯王商的二儿子王邑为成都侯。

  [6]朱博又奏言:“汉家故事,置部刺史,秩卑而赏厚,咸劝功乐进。前罢刺史,更置州牧,秩真二千石,位次九卿;九卿缺,以高第补;其中材则苟自守而已,恐功效陵夷,奸轨不禁。臣请罢州牧,置刺史如故。”上从之。

  [6]朱博又奏称:“汉家旧例,设置部刺史,官秩较低,但奖赏丰厚,前程远大,因此人人劝勉立功,乐于进取。前几年,撤销了刺史,改为设置州牧,品秩为真二千石,官位仅次于九卿,九卿一有出缺,便由州牧中名次靠前者递补。这样一来,州牧中的才干平庸者,则只求苟且自保而已。做出督察官的功效就会逐渐减退丧失,奸邪不轨的行为就无法禁止。我请求撤销州牧,还和从前一样设置刺史。”哀帝听从了他的建议。

  [7]六月,庚申,帝太后丁氏崩,诏归葬定陶共皇之园,发陈留、济阴近郡国五万人穿复土。

  [7]六月,庚中(初五),帝太后丁氏驾崩。哀帝下诏,丁氏棺柩运回定陶,葬于定陶共皇的陵园。征发陈留、济阴靠近定陶地区的民夫五万人,挖土填坟,完成合葬。

  [8]初,成帝时,齐人甘忠可诈造《天官历》、《包元太平经》十二卷,言汉家逢天地之大终,当更受命于天;以教渤海夏贺良等。中垒校尉刘向奏忠可假鬼神,罔上惑众;下狱,治服;未断,病死。贺良等复私以相教。上即位,司隶校尉解光、骑都尉李寻白贺良等,皆待诏黄门。数召见,陈说“汉历中衰,当更受命。成帝不应天命,故绝嗣。今陛下久疾,变异屡数,天所以谴告人也;宜急改元易号,乃得延年益寿,皇子生,灾异息矣。得道不得行,咎殃且无不有,洪水将出,灾火且起,涤荡民人。”上久寝疾,冀其有益,遂从贺良等议,诏大赦天下,以建平二年为太初元年,号曰“陈圣刘太平皇帝”,漏刻以百二十为度。

  [8]当初,成帝在位时,齐人甘忠可假造《天官历》、《包元太平经》十二卷,说汉朝正逢天地的一次大终结,应当重新受命于天。并把这些传授给渤海人夏贺良等。中垒校尉刘向上奏说,甘忠可假借鬼神,欺骗皇上,蛊惑民众。于是将甘忠可逮捕下狱,并取得服罪的口供,还没等判决,他就病死了。然而夏贺良等人仍然暗中私相传授。哀帝即位后,司隶校尉解光、骑都尉李寻,向哀帝介绍夏贺良等人,使他们都成为待诏得以在黄门伺应召对。夏贺良等人多次被哀帝召见,向哀帝述说:“汉朝的历运中衰,应当重新受命。孝成皇帝没有应合天命,因此断绝了后嗣。如今陛下患病已久,天象变异屡屡发生,这是上天在谴责和警告人们。应该赶快改换年号,才能延年益寿,诞生皇子,平息灾害变异。明白了这个道理,却不实行,灾祸就会无所不有:洪水将会涌出,大火将会燃起,冲淹和焚毁人民。”哀帝久病在床,希望更改年号能得到些益处,就听从夏贺良等人的建议,下诏大赦天下,并改建平二年为太初元年,自称“陈圣刘太平皇帝”,还把计时漏器的刻度改为一百二十度。

  [9]秋,七月,以渭城西北原上永陵亭部为初陵,勿徙郡国民。

  [9]秋季,七月,哀帝在渭城西北原上永陵亭一带修筑自己的陵墓,没有令郡国的百姓迁往陵区。

  [10]上既改号月余,寝疾自若。夏贺良等复欲妄变政事,大臣争以为不可许。贺良等奏言:“大臣皆不如天命,宜退丞相、御史,以解光、李寻辅政。”上以其言无验,八月,诏曰:“待诏贺良等建言改元易号,增益漏刻,可以永安国家;朕信道不笃,过听其言,冀为百姓获福,卒无嘉应。夫过而不改,是谓过矣!六月甲子诏书,非赦令,皆蠲除之。贺良等反道惑众,奸态当穷竟。”皆下狱,伏诛。寻及解光减死一等,徙敦煌郡。

  [10]哀帝已经改年号一个多月,病情仍不见好转。夏贺良等人还想胡乱变更国家政事,大臣们争辩,认为不能允许。夏贺良等奏称:“大臣们都不知天命,应该辞退丞相、御史,任用解光、李寻辅政。”哀帝因为他们的预言没有应验,八月,下诏说:“待诏夏贺良等人,建议改换年号,增加漏器刻度,认为这样可以永保国家平安。由于朕对天道的信奉还不够真诚,误听了他们的话,希望能因此为百姓谋求幸福,可是终于没有好的效验。有过失而不改正,才是真正的过失!六月甲子(初九)发布的诏书,除了大赦令以外,其余措施全部废除。夏贺良等人违反正道,蛊惑民众,奸恶行为应予彻底追究。”夏贺良等崐人全部被逮捕入狱,论罪处死。李寻和解光减死罪一等,放逐到敦煌郡。

  [11]上以寝疾,尽复前世所尝兴诸神祠凡七百余所,一岁三万七千祠云。

  [11]哀帝因为卧病在床,把过去成帝时曾祭祀过的各种神祠全部予以恢复,共七百余所。一年之中,祭祀的次数达三万七千次。

  [12]傅太后怨博喜不已,使孔乡侯风丞相朱博令奏免喜侯。博与御史大夫赵玄议之,玄言:“事已前决,得无不宜?”博曰:“已许孔乡侯矣。匹夫相要,尚相得死,何况至尊!博唯有死耳!”玄即许可。博恶独斥奏喜,以故大司空汜乡侯何武前亦坐过免就国,事与喜相似,即并奏:“喜、武前在位,皆无益于治,虽已退免,爵土之封,非所当也;皆请免为庶人。”上知傅太后素尝怨喜,疑博、玄承指,即召玄诣尚书问状,玄辞服,有诏:“左将军彭宣与中朝者杂问”,宣等奏劾”博、玄、晏皆不道,不敬,请召诣廷尉诏狱。”上减玄死罪三等,削晏户四分之一;假谒者节召丞相诣廷尉,博自杀,国除。

  [12]傅太后对傅喜怨恨不已,派孔乡侯博晏去暗示丞相朱博,命他上奏书要求罢免傅喜的侯爵爵位。朱博与御史大夫赵玄商议,赵玄说:“皇上先前已作了裁决,再提是否不合适?”朱博说:“我已许诺孔乡侯了。匹夫之间互相约定的事,尚且不惜以死相报,何况至尊的傅太后呢!朱博我只有效死罢了!”赵玄也就同意了。朱博不愿意单独指控傅喜一个人,由于前大司空、汜乡侯何武先前也因过失被免去官职遣回封国,情况与傅喜相似,因此同时弹劾他们二人说:“傅喜、何武从前在位时,对治理国家都没有什么贡献,尽管已经退位免官,但尚有封爵采邑,这是不妥当的。请求陛下将他们都贬为平民。”哀帝知道傅太后一直怨恨傅喜,怀疑朱博、赵玄是受傅太后的指使,便召赵玄到尚书处询问究竟,赵玄承认了。哀帝下诏说:“命左将军彭宣和中朝官共同审问。”彭宣等上奏弹劾说:“朱博、赵玄、傅晏都犯有不道、不敬之罪。请求陛下召他们到廷尉诏狱。”哀帝减赵玄死罪三等,削减傅晏采邑封户四分之一。又给谒者符节,使他召丞相朱博到廷尉那里接受审判。朱博自杀,封国撤除。

