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08年第12期

陶渊明与三个P

作者:顾 农







  王元化先生的《清园书简》(湖北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是一本很好看的书:其中包涵了不少思想文化界的掌故,将来写文化史的人肯定会从中取材;又多有见道之言,发人深思。例如在致刘凌的第四封信中谈到人类情欲问题,介绍了一种三P说:power(权)、propety(钱)、presting(名),然后议论道:
  三个P中,最后一个presting恐怕是最难渡过的关口。不少人对于权和钱的追求,并不怎么热衷,这大概是受到儒家传统思想影响的缘故吧。但在presting问题上,就不能这么说了。我们从小就受到“扬名声显父母”、“君子疾没世而名不彰”等等这类格言的影响。为了名而不敢去做坏事,这也是事实。保持自己名节是好的。但追求名声,却往往使人变得虚伪可憎。在过去的士大夫和今天的知识分子中间,都可以找到利欲熏心、追求功名的人。很多读书人直到今天还在热衷当官。虽然由此获得的名声只限于眼前的荣耀,从真正的荣誉来看却并不光彩。(《清园书简》,第59~60页)
  此论大有道理。按presting又可以分为生前身后两种,王先生这里讲的是生前之名,近视者更仅仅着眼于眼前;而古人则更重视身后之名——最佳状态则如辛弃疾词中所说,“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生前身后名”。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愿意抛弃身后之名更加不容易。
  明确表示要抛弃生前身后名的有大隐士大诗人陶渊明。他的《怨诗楚调示庞主簿邓治中》写道:
  天道悠且远,鬼神茫昧然。结发念善事,黾勉六九年。
  弱冠逢世阻,始室丧其偏。炎火屡焚如,螟蜮恣中田。
  风雨纵横至,收敛不盈廛。夏日常抱饥,寒夜无被眠。
  造夕思鸡鸣,及晨愿乌迁。在己何怨天,离忧凄目前。
  吁嗟身后名,于我若浮烟。慷慨独悲歌,锺期信为贤。 按庞、邓二人都是基层政权机构的僚佐,大约是陶渊明认识颇久可以谈谈的朋友。庞主簿名遵,字通之,《宋书·隐逸传·陶渊明传》曾经提到此人,说是“江州刺史王弘欲识之,不能致也。潜尝往庐山,(王)弘令潜故人庞通之赍酒具,于半道栗里要之”。后来刘宋王朝的江州刺史王弘欲与陶渊明来往须通过庞为中介,由此可以推知陶渊明认识庞通之当在晋宋易代之前,而且关系比较好,这才成其为“故人”。陶渊明写此诗时庞氏应已在江州充当主簿,与邓治中为同僚。陶渊明自己不愿意继续当官,不要权和钱(那时官俸比较优厚)而归隐了,但他并不厌弃尚在官场中的老朋友,他为人通达,一点也不偏激,不矫情。
  陶渊明在诗中大诉其苦,历数自己的不幸,所说都属实。例如第一任夫人的去世、遭遇火灾,自然灾害严重影响收成等等,都可以在他的其他作品和史传材料中得到印证。此诗的言外大约有一点向庞、邓二人求援之意——诗末提到“锺(子)期”,以对方为知音,似乎是风雅地传递了这样一种信息。但此诗的主要内容并非求援,而是总结自己的一生,向友人倾诉,阐明自己的人生态度。
  时贤解析此诗,我以为是袁行霈先生在《陶渊明集笺注》中讲得最好。他说:
  从结发时说起,结发如何,弱冠如何,始室如何,目前如何,颇有总结平生之意。种种贫困饥寒之状,如“造夕思鸡鸣,及晨愿乌迁”,非亲历者不能道也。虽曰一生之坎坷全在自己,而题取《怨诗》,一种不平之情藏在字里行间,足见天道之不足信,善事之不足为也。“吁嗟身后名,于我如浮烟。”此二句与前后似不衔接,本来叙述自己之饥寒,何以忽然说起身后名耶?盖古之贫士,多有以安贫留名者,渊明欲表自己之安贫,非以此邀名也。(《陶渊明集笺注》,中华书局2003年版,第114~115页)
  一般地来说,知识分子不为利比较容易,不为名则难,现在如此,于古为烈。陶渊明把人生看得很透,他认为人一死就完全结束,“身后名”根本没有意思。这是他相当彻底的旷达处。我们记得先前的陶渊明并不是这样的。他曾经同古代一般士人那样“病奇名之不立”(《感士不遇赋》),感慨过“四十无闻,斯不足畏”(《荣木》);而现在他对这些都觉得无所谓了。归隐是陶渊明一生中的大转折,此时他已充分认识到只有退出官场、抛弃power(权)和property(钱)才能获得自由;到晚年他思想上又有一番转折进步,又进而认识到只有抛弃presting(名)包括“身后名”才能真正获得自由。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怨诗楚调示庞主簿邓治中》是陶渊明一生中继《归去来兮辞》之后又一篇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作品。
  当然,世界上也有三个P全要而单是不考虑身后名的人,那是最可怕的流氓;这同陶渊明式的彻底旷达完全是两回事,这里不必去谈那种人了。
  鲁迅先生遗嘱中有三条道:“赶快收敛,埋掉,拉倒”;“不要做任何关于纪念的事情”;“忘记我,管自己生活”(《且介亭杂文末编·死》)。他也是不要身后名的。三个P统统不要,连身后名亦即真正的荣誉也不要,鲁迅和陶渊明由此获得了最充分的心灵自由——而后人也没有忘记他们。


  • 整理者:绝情谷  2009年3月TO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