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08年第12期

从晚清民国上海小报看都市文化

作者:李 楠







  晚清、民国时期的上海小报,曾经出版过上千种,绵延了半个多世纪,由它来观察上海这个让人眼花缭乱的大都市,是一个绝好的视点。任何一种文化和文学形态,对于都市(或乡村)都是想象。丹尼尔·贝尔说:“文化领域是意义的领域。它通过艺术与仪式,以想象的表现方法诠释世界的意义。”即便你手中拿的是一台摄像机,它拍出来的上海仍然只能归入“想象”。而在不同的载体里,想象都市的姿态、角度、立场是不尽相同的。晚清小说把上海看作是传统和西洋混杂的享乐场所,是延续扬州、苏州的梦。左翼作家笔下的都市,是激荡着阶级斗争的大舞台。《长恨歌》是红旗下长大的王安忆对旧上海奢靡华丽的阐释和批评。“美女作家”的都市充满了虚无的狂欢。因为报刊受制于读者、作者、编者三者的互动关系,它既是近现代都市传播文化信息的渠道,也是重要的文学媒体。小报则是现代报刊中的特殊品种,所以,它书写都市和呈现都市的文化、文学面貌,是与众不同的。我曾长时间翻读过上海小报,有时候坐在图书馆桌边久了,历史会刺激你,叫你想到现实的一些问题。
  
  小报折射出一个中下市民的上海
  
  都市大半是移民组成的,也是水晶般的文化多面体。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上海我们可以从上往下看,像新感觉派书写的流线型饭店、商厦、舞厅、跑狗场,再到张爱玲的颓落富贵家庭的人际关系。也可以从下往上看,如上海小报。要说表现旧日上海中下市民的平常生活,哪里也不会比小报更多、更具象、更真切了。
  衣食住行,是小报扑面而来的内容。我们看小报讨论流行服饰最起劲,不过很少谈宴会的女性晚礼服或天价首饰,反是不厌其烦述说男士应穿马褂还是西装,女装应不应该袒露等等。态度是纯市民式的,先是嘲讽、保守,甚至有《打倒西装》、《禁止烫发》这类题目出现,不久,就顺应潮流了。1934年小报《金刚钻》有篇文章说:“衣不贵精而贵清洁,不贵贵而贵与貌相宜。”这是典型的中下市民“服装观”。我看现在上海的主流市民,实行的还是这个。吃也一样,菜市场的纷扰呀,吃点心如何又好又便宜呀,什么《上海小吃摊速写》、《平民化的早点心》、《说大饼》,是小报经久的主题。住房方面,小报哪像如今报纸铺天盖地都是高尚住宅的广告,1930年《笑报》登的是《谈谈我的弄堂状况》,1932年《晶报》刊载的是《一楼一底十一家》。至于出行,小报不讨论自备轿车的牌子如何高档,满眼都是怎样坐电车,黄包车要不要取缔的问题。这就是小报的“上海叙事”,是活的都市生活史、风俗史。比较庸俗的,是“教导”你都市的衣食住行的种种“门槛”,让你精明,不吃亏(但不是坑蒙拐骗指南);健朗的是在都市日常生活与摩登生活之间寻找平衡,让你稳重地、开放地对待现代都市全新的物质潮流。所以小报总是将“时髦”不知不觉地部分纳入“日常”。
  中下市民物质生活以外的精神交流,便体现在都市“流言”上。王安忆在《长恨歌》开头部分解读了“流言”的寓意,张爱玲把自己唯一的散文集命名为“流言”,我想这两位作家都找到了“流言”对于都市的存在意义。流言不同于谣言,不仅包括邻里问的闲言碎语,更是市民生活的常态。住在弄堂里的芸芸众生,通过制造和传播流言来表达他们的精神期望。都市里的名人处在接受流言的交叉点上,围绕名人的是是非非演绎成都市的叙事。这种叙事与小报的休闲游戏特征和私人化、边缘化的言说方式正相吻合。小报所指称的“名人”有自己特定的内涵,无论是电影明星、艺术家、政治家、作家,还是算命先生、假道人、妓女、主仆恋爱的主角、怒杀奸夫的女“英雄”,只要能够一鸣惊人,均可进入小报的名人谱系。蒋宋联姻细节、张学良风流韵事、鲁迅葬礼、丁玲失踪、穆时英向舞女求婚等,成为小报上浓墨重彩的流言故事。流言一旦有了终结,便成为传奇。传奇沉淀为历史,历史演化为都市的寓言,反反复复。至此,由弄堂后门出发,流言变成永远说不清、道不白的历史和文学记忆。
  为什么小报能自下而上地看待上海?其中之一,取决于小报文人的趣味、生活方式和办报动机。小报文人群体的成分较为复杂,但并非穷极无聊的乌合之众。除了少数专职小报文人外,包括谴责小说家,鸳鸯蝴蝶派和通俗海派作家,大报大刊编辑,寓居海上的洋场名士,实业家和医生等等。其中,不乏世家子弟、名人之后。比如较极端的,有做过浙江实业银行经理、大光明等三家影院董事长的胡治藩,是位商界精英,古文、英文俱佳,他就办过《司的克报》,还为小报写过小说《黄熟梅子》和《十里莺花梦》,是位名副其实的小报文人。像胡治藩这样拥有优越社会地位的小报文人当然不是多数,但至少提示我们:这样的人虽接受过新式教育,却出于个人的爱好,趣味偏于“旧报人”,把文章当作娱乐休闲和抒发胸臆的自留地,抱着“玩”的主旨来从事写作。平时生活方式喜好赋诗、填词、收藏、写小说、做票友、逛游戏场所,就可能成为小报文人。这就决定了他们的文化品格是偏于大众的,而非精英型的。大众文化趋同于一般市民的审美趣味,流动于都市的中下层社会空间。因此,小报想象的上海,成了一个既符合中下市民口味,又体现小报文人理念的上海。
  小报的读者更是与中下市民阶层联系着的。小报雅俗共赏,作者、编者中后来也有了左翼作家和海派作家。他们有意打人下层,茅盾、曹聚仁都曾客串主持过小报的副刊。穆时英、张爱玲后期都在小报上发表作品。许多精英知识分子也常读小报,就像现在的数学家可能闲暇时读读侦探,读读金庸。但小报读者的主体是中下市民,如职员、店员、工人、小贩、游民。张爱玲提到在上海读小报的人,除了她那无所事事的父亲,一是公寓里开电梯的(《公寓生活记趣》),一是“牛肉庄”里红润肥胖的伙计(《童言无忌》),他们对小报文化品格的影响是最大的。
  
  都市文化品位在小报逐渐下移
  
  小报的都市文化品格,呈逐渐下降的趋势。这不仅跟小报文人群体成分的演变和趣味的变化有关,也是编者、作者长时间与读者碰撞的结果。我想以晚清小报“开花榜”的变迁历史为个案,来分析一下小报是怎样雅俗易位、斯文渐亡的。
  晚清谴责小说家李伯元编办的《游戏报》开了中国文艺类小报的先河,而在小报上选举“花榜状元”又是《游戏报》的“创举”。当初李伯元设计此活动的目的,并不全是为了迎合市民的愿望,其中很大一部分因素还在于旧文人喜好风雅的情趣。李伯元确定的“花榜状元”的“条例”,与其他后继的小报不同,他承续了明清名士以“韵”为主的品评青楼女子的规则,不仅注重女性的容色,而且深入到情性、气质等方面。明清名士认为:青楼美人应该“有文韵,有诗意,有禅机,非独捧砚拂笺,足以助致。即一颦一笑,皆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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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整理者:绝情谷  2009年3月TO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