  [13]九月,以光禄勋平当为御史大夫;冬,十月,甲寅,迁为丞相;以冬月故,且赐爵关内侯。以京兆尹平陵王喜为御史大夫。

  [13]九月,任命光禄勋平当为御史大夫。冬季,十月,甲寅(初一),擢升平当为丞相。由于正赶上不宜封侯的冬月,因此暂时赐爵前关内侯。任命京兆尹、平陵人王喜为御史大夫。

  [14]上欲令丁、傅处爪牙官,是岁,策免左将军淮阳彭宣,以关内侯归家,而以光禄勋丁望代为左将军。

  [14]哀帝打算让丁、傅两家族的人担任重要武官。本年,下策书罢免左将军淮阳人彭宣,以关内侯身份回家去,而任命光禄勋丁望代替彭宣为左将军。

  [15]乌孙卑爰侵盗匈奴西界,单于遣兵击之,杀数百人,略千馀人,驱牛畜去。卑爰恐,遣子趋逯为质匈奴,单于受,以状闻。汉遣使者责让单于,告令还归卑爰质子;单于受诏遣归。

  [15]乌孙王国的卑爰侵犯劫掠匈奴西部边境地区,匈奴单于派兵还击,杀死数百人,抢掠千余人,驱赶牛畜而归。卑爰大为恐慌,派遣儿子趋逯到匈奴充当人质。匈奴单于接受了他,并将此事呈报给汉王朝。汉朝派使节到匈奴责备单于,命令单于将人质归还卑爰。单于接受诏令,把趋逯送回。

  三年(丁卯、前4)

  三年(丁巳,公元前4年)

  [1]春,正月,立广德夷王弟广汉为广平王。

  [1]春季,正月,封广德夷王的弟弟刘广汉为广平王。

  [2]帝太太后所居桂宫正殿火。

  [2]帝太太后居住的桂宫正殿发生火灾。

  [3]上使使者召丞相平当,欲封之;当病笃,不应。室家或谓当:“不可强起受侯印为子孙邪?”当曰:“吾居大位,已负素餐责矣;起受侯印,还卧而死,死有馀罪。今不起者,所以为子孙也!”遂上书乞骸骨,上不许,三月,己酉,当薨。

  [3]哀帝派使者召丞相平当,打算封他为侯爵。平当病重,没有应召前往。家中有的人对平当说:“难道不能为子孙勉强起来接受侯印吗?”平当说:“我居丞相高位,已经背着白吃饭不干事的罪责了。若起来接受侯印,回家倒崐在床上就死去,是死有余辜。现在我所以不起来,正是为子孙打算啊!”遂上书请求退休,哀帝不准。三月,己酉(二十八日),平当去世。

  [4]有星孛于河鼓。

  [4]有异星出现于河鼓星旁。

  [5]夏,四月,丁酉,王嘉为丞相,河南太守王崇为御史大夫。崇,京兆尹骏之子也。嘉以时政苛急,郡国守相数有变动,乃上疏曰:“臣闻圣王之功在于得人,孔子曰:‘材难,不其然与!’故‘继世立诸侯,象贤也。’虽不能尽贤,天子为择臣、立命卿以辅之。居是国也,累世尊重,然后士民之众附焉,是以教化行而治功立。今之郡守重于古诸侯,往者致选贤材,贤材难得,拔擢可用者,或起于囚徒。昔魏尚坐事系,文帝感冯唐之言,遣使持节赦其罪,拜为云中太守;匈奴忌之。武帝擢韩安国于徒中,拜为梁内史;骨肉以安。张敞为京兆尹,有罪当免,黠吏知而犯敞,敞收杀之,其家自冤,使者覆狱,劾敞贼杀人,上逮捕不下,会免;亡命十数日,宣帝征敞拜为冀州刺史,卒获其用。前世非私此三人,贪其材器有益于公家也。孝文时,吏居官者或长子孙,仓氏、库氏则仓库吏之后也;其二千石长吏亦安官乐职,然后上下相望,莫有苟且之意。其后稍稍变易,公卿以下传相促急,又数改更政事,司隶、部刺史举劾苛细,发扬阴私,吏或居官数月而退,送故迎新,交错道路,中材苟容求全,下材怀危内顾,壹切营私者多。二千石益轻贱,吏民慢易之,或持其微过,增加成罪,言于司隶、刺史,或上书告之;众庶知其易危,小失意则有离畔之心。前山阳亡徒苏令等纵横,吏士临难,莫肯伏节死义,以守、相威权素夺也。孝成皇帝悔之,下诏书,二千石不为故纵,遣使者赐金,尉厚其意,诚以为国家有急,取办于二千石;二千石尊重难危,乃能使下。孝宣皇帝爱其善治民之吏,有章劾事留中,会赦壹解。故事:尚书希下章,为烦扰百姓,证验系治,或死狱中,章文必有‘敢告之’字乃下。唯陛下留神于择贤,记善忘过,容忍臣子,勿责以备。二千石、部刺史、三辅县令有材任职者,人情不能不有过差,宜可阔略,令尽力者有所劝。此方今急务,国家之利也。前苏令发,欲遗大夫使逐问状,时见大夫无可使者,召令尹逢,拜为谏大夫遣之。今诸大夫有材能者甚少,宜豫畜养可成就者,则士赴难不爱其死;临事仓卒乃求,非所以明朝廷也。”嘉因荐儒者公孙光、满昌及能吏萧咸、薛,皆故二千石有名称者,天子纳而用之。

