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08年第12期

传讹、剿说与其他

作者:杨小洲







  此前有人对批评《曾经风雅》书中存在史实错误不满,认为那些错误都“或可接受”,因为“萧乾老不也在张昌华《书香人和》序中记错了苏雪林的年龄吗”?一副人人有错不必追究的玩世态度。对史实既是这样混淆不辨,当然无须与之再作“商榷”。然而该书作者见有人帮腔便气壮,对待批评作“震惊”和“不安”状,忙不迭回应“四个有代表性的例子”,自输襟度与涵养。
  一本书的好坏,当然不能由作者自己定优劣。倘使遇见批评便腹生荆棘,非要将“苏雪林是‘五四’时代文坛的老祖母”说成与他人开玩笑;将“20年代,苏雪林先生曾‘攻讦’过鲁迅先生”的错误归为“手民误植”,很有点强词夺理的样子。实在躲避不掉的,则自言“老而昏”、“该打屁股并深表愧疚”,更显得敷衍搪塞。好玩的是一边高喊“作家欢迎评论家提出中肯的批评”,一边忸怩再三说“圣人也有错”——既然有错,就不须拿“评论家与作家是一股道上跑的车”来套近乎,使旁人听着像同流合污的劝导。
  前些日子读到钱锺书在《写在人生边上·序》里说,“不像书评家负有指导读者、教训作者的重大使命”一语,可看出书评家与作者的立场。既然不曾以“书评家”自居,当然无意“教训作者”,写出的文章是对是错,大可不闻不问。——但是止庵从前在《谈骂人》一文中说:“不批评就是善意的么,倒也未必。”他举明人赵南星所著《笑赞》中的一则为例:“一儒生以太行山作代形山,一儒生曰:‘乃泰杭耳。’其人曰:‘我亲到山下,见其碑也。’相争不决,曰:‘我二人赌一东道,某学究识字多,试往问之。’及见学究问之,学究曰:‘是代形也。’输东道者怨之,学究曰:‘你虽输一东道,却教他念一生别字。’”道听途说,以讹传讹,受其害的不光是读者,作者亦当在其内。
  作者对于批评,一概以“有出处”回应(虽然说是要“回应”四个例子,文中却只列三个),貌似证据在手,其实问题恰恰就出在这里:有出处就一定对么?利用回忆录为自己唱赞歌不乏其人,据以为凭则是不智。作者大呼“白纸黑字,何错之有”,也许错就错在没看出“白纸黑字”上的错,且再于“白纸黑字”上重复这些错。我之不惮辞费再来回应,正为这一点。即便作者喜欢写《曾经风雅》这类东西,大抵还得有点明辨的功夫,以免以讹传讹。此处可引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所说:“孤证不为定说。其无反证者姑存之,得有续证则渐信之,遇有力之反证则弃之。”作者语含讥诮的那篇“回应”里所引皆为孤证,难成定说。也就是说,即便作者见到有人在回忆录里大谈自己三岁时的故事,也应先想想这超凡的记忆是否可靠。《文献通考·经籍考》引《周氏涉笔》,对比《史记》与《燕丹子》,谓:“然乌头白、马生角、机桥不发,《史记》则以怪诞削之。进金掷龟、脍千里马肝、截美入手,《史记》则以过当削之。听琴姬得隐语,《史记》则以征所闻削之。”以此要求作者自是过高,但我们写“传记文学”的人,真的不能学太史公之万一么?读了“相关记载”而真伪不辨,且添油加醋当作证据,信誓旦旦拍着胸脯说:“黄慧兰三岁时戴的金项链上嵌的钻石竟有80克拉!”大概只能令人发笑了。
  梁启超另有“隐匿证据或曲解证据,皆认为不德”之语,作者将“社会名望”与“暴得大名”演绎为同义词,适为“曲解”。梁氏又云:“凡采用旧说,必明引之,剿说认为大不德。”作者采用旧说却不注明出处,拿别人的东西稍稍改头换面成自己的文字,正是“剿说”。
  此文写毕,未及送出发表,又看到拙文《让人不放心的“风雅”》里顺便提及的另一本书《旧痕新影说文人》的作者的“回应”。前文已云“不惮辞费”,现在倘再另外作文,难免“肆无忌惮”之讥,所以还是照样顺便提一下好了。不过该文有个说法,倒是提醒我为什么这些“传记文学”或“学术随笔”的作者都这般批评不得:“读者倒是喜爱有情绪的文章,何况传主又是感情丰富的作家、文化人。那种理性很强不动声色的谈古论今,虽颇有可观的内容,但往往令读者望而生畏。当下不避‘自我情绪’的文章越来越多,正是读者厌弃作者板板正正面孔的反证。”原来我不小心干扰了“读者”对它们的“喜爱”了,怪得作者念兹在兹,要对读者“说声抱歉”哩。果然如此,那么还是别“竭力抑制自己的情绪,文章自然呆板了许多”,仍以讨“读者喜爱”为要务吧。而周作人早在《知堂乙酉文编·谈文章》中对此种写作心理有所揭示:“文章是个人所写,对手却是多数人,所以这与演说相近,而演说更与做戏相差不远。演说者有话想说服大众,然而也容易反为大众所支配,有一句话或一举动被听众所赏识,常不免无意识的重演,如拍桌说大家应当冲锋,得到鼓掌与喝采,下面便怒吼说大家不可不冲锋不能不冲锋,拍桌使玻璃杯都蹦跳了。这样,引导听众的演说与娱乐观众的做戏实在已没有多大区别。”
  不过话说回来,读者大概也不像“传记文学”或“学术随笔”作者所设想得那么低,只要“有情绪”就一律照收,若大旱之望云霓。回过头来看,《旧痕新影说文人》的作者“碍于杨先生的反对”,也许的确能“竭力抑制自己的情绪”,但却未必真能得出“理性很强”的话,譬如他讲:“根本上说,拔高也好,贬低也好,无不来自作者对传主的整体了解和基本评价,情绪仅仅是评价传主时附着的情感色彩,仅仅使评价愈加鲜明而已,即使情绪再怎么强烈,断不能因此改变他评价的高与低、对与错。如果文章错了,则错在对传主的了解和评价上,非关作者对他的情绪。”稍有生活常识或略懂一点心理学的人都知道,根本不是这么一回事。


  • 整理者:绝情谷  2009年3月TO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