  [5]夏季,四月,丁酉(十七日),哀帝任命王嘉为丞相,任命河南太守王崇为御史大夫。王崇是京兆尹王骏的儿子。王嘉感到当时的政治严苛,担任郡国守、相的官员变动频繁,就上书说:“我听说圣王的成功,在于得到贤能人才的辅佐。孔子说:‘人才难得,难道不是这样吗!’因此,‘选立诸侯的继承人,只要多少像其父祖的贤能就可以了。’虽然不能完全和父祖一样贤能,但天子可以为他选择良臣,任命贤卿来辅佐他。他住在此封国里,代代受到尊重,然后广大士民才会归附,因此教化得以推行而大治的功业得以建立。现今郡守的职权重于古代的诸侯,过去总是精选贤才担任郡守职务,然而贤才难得,为了擢升提拔可以胜任的人,或有起用囚犯的事例。从前魏尚犯罪被羁押监狱,汉文帝被冯唐的一席话所感动,派使者持符节去赦免了他的罪,任命他为云中太守,匈奴对他深为畏惧。武帝从囚徒中选拔出韩安国,任命他为梁国内史,使得刘氏骨肉得以平安。张敞为京兆尹,犯了罪应当被免职,狡猾的小吏知道后故意冒犯,张敞逮捕他,把他杀死。死者家属鸣冤,使者再次进行审查,弹劾张敞凶残杀人,上奏天子要求逮捕他,宣帝搁置不批,不久,免罪。张敞逃亡十来天后,宣帝征召他,授为冀州刺史,终于能够才为所用。前代君王并非偏爱这三个人,而是看重他们的才干对国家有益。孝文帝时,官吏担任公职长期不变动,有些人养了儿子、孙子,就以官名为姓氏,如仓氏、库氏就是管理仓库的官吏的后裔。那些官秩在二千石的高级官员,也安于官位,乐于任职。然后上下互相期待勉励,没有苟且混世之心。以后情况逐渐有所改变,公卿以下官员层层互相督促,要求严苛紧迫,又多次更改政事,司隶、部刺史检举弹劾官吏十分苛刻,细微的过失都不放过,还揭发宣扬别人的阴私,有的官吏在位只数月就被罢免,送旧官回乡和迎新官上任的人,交错行走在道路上。中等才干的人,苟且容身以求保全;下等才干的人,常心怀恐惧反省自己,一切都为自己打算的人很多。二千石官员越来越被人轻视,属下官吏和百姓对他们很轻慢,有的抓住他们的轻微过错,扩大成罪状,向司隶、刺史报告,或崐者上书朝廷检举。广大百姓发现二千石官吏那么容易扳倒,遇到小不如意,就产生背叛之心。前些时,山阳亡命徒苏令等纵横郡国,官吏和武士面对危难,没有一个肯以死尽节的,这是因为郡国守、相的威信和权力早就被夺去了。孝成皇帝感到懊悔,下诏书说,对二千石的官员不加以‘故意放纵’的罪名,派遣使者去赏赐他们黄金,安抚他们的情绪。这确实是由于国家有急难,需要二千石的官员出力解决,只有二千石官员受到尊重而难以被危害,才能驱使属下。孝宣皇帝爱护那些善于治理百姓的官吏,有弹劾他们的奏章都留在宫中不批复,逢到颁发赦令时便一切都解决了。以前的惯例:尚书很少把弹劾奏章交付有关机构查办,为的是怕骚扰百姓,取证、审查、逮捕下狱、处治,有些人就死在狱中。弹劾奏章上都必须写有‘胆敢控告’的字样才交付有关机构查办。希望陛下留意选择贤能的人才,记住他们的善绩、忘掉他们的过失,容忍臣下的缺点,不要求全责备。二千石、部刺史、三辅县令中有才干称职的官员,从人情来看,难免会有过错,应该宽容忽略他们那些小过失,使尽力供职者受到鼓励。这是当前最紧迫的大事,关系到国家的利益。前些时苏令造反,朝廷打算派大夫驱逐盗贼,并调查苏令起兵的原因,当时现有的大夫中没有可用的人选,就征召令尹逢,授为谏大夫,派遣他去。如今众位大夫中有才能的非常少,应该预先培养可造就的人才,才能使其赴难时不惜以死报国。如果事到临头,才仓猝寻求,这就不能表明朝廷有人才了。”王嘉并趁势举荐儒家学者公孙光、满昌,以及干练能干的官吏萧咸、薛,他们都曾是卓有声誉的二千石官员。哀帝采纳了王嘉的建议,任用了他们。

  [6]六月,立鲁顷王子部乡侯闵为王。

  [6]六月,立鲁顷王的儿子部乡侯刘闵为王。

  [7]上以寝疾未定,冬,十一月,壬子,令太皇太后下诏复甘泉泰、汾阴后土祠,罢南、北郊。上亦上能亲至甘泉、河东,遣有司行事而礼祠焉。

  [7]哀帝因病情仍未见好,冬季,十一月,壬子(初五),让太皇太后下诏:恢复甘泉泰祠、汾阴后土祠的祭祀。撤销长安南郊祭天、北郊祭地的典礼。哀帝也不能亲自到甘泉、河东祭祀,就派遣有关主管官员作为代表去祭祀。

  [8]无盐危山土自起覆草,如驰道状;又,瓠山石转立。东平王云及后谒自之石所祭;治石象瓠山立石,束倍草,并祠之。河内息夫躬、长安孙宠相与谋共告之,曰:“此取封侯之计也!”乃与中郎右师谭共因中常侍宋弘上变事,告焉。是时上被疾,多所恶,事下有司,逮王后谒下狱验治;服“祠祭诅祝上,为云求为天子,以为石立,宣帝起之表也。”有司请诛王,有诏,废徙房陵。云自杀,谒及舅伍宏及成帝舅安成共侯夫人放,皆弃市。事连御史大夫王崇,左迁大司农。擢宠为南阳太守,谭颍川都尉,弘、躬皆光禄大夫、左曹、给事中。

  [8]无盐境内的危山,山土忽然自己翻起压盖住青草,形状就象一条驰道。此外,境内瓠山上有块大石突然转侧立起。东平王刘云和王后谒亲自前往大石跟前祭拜。并在王宫树立一块与瓠山立石相似的石头,又捆扎了一些黄倍草,一并祭祀。河内人息夫躬、长安人孙宠共同谋划要一起去揭发此事,说:“这是取得封侯的妙计啊!”于是与中郎右师谭一起通过中常侍宋弘,上书告发事变。奏书呈上,这时哀帝正患病,对很多事都很厌恶,就把此事交付主管机构查办,主管官员逮捕了东平王后谒,关进监狱进行审讯惩处。王后承认:“祭祀山石,诅咒皇上,为刘云谋求当天子。因为山石立起曾是宣帝应天命为天子的预兆。”主管官员请求诛杀东平王,哀帝下诏,废黜刘云王位,放逐到房陵。刘云自杀。王后谒与刘云舅父伍宏,以及成帝的舅母安成共侯夫人放,一起被绑赴闹市处死,将尸体暴露街头。事情牵连到御史大夫王崇,他被贬谪为大司农。擢升孙宠为南阳太守,右师谭为颍川都尉,宋弘、息夫躬都升为光禄大夫、左曹、给事中。

  四年(戊午、前3)

  四年(戊午,公元前3年)

  [1]春,正月,大旱。

  [1]春季,正月,大旱。

  [2]关东民无故惊走,持稿或一枚,转相付与,曰“行西王母筹”,道中相过逢,多至千数;或被发徒跣,或夜折关,或逾墙入,或乘车骑奔驰,以置驿传行,经郡国二十六至京师,不可禁止。民又聚会里巷阡陌,设博具,歌舞崐祠西王母,至秋及止。

  [2]函谷关以东地区人民无故惊恐奔走,拿着一枝禾秆或麻秆,互相传递,说:“将西王母的筹策传递天下。”在道路中相遇转手,多达一千余枝。有的披头散发光着脚,有的夜里绕关而行,有的翻墙而过,有的乘车骑马奔驰,利用国家设置的驿传车马赶路传递。经过二十六个郡国,传递到了京师,无法禁止。人们又在街巷、田间小路上聚会,设赌具赌博,唱歌跳舞祭祀西王母,一直闹到秋天才停止。

  [3]上欲封傅太后从父弟侍中、光禄大夫商,尚书仆射平陵郑崇谏曰:“孝成皇帝封亲舅五侯,天为赤黄,昼昏,日中有黑气。孔乡侯,皇后父,高武侯以三公封,尚有因缘。今无故复欲封商,坏乱制度,逆天人之心,非傅氏之福也!臣愿以身命当国咎!”崇因持诏书案起。傅太后大怒曰:“何有为天子乃反为一臣所颛制邪!”二月,癸卯,上遂下诏封商为汝昌侯。

  [3]哀帝打算封傅太后的堂弟侍中、光禄大夫傅商为侯爵。尚书仆射平陵人郑崇劝谏说:“孝成皇帝封亲舅五人为侯,天色因此而变成赤黄,白昼昏暗,太阳中有黑气。孔乡侯是皇后的父亲,高武侯位列三公,他们封侯还有根据和理由。现在无缘无故又要封傅商,破坏搅乱了汉家制度,违背天意、人心,这不是傅氏的福气!我愿以身家性命承当国家的惩罚!”说罢,拿着诏书草稿站起来。傅太后大怒说:“哪有贵为天子,却反受一个臣子控制的道理!”二月,癸卯(二十八日),哀帝便下诏封傅商为汝昌侯。

  [4]驸马都尉、侍中云阳董贤得幸于上,出则参乘,入御左右,赏赐累巨万,贵震朝廷。常与上卧起;尝昼寝,偏藉上袖,上欲起,贤未觉,不欲动贤,乃断袖而起。又诏贤妻得通引籍殿中,止贤庐。又召贤女弟以为昭仪,位次皇后。昭仪及贤与妻旦夕上下,并侍左右。以贤父恭为少府,赐爵关内侯。诏将作大匠为贤起大第北阙下,重殿,洞门,土木之功,穷极技巧。赐武库禁兵、上方珍宝。其选物上弟尽在董氏,而乘舆所服及其副也。及至东园秘器、珠襦、玉匣,豫以赐贤,无不备具。又令将作为贤起冢茔义陵旁,内为便房,刚柏题凑,外为徼道,周垣数里,门阙罘甚盛。

  [4]驸马都尉、侍中、云阳人董贤很得哀帝的宠爱,出则陪同乘车,入则随侍左右,赏赐累积有巨万,他的显贵震动了朝廷。董贤常与哀帝睡在一张床上,有一次睡午觉,董贤斜身压住了哀帝的袖子,哀帝想起床,但董贤还没睡醒,哀帝不愿惊动他,于是就把袖子割断了再起床。哀帝又诏命董贤的妻子可以经向门使通报姓名记录在案后进入皇宫,住在董贤在宫中的住所。又召董贤的妹妹入宫,封为昭仪,地位仅次于皇后。昭仪与董贤夫妻日夜侍奉哀帝,一同跟随左右。哀帝还任命董贤的父亲董恭为少府,赐爵关内侯。哀帝又下诏,命令将作大匠为董贤在北宫门外建筑宏大的宅邸,里面有前后大殿,殿门宽阔,工程浩大,豪华精巧绝伦。又赐给他武器库里宫中专用的兵器和皇宫的珍宝,宫中珍宝物品上等的,全都被挑选进了董贤的家里,而皇帝所用的不过是次一等的了。甚至连皇家丧葬用的棺木、珍珠连缀制成的寿衣、玉璧制成的寿裤,都预先赐给了董贤,无不齐备。又下令让将作大匠在哀帝的陵墓义陵帝为董贤建筑墓园,内修别室,还用坚实的柏木,大头朝内排垒在棺外。墓园外修筑巡察道路,围墙有数里之长。门阙和用作守望防御的网状障墙十分堂皇。

  郑崇以贤贵宠过度谏上,由是重得罪,数以职事见责;发疾颈痈,欲乞骸骨,不敢。尚书令赵昌佞谄,素害崇;知见疏,因奏“崇与宗族通,疑有奸,请治。”上责崇曰:“君门如市人,何以欲禁切主上?”崇对曰:“臣门如市,臣心如水。愿得考复!”上怒,下崇狱。司隶孙宝上书曰:“按尚书令昌奏仆射崇狱,复治,榜掠将死,卒无一辞;道路称冤。疑昌与崇内有纤介,浸润相陷。自禁门枢机近臣,蒙受冤谮,亏损国家,为谤不小。臣请治昌以解众心。”书奏,上下诏曰:“司隶宝附下罔上,以春月作诋欺,遂其奸心,盖国之贼也。免宝为庶人。”崇竟死狱中。

  郑崇因为董贤贵宠过度而劝谏哀帝,因此深深得罪了哀帝,哀帝多次借公事谴责他。郑崇脖子上长了毒痈,想奏请退休,又不敢提出。尚书令赵昌奸邪、善于谄谀,素来痛恨郑崇,知道哀帝已疏远了郑崇,就趁机上奏说:“郑崇与刘氏宗族中人交往密切,我怀疑有什么奸谋,请追查惩处。”哀帝责问郑崇说”你家人来人往门庭若市,为什么要约束我交?”郑崇回答说:“我家虽门庭若市,但我心里却清静如水。希望陛下考察。”哀帝大怒,将郑崇逮捕下狱崐。司隶孙宝上书说:“尚书令赵昌指控仆射郑崇一案,经过反复调查审讯,郑崇被拷打将死,终究不吐一句口供。道路上的行人都说郑崇冤枉。我怀疑赵昌与郑崇私人之间有宿怨,因此才用谗言来陷害他。假如连宫禁之内皇帝身边主管机要的大臣,都遭诬陷蒙受冤屈,将使国家受到损失,会招来很多诽谤。我请求追查赵昌,以解众人心中的困惑。”奏章呈上后,哀帝下诏说:“司隶孙宝附会臣下,欺骗主上,想利用春月是宽大赦免的时期,进行诋毁和欺骗,以满足他的奸诈之心,是国家的大害。将孙宝免去官职,贬为平民。”郑崇最终死在狱中。

  [5]三月,诸吏、散骑、光禄勋贾延为御史大夫。

  [5]三月,任命诸吏、散骑、光禄勋贾延为御史大夫。

  [6]上欲侯董贤而未有缘,侍中傅嘉劝上定息夫躬、孙宠告东平本章,去宋弘,更言因董贤以闻,欲以其功侯之,皆先赐爵关内侯。顷之,上欲封贤等而心惮王嘉,乃先使孔乡侯晏持诏书示丞相、御史。于是嘉与御史大夫贾延上封事言:“窥见董贤等三人始赐爵,众庶匈匈,咸曰贤贵,其余并蒙恩;至今流言未解。陛下仁恩于贤等不已,宜暴贤等本奏语言,延问公卿、大夫、博士、议郎,考合古今,明正其义,然后乃加爵土;不然,恐大失众心,海内引领而议。暴评其事,必有言当封者,在陛下所从;天下虽不说,咎有所分,不独在陛下。前定陵侯淳于长初封,其事亦议,大司农谷永以长当封;众人归咎于永,先帝不独蒙其讥。臣嘉,臣延,材驽不称,死有余责,知顺指不迁,可得容身须臾;所以不敢者,思报厚恩也。”上不得已,且为之止。

  [6]哀帝想封董贤侯爵,又没有什么借口。侍中傅嘉劝哀帝更改息夫躬、孙宠告发东平王的奏章,抹去宋弘的名字,改说成是由于董贤报告,皇上才得以知晓。哀帝想用这个功劳封董贤侯爵,就先把进行告发的有功人员全赐封为关内侯。不久,哀帝想封董贤等人,又心里顾忌王嘉反对,便先派孔乡侯傅晏将诏书拿给丞相、御史看。于是王嘉与御史大夫贾延上密封奏书说:“我们看到董贤等三人当初被赐封关内侯时,众人议论纷纷,都说董贤是因为贵宠而得赐封,捎带着其余两人也一起蒙恩受封,至今流言没有平息。陛下对董贤等施加仁恩不已,就应该公布董贤等人的奏章原文,询问公卿、大夫、博士、议郎,请他们考查是否合乎古今前例,使此事能名正名顺,然后再加封他们爵位采邑。不然的话,恐怕会大失众心,天下人要伸长脖子议论抨击。若公开评论此事,必有说应当加封的人,陛下不过是听从采纳其建议,如此,天下人虽然不高兴,责任也有人分担,不单在陛下一人了。从前定陵侯淳于长初封爵之时,也曾经有议论,大司农谷永认为淳于长应当加封,众人怪罪于谷永,先帝因而没有单独蒙受讥刺。臣王嘉、臣贾延,无才无能不称职,虽死仍有余责,明知顺从陛下的旨意,不违逆陛下,可以暂时保全身家性命。所以不敢这样做,是想报答陛下的厚恩啊。”哀帝不得已,暂且停止这样做。

  [7]夏,六月,尊帝太太后为皇太太后。

  [7]夏季,六月,尊帝太太后傅氏为皇太太后。

  [8]秋,八月,辛卯,上下诏切责公卿曰:“昔楚有子玉得臣,晋文公为之侧席而坐;近事,汲黯折淮南之谋。今东平王云等至有图弑天子逆乱之谋者,是公卿股肱莫能悉心、务聪明以销厌未萌故也。赖宗庙之灵,侍中、驸马都尉贤等发觉以闻,咸伏厥辜。《书》不云乎:‘用德章厥善。’其封贤为高安侯,南阳太守宠为方阳侯,左曹、光禄大夫躬为宜陵侯,赐右师谭爵关内侯。”又封傅太后同母弟郑恽子业为阳信侯。息夫躬既亲近,数进见言事,议论无所避,上疏历诋公卿大臣。众畏其口,见之仄目。

  [8]秋季,八月,辛卯(十九日),哀帝下诏严厉斥责公卿说:“从前楚国有子玉得臣,晋文公为此忧愁得侧身而坐;近世有汲黯,挫败了淮南王的阴谋。而今东平王刘云等甚至有杀死天子反叛作乱的阴谋,这是身为国家栋梁的公卿们不能尽心职守、致力于察觉阴谋,以把祸患消灭在还未萌发阶段的缘故啊。幸赖祖宗在天之灵的保,侍中、驸马都尉董贤等发觉以后报告了我,使奸人全部伏诛。《书经》不是说吗,‘用恩德表彰善行。’现封董贤为高安侯,南阳太守孙宠为方阳侯,左曹、光禄大夫息夫躬为宜陵侯,赐右师谭爵位关内侯。”又封傅太后同母弟傅郑恽的儿子傅业为阳信侯。息夫躬既蒙哀帝亲近,就频繁进见哀帝言事,议论无所避讳顾忌,上书逐个诋毁公卿大臣。百官畏其口舌,遇见他不敢正眼相看。

  [9]上使中黄门发武库兵,前后十辈,送董贤及上乳母王阿舍。执金吾毋将隆奏言:“武库兵器,天下公用。国家武备,缮治造作,皆度大司农钱。大司农钱,自乘舆不以给共养;共养劳赐,一出少府。盖不以本臧给末用,不以民力共浮费,别公私,示正路也。古者诸侯、方伯得颛征伐,乃赐斧钺,汉家边吏职任距寇,亦赐武库兵,皆任事然后蒙之。《春秋》之谊,家不臧甲,所以抑臣威,损私力也。今贤等便僻弄臣,私恩微妾,而以天下公用给其私门,契国威器,共其家备,民力分于弄臣,武兵设于微妾,建立非宜,以广骄僭,非所以示四方也。孔子曰:‘奚取于三家之堂!’臣请收还武库。”上不说。

  [9]哀帝派中黄门到武库拿兵器,前后十次,送到董贤和哀帝乳母王阿的住所。执金吾毋将隆上奏说:“武库兵器,是天下公用的东西。国家武器装备的建造制作,都是用大司农的钱。大司农的钱,连天子的生活费用等都不供给。天子的生活费用和犒劳赏赐臣下的钱,一律出自少府。这就是不把国家用于根本的储藏用在不重要的事情上,不以民财人力供应无谓的消耗。区别公私,以表示所行是正路。古代诸侯、方伯受命主持讨伐,天子才赐给他们斧钺。汉朝边疆官吏接受抗拒侵略的任务和职务时,也赐给他们武库兵器,都是先接受军事和军职,然后接受兵器。《春秋》之义,强调臣民之家不可以私藏武器铠甲,目的在于抑制臣子的武威,削弱私家的力量。而今董贤等不过是陛下亲近宠爱的弄臣、对陛下有私情的卑贱奴仆,而陛下却把国家公用的东西送进私人家门,取走国家的威武之器,供应他们家用,使人民的财力分散于弄臣,国家的武库兵器摆设在卑贱奴仆之家,所做不当,将使骄横僭越愈演愈烈,不能够给四方做出好的榜样。孔子说:‘雍乐怎么会出现在三家的庙堂!’我请陛下把兵器收还武库。”哀帝不高兴。

  顷之,傅太后使谒者贱买执金吾官婢八人,隆奏言:“买贱,请更平直。”上于是制诏丞相、御史:“隆位九卿,既无以匡朝廷之不逮,而反奏请与永信宫争贵贱之贾,伤化失俗。以隆前有安国之言,左迁为沛郡都尉。”初,成帝末,隆为谏大夫,尝奏封事言:“古者选诸侯入为公卿,以褒功德,宜征定陶王使在国邸,以填万方。”故上思其言而宥之。

  不久,傅太后派谒者用低价买进了执金吾官府的八个官奴婢。毋将隆上奏说:“买官婢的价太贱了,请改用平价。”哀帝于是下诏给丞相、御史说:“毋将隆位列九卿,既不能匡正朝廷的过失,反而奏请与永信宫争执买价的贵贱,有伤教化,败坏风俗。姑念他以前有安国的建议,贬降为沛郡都尉。”当初,成帝末年,毋将隆为谏大夫,曾上密封奏书说:“古代遴选诸侯入京担任公卿,以褒奖功德。应该征召定陶王到长安,让他住在定陶王府邸,以镇守万方。”所以哀帝念及他的这个建言而宽恕了他。

  [10]谏大夫渤海鲍宣上书曰:“窃见孝成皇帝时,外亲持权,人人牵引所私以充塞朝廷,妨贤人路,浊乱天下,奢泰亡度,穷困百姓,是以日食且十,彗星四起。危亡之征,陛下所亲见也;今奈何反复剧于前乎!

  [10]谏大夫渤海人鲍宣上书说:“我见到孝成皇帝时,外戚把持权柄,人人引荐他们各自的亲信来充塞朝廷,妨碍贤能之士的进身之路,混乱天下,又奢侈无度,使百姓穷困,因此发生了将近十次日食,四次彗星。这些危险覆亡的征兆,都是陛下所亲眼见到的。如今为什么反而更甚于从前呢!

  今民有七亡:阴阳不和,水旱为灾,一亡也;县官重责更赋租税,二亡也;贪吏并公,受取不已,三亡也;豪强大姓,蚕食亡厌,四亡也;苛吏徭役,失农桑时,五亡也;部落鼓鸣,男女遮列,六亡也;盗贼劫略,取民财物,七亡也。七亡尚可,又有七死:酷吏殴杀,一死也;治狱深刻,二死也;冤陷亡辜,三死也;盗贼横发,四死也;怨仇相残,五死也;岁恶饥饿,六死也;时气疾疫,七死也。民有七亡而无一得,欲望国安,诚难;民有七死而无一生,欲望刑措,诚难。此非公卿、守相贪残成化之所致邪!

  “现在人民生业有七失:阴阳不和,出现水旱灾,是一失;国家加重征收更赋和租税,苛责严酷,是二失;贪官污吏借口为公,勒索不已,是三失;豪强大姓蚕食兼并小民土地,贪得无厌,是四失;苛吏横征滥发徭役,耽误种田养蚕的农时,是五失;发现盗贼,村落鸣鼓示警,男女追捕清剿,是六失;盗贼抢劫,夺民财物,是七失。七失尚可勉强忍受,然而还有七死:被酷吏殴打致死,是一死;入狱被虐致死,是二死;无辜被冤枉陷害而死,是三死;盗贼劫财残杀致死,为四死;怨仇相报残杀而死,为五死;荒年饥馑活活饿死,为崐六死;瘟疫流行染病而死,为七死。人民生业有七失而没有一得,想让国家安定,也实在困难;百姓有七条死路而没有一条生路,想要无人犯法,废弃刑罚,也实在困难。这难道不是公卿、守相贪婪残忍成风所造成的后果吗?

  群臣幸得居尊官,食重禄,岂有肯加恻隐于细民,助陛下流教化者邪!志但在营私家,称宾客,为奸利而已。以苟容曲从为贤,以拱默尸禄为智,谓如臣宣等为愚。陛下擢臣岩穴,诚冀有益豪毛,岂徒使臣美食大官、重高门之地哉!

  “群臣有幸得以身居高官,享受丰厚的俸禄,难道有肯对小民存有怜悯之心,帮助陛下推广教化的人吗!群臣的志向,不过是经营私产,满足宾客的要求,为图个人奸利而已。他们以苟且纵容、曲意顺从为贤能,以拱手沉默、尸位素餐为明智,认为象我这样的人是愚蠢的。陛下把我从村夫野民提拔为朝臣,实在是希望我能有毫毛般微小的贡献,难道仅仅是让我吃美食,当大官,尊贵地站在高门大殿上吗!

  天下,乃皇天之天下也。陛下上为皇天子,下为黎庶父母,为天牧养元元,视之当如一,合《尸鸠》之诗。今贫民菜食不厌,衣又穿空,父子、夫妇不能相保,诚可为酸鼻。陛下不救,将安所归命乎!奈何独养外亲与幸臣董贤,多赏赐,以大万数,使奴从、宾客,浆酒藿肉,苍头庐儿,皆用致富,非天意也!

  “天下,是皇天的天下。陛下上为皇天的儿子,下为黎民百姓的父母,是为上天象牧养牛马一样牧养人民。对待人民应当一视同仁,就如《尸鸠》一诗中尸鸠爱它的七个儿子一样。而今贫民连菜都吃不饱,又衣衫褴褛,父子、夫妇不能相互保全,实在令人酸鼻。陛下若不救助,将让他们到哪里去讨生路呢!为什么只供养外戚和弄臣董贤,给他们大量赏赐,以巨万来计算!使他们的仆从、宾客把酒当水,把肉当豆叶来挥霍,他们的奴仆侍从都因而成了富翁。这不是皇天的本意啊!

  及汝昌侯傅商,亡功而封。夫官爵非陛下之官爵,乃天下之官爵也。陛下取非其官,官非其人,而望天说民服,岂不难哉!方阳侯孙宠,宜陵侯息夫躬,辩足以移众,强可用独立,奸人之雄,惑世尤剧者也,宜以时罢退;及外亲幼童未通经术者,皆宜令休,就师傅。急徵故大司马傅喜,使领外亲;故大司空何武、师丹,故丞相孔光,故左将军彭宣,经皆更博士,位皆历三公;龚胜为司直,郡国皆慎选举;可大委任也。陛下前以小不忍退武等,海内失望。陛下尚能容亡功德者甚众,曾不能忍武等邪!治天下者,当用天下之心为心,不得自专快意而已也。”宣语虽刻切,上以宣名儒,优容之。

  “再说汝昌侯傅商,没有功劳却被封爵。官爵,并不是陛下的官爵,乃是天下的官爵。陛下选取之人不配受此官,此官也不应加给此人,却希望上天高兴,民众心服,岂不困难吗!方阳侯孙宠,宜陵侯息夫躬,辩才足以改变众人的观点,强悍能够独立,这是奸人中的魁首,乱世惑众最为厉害的人物,应及时罢黜斥退他们。那些外戚和幼童不懂儒学经术的,都应让他们辞职,去找老师学习儒术。请速征召前大司马傅喜,使他领导外戚。前大司空何武、师丹、前丞相孔光、前左将军彭宣,儒学经术都学自名师,而官位都高列三公。龚胜任司直,郡国都慎重地向朝廷推荐人才。这些人都可委以重任。陛下前些时因一点小事不能容忍,就罢退了何武等人,使天下人失望。陛下对那么多没有功劳德行的人尚且能容忍,难道不能容忍何武这些人吗?治理天下的人,应当把天下人的心意作为自己的心意,不能光图自己高兴,想怎么干就怎么干。”鲍宣措词虽然尖刻激烈,但哀帝因为他是名儒而优待宽容了他。

  [11]匈奴单于上书愿朝五年。时帝被疾,或言:“匈奴从上游来厌人;自黄龙、竟宁时,单于朝中国,辄有大故。”上由是难之,以问公卿,亦以为虚费府帑,可且勿许。单于使辞去,未发,黄门郎扬雄上书谏曰:“臣闻《六经》之治,贵于未乱;兵家之胜,贵于未战;二者皆微,然而大事之本,不可不察也。今单于上书求朝,国家不许而辞之,臣愚以为汉与匈奴从此隙矣。匈奴本五帝所不能臣,三王所不能制,其不可使隙明甚。臣不敢远称,请引秦以来明之:

  [11]匈奴单于上书汉朝,请求明年到长安朝见天子。这时哀帝正患病在身,有人说:“匈奴从黄河上游的方向来,气势压人,不利。自黄龙、竟宁年间起,单于每到中原朝见,中原就会发生大变故。”哀帝因而感到为难,询问公崐卿,公卿也认为朝见一次要白白花费国库很多钱,可以暂且拒绝。单于使节告辞离去,还没动身,黄门郎扬雄上书规谏说:“我听说,儒学《六经》中所说治理国家之道,推崇在变乱未形成时就把它消弭于无形。军事上的取胜之术,推崇不通过战争厮杀就把敌人制服。以上二者都是高明精妙的策略,然而也都是大事之本,不能不留意。现在单于上书请求朝见,汉朝不准许而辞谢。我愚昧地认为,汉朝与匈奴之间从此种下了嫌隙猜忌的种子。匈奴原本是五帝不能使其臣服,三王对其无法控制的强国,不能使汉匈之间产生嫌隙猜忌是至为明显的。我不敢追溯太远的历史,谨以秦朝以来的史实说明这个问题:

  以秦始皇之强,蒙恬之威,然不敢窥西河,乃筑长城以界之。会汉初兴,以高祖之威灵,三十万众困于平城,时奇谲之士、石画之臣甚众,卒其所以脱者,世莫得而言也。又高后时,匈奴悖慢,大臣权书遗之,然后得解。及孝文时,匈奴侵暴北边,候骑至雍甘泉,京师大骇,发三将军屯棘门、细柳、霸上以备之,数月乃罢。孝武即位,设马邑之权,欲诱匈奴,徒费财劳师,一虏不可得见,况单于之面乎!其后深惟社稷之计,规恢万载之策,乃大兴师数十万,使卫青、霍去病操兵,前后十余年,于是浮西河,绝大幕,破颜,袭王庭,穷极其地,追奔逐北,封狼居胥山,禅于姑衍,以临瀚海,虏名王、贵人百数;自是之后,匈奴震怖,益求和亲,然而未肯称臣也。

  “以秦始皇的强大,蒙恬的雄威,仍然不敢窥伺西河,而是修筑长城作为边界。等到汉朝兴起之初,以高祖的威力和英明,三十万汉军仍被匈奴围困在平城。当时高祖手下,善于出奇计的谋士、筹划决策的谋臣非常多,最后所以能脱身的原因,世人无法知道,因而也无法言说。又如吕后时,匈奴悖理傲慢,幸赖大臣们灵活处置,将言辞谦卑的回信送给单于,才把危机化解。到了孝文帝时,匈奴大举侵犯北部边境,侦察骑兵甚至深入雍城、甘泉,京师震骇。朝廷派三位将军率军驻扎在棘门、细柳、霸上以防备匈奴,数月才撤回。孝武皇帝即位,设下马邑之谋,想引诱匈奴主力深入,结果白白浪费钱财,劳顿军队,连一个匈奴人都没看见,更何况单于本人的面目呢!此后,武帝深思国家存亡大计,规划安定万年的策略,于是动员数十万大军,派卫青、霍去病统率,前后十余年,渡过西河,横穿大漠,攻破颜山,袭击单于王庭,跑遍了匈奴的国土,追逐奔逃的单于和匈奴的残兵败将,在狼居胥山祭天,在姑衍山祭地,到达瀚海,擒获名王、贵族数百人之多。自此之后,匈奴震惊恐惧,越发迫切要求和亲。然而,仍不肯向汉朝称臣。

  且夫前世岂乐倾无量之费,役无罪之人,快心狼望之北哉?以为不壹劳者不久逸,不暂费者不永宁,是以忍百万之师以摧饿虎之喙,运府库之财填卢山之壑而不悔也。至本始之初,匈奴有桀心,欲掠乌孙,侵公主,乃发五将之师十五万骑以击之,时鲜有所获,徒奋扬威武,明汉兵若雷风耳!虽空行空反,尚诛两将军,故北狄不服,中国未得高枕安寝也。逮至元康、神爵之间,大化神明,鸿恩溥洽,而匈奴内乱,五单于争立,日逐、呼韩邪携国归死,扶伏称臣,然尚羁縻之,计不颛制。自此之后,欲朝者不距,不欲者不强。何者?外国天性忿鸷,形容魁健,负力怙气,难化以善,易肄以恶,其强难诎,其和难得。故未服之时,劳师远攻,倾国殚货,伏尸流血,破坚拔敌,如彼之难也;既服之后,慰荐抚循,交接赂遗,威仪俯仰,如此之备也。往时尝屠大宛之城,蹈乌桓之垒,探姑缯之壁,藉荡姐之场,艾朝鲜之旃,拔两越之旗,近不过旬月之役,远不离二时之劳,固已犁其庭,扫其闾,郡县而置之,云彻席卷,后无余灾。唯北狄为不然,真中国之坚敌也,三垂比之悬矣;前世重之兹甚,未易可轻也。

  “再说,前世之人难道乐于耗费无法计量的钱财,征发无罪的国民,到边塞狼烟以北去求一时痛快吗?那是由于没有一次的辛劳,就得不到长久的安逸;不暂时花费钱财,就不能有永远的安宁。因此狠下心投入百万大军、摧之于饿虎之口,搬运国库的钱财,填平匈奴卢山的沟壑,而不后悔。到本始初年,匈奴有凶暴不驯之心,企图劫掠乌孙,侵夺乌孙公主。于是朝廷派五员大将,率领十五万骑兵去袭击他们。当时很少有所斩获,仅仅是宣扬了我朝的武威,表明我军势如万钧雷霆,行动如疾风罢了。虽然空去空返不失兵卒,但由于没有斩获,朝廷还是诛杀了两位将军,因为北方的蛮族不顺服,中原就不能高枕安卧。及至元康、神爵年间,朝廷政治异常清明,社会风气十分良好,皇恩广施。而匈奴发生内乱,五个单于争夺王位。日逐王和呼韩邪单于率领本国百姓崐死心踏地归顺朝廷,匍匐称臣,然而朝廷仍然对他们采取笼络政策,打算不把他们置于直接统治之下。自此以后,匈奴希望朝见的,朝廷不拒绝,不想来的,也不勉强。这是为什么呢?因为外国人天性凶猛好怒,体魄魁梧健壮,凭借一身蛮力和盛气,教化他们从善很难,引导他们作恶却很容易。他们性格倔强难以屈服,与他们保持和平状态十分难得。所以他们未顺服时,朝廷劳师远攻,耗尽国力,伏尸沙场,血流成河,攻坚破城,打败敌人,是那样的艰难;已经降服之后,朝廷慰藉安抚,赠送礼物,接待的礼节隆重威严,是这样完备周详。过去汉军曾攻破大宛的都城,踏平乌桓的堡垒,袭击姑缯的大营,扫荡荡姐的战场,砍断朝鲜的旌旗,拔取两越的旗帜,历时短的战役,不过一个月,长的也不超过半年,就已在蛮夷王庭耕田种植,扫除原来的聚落设置郡县,犹如云被扫净,席被卷起,不给后世留下祸根。唯独北方的匈奴却不能如此,他们才是中国真正强硬的敌手,与东西南三方的敌人相比有天壤之别。前世对匈奴甚为重视,现在也不能轻易改变态度而等闲视之。

  今单于归义,怀款诚之心,欲离其庭,陈见于前,此乃上世之遗策,神灵之所想望,国家虽费,不得已者也。奈何距以来厌之辞,疏以无日之期,消往昔之恩,开将来之隙!夫疑而隙之,使有恨心,负前言,缘往辞,归怨于汉,因以自绝,终无北面之心,威之不可,谕之不能,焉得不为大忧乎!夫明者视于无形,聪者听于无声,诚先于未然,即兵革不用而忧患不生。不然,一有隙之后,虽智者劳心于内,辩者毂击于外,犹不若未然之时也。且往者图西域,制车师,置城郭都护三十六国,岂为康居、乌孙能逾白龙堆而寇西边哉?乃以制匈奴也。夫百年劳之,一日失之,费十而爱一,臣窃为国不安也。唯陛下少留意于未乱、未战,以遏边萌之祸!”书奏,天子寤焉。召还匈奴使者,更报单于书而许之。赐雄帛五十匹,黄金十斤。单于未发,会病,复遣使愿朝明年;上许之。

  “而今,匈奴单于归心仁义,怀着诚恳之心,准备离开王庭,来长安朝见陛下,这乃是前代遗留下的和平之策,神灵所盼望出现的太平盛景。国家虽然为此要有所破费,也是不得不如此。怎么能用‘匈奴从上游来,气势压人’这样的话加以拒绝,推说以后再来而不约定确切日期,使匈奴与朝廷疏远,勾消往昔的恩德,打开将来的裂痕!如果单于由猜疑而生嫌隙,含恨在心,仗恃以前有和好之言,将借着上述那些话,把怨恨归于汉朝,趁势断绝与汉朝的关系,最终放弃臣服之心。那时,威慑不住他,劝谕不了他,怎能不成为大患呢!眼明的人能看到无形的东西,耳聪的人能听到无声的音晌,假如真能事先防患于未然,即使不动兵革,也会令忧患不生。否则,一旦产生嫌隙之后,虽然智者辛苦策划于内,善辩者出使奔忙于外,还是不如嫌隙没有发生的时候。况且从前开拓西域,制服车师,设置西域都护,管理西域三十六个城邦国家,岂是为了防备康居、乌孙能越过白龙堆沙漠,进犯我西部边境呢?乃是为了扼制匈奴。一百年艰苦奋斗获得的和平安定局面,却要在一天之内破坏掉;花费十分费用取得的胜利成果,却因爱惜一分而令其全部付之东流,我私下里为国家感到不安。望陛下在尚未发生变乱和尚未爆发战争时稍加留意,以遏止边疆战祸的萌生!”奏章呈上,哀帝醒悟,于是召回匈奴使者,更换致单于的国书,表示允许单于朝见。随后赏赐扬雄丝帛五十匹,黄金十斤。单于还未动身,就赶上生病,于是又派使节到汉朝,希望将朝见推迟一年。哀帝同意了。

  [12]董贤贵幸日盛,丁、傅害其宠,孔乡侯晏与息夫躬谋欲求居位辅政。会单于以病未朝,躬因是而上奏,以为:“单于当以十一月入塞,后以病为解,疑有他变。乌孙两昆弥弱,卑爰强盛,东结单于,遣子往侍,恐其合势以并乌孙;乌孙并,则匈奴盛而西域危矣。可令降胡诈为卑爰使者来上书,欲因天子威告单于归臣侍子,因下其章,令匈奴客闻焉;则是所谓‘上兵伐谋,其次伐交’者也。”

  [12]董贤尊宠日盛,丁、傅两家之人十分嫉妒他的得宠。孔乡侯傅晏与息夫躬谋划取得辅政大臣的地位,正巧匈奴单于因病不能来朝见,息夫躬趁机上奏,认为:“单于应当在十一月入塞,后来自己说有病不能来,怀疑可能有其他变化。乌孙两位昆弥势力弱,逃亡在外的卑爰则强盛,他东去与匈奴单于勾结,还派自己的儿子作为人质侍奉单于,恐怕他们会联合起来吞并乌孙。乌孙被吞并后,则匈奴势力强盛而西域陷于险境。可以让归降朝廷的西域胡人假扮卑爰的使节来长安上书,请求借天子之威对单于施加压力,让其归还人质,崐趁把奏书交与主管机关处理时,让匈奴的使者知道。这就是所谓:‘上等的战术是破坏敌人的谋略,其次的是断绝敌人的外援。’”

  书奏,上引见躬,召公卿、将军大议。左将军公孙禄以为:“中国常以威信怀伏夷狄,躬欲逆诈,进不信之谋,不可许。且匈奴赖先帝之德,保塞称藩;今单于以疾病不任奉朝贺,遣使自陈,不失臣子之礼。臣禄自保没身不见匈奴为边竟忧也!”躬掎禄曰:“臣为国家计,冀先谋将然,豫图未形,为万世虑。而禄欲以其犬马齿保目所见。臣与禄异议,未可同日语也!”上曰:“善!”乃罢群臣,独与躬议。

  奏书呈上,哀帝召见息夫躬,然后召集公卿、将军,举行大规模的讨论。左将军公孙禄认为:“中国经常依靠威望和信义,令蛮族归附,而伏首听命,息夫躬却先设诈谋对付匈奴,进献这种不讲信义的计策,是不能允许的。况且匈奴依赖先帝的恩德,自称藩属,替汉朝保卫边塞。现在单于因患病不能来朝贺,派使者前来陈告,并不失臣子的礼节。我公孙禄敢保证,直到我死,也不会看到匈奴成为边境的忧患。”息夫躬拉扯公孙禄说:“我为国家着想,才希望在事变未发生前,就先设下防范的计策,预先推测出还未形成的阴谋,我这是为万世安危着想,而公孙禄却只想以他的有生之年保证看不见事变,我与公孙禄的不同意见,是不可同日而语的!”哀帝说:“好!”便命群臣退下,单独与息夫躬磋商。

  躬因建言:“灾异屡见,恐必有非常之变,可遣大将军行边兵,敕武备,斩一郡守以立威,震四夷,因以厌应变异。”上然之,以问丞相嘉,对曰:“臣闻动民以行不以言,应天以实不以文,下民微细,犹不可诈,况于上天神明而可欺哉!天之见异,所以敕戒人君,欲令觉悟反正,推诚行善,民心说而天意得矣!辩士见一端,或妄以意傅著星历,虚造匈奴、西羌之难,谋动干戈,设为权变,非应天之道也。守相有罪,车驰诣阙,交臂就死,恐惧如此,而谈说者欲动安之危,辩口快耳,其实未可从。夫议政者,苦其谄谀、倾险、辩惠、深刻也。昔秦缪公不从百里奚、蹇叔之言,以败其师,其悔过自责,疾诖误之臣,思黄发之言,名垂于后世。愿陛下观览古戒,反复参考,无以先入之语为主!”上不听。

  息夫躬乘机建议说:“灾异屡次出现,恐怕一定会有非常的事变。可以派遣大将军巡查边塞部队,整顿武备,斩一个郡守以树威,震动四边蛮族。用这个方法应合天象应异。”哀帝认为有道理,就用这个建议去询问丞相王嘉。王嘉回答说:“我听说引导下民,靠行动不靠言辞;应验天变,靠实质内容而不靠表面文章。下民虽然卑微弱小,仍然不可以对他们使用诈术,更何况对于上天神明,难道可以欺骗吗!上天显示变异,是用来告诫人间的君王,想让他们觉悟,改正过失,诚心诚意推行善政,民心欢悦,上天就满意了。善辩之士只看见事物的某一方面,有时荒谬地用自己的意思附会星象,凭空捏造出匈奴、西羌将要发难的预言,谋划大动干戈,设下权变的计策,这不是应合上天的正道。郡太守、封国相有罪,就应驱车奔驰到皇宫门前,反缚双臂赴死,恐惧到如此地步,而摇唇鼓舌之人却妄图动摇国家的安全,把国家推向危难,雄辩的口舌只图一逞痛快罢了,实际不可听从。讨论国家大事,最让人头痛的是那些谄谀、阴险、诡辩、用心恶毒的建言。从前,秦穆公不听从百里奚、蹇叔的劝告,因而军队大败。他悔过自责,痛恨那些误国的大臣,想起白发老人的忠告,作《秦誓》以悔过,并得以名垂后世。愿陛下观览古代的戒鉴,反复思考,不要被先提出的建议所左右。”哀帝不听他的劝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