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08年第12期

一代有一代之国学

作者:陈伟华







  1992年,北京大学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成立并出版《国学研究》。2000年武汉大学专设国学班,希望冀此培养新一代国学大师。北京“安定门国学馆”开馆两年半来深受民众欢迎。中国古诗文经典诵读工程进展相当顺利。类文言文高考作文《赤兔之死》博得喝彩阵阵。2005年9月28日,也即孔子诞辰2556周年纪念日,在曲阜举行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的首次官方祭祀大典,前来参加大典的有美国、日本等二十多个国家和地区参礼团以及曲阜市民等近万人。由是可见,“国学”越来越热,换言之:“复古”风潮越来越旺盛了。
  每种文化现象的背后,其实都蕴藏着一种文化心理。此种种文化复古现象预示:在现代化程度日渐提高的今天,传统文化显示出了越来越强大的亲和力。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当前国学热,并非简单“复古读经”,它有着对思想意识、伦理道德、行为准则,以及美学、文学等诸多方面的诉求。
  国学,从广义上看,应该是指中国每一时代文化的主要潮流。正如国学大师钱穆在其《国学概论》里指出:“国学”一名,前既无承,将来亦恐不立。特为一时代的名词。他认同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里所述国学的含义,认为国学包括每一代学术思想的主要潮流。(钱穆:《国学概论》,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1页)推而广之,从文化的角度看,那么,应该是每一个时代的文化思想的主要潮流,如汉之经学、唐代佛学、宋明理学,诸如此类。 从文化知识发展的角度看来,任何知识都有一个草创——发展——成熟——衰落的过程。有人曾提出知识增长是一种“蚕—茧”模式。所谓“蚕—茧”模式,大意是说一种理论随着其发展成熟,它会像蚕吐丝作茧一样慢慢地把自己封闭起来,构成一个完整的体系。随着它的进一步发展,又会重复前一个过程,再产籽吐丝又形成一个一个新的茧(理论),以次类推,人类的知识就这样丰富起来。(金吾伦主编:《跨学科引论》,中央编译出版社,1997年版,第72页)反推过来,也就是说,不管蚕茧(理论)如何大,如何完备,如何丰富,如果蚕(理论)不能破茧而出,那么,这种理论实际上也就还停留在原来的阶段。这种理论其实包含着三个主要观点。第一,知识具有自足性。第二,知识之间具有延传性。其三,新知识的产生源自对旧知识体系的突破。这里,用“国学”二字来替换,同样成立。
  正如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闻一多所言:夫文学诚当因时代以变体;且处此二十世纪,文学尤当含有世界底气味;故进之参借西法以变革诗体者,吾不得不许为卓见。但改来改去,你总是改革,不是摒弃中诗而代以西诗。所以当改者则改之,其当存之中国艺术之特质则不可没。[《闻一多全集》(10),湖北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66页]无源之水不能长流,无本之木不能长青。文化大体上可以分为三层:器物层、制度层和精神层。通常,文化的异变从三者依次渐进。如果将当前的国学热放到这种语境中来看,它其实也是转型时期文化转型中的一种必然现象,转型时期必然孕育出转型时期的文化,也即要产生新时代的国学。从1840年以来,中国社会开始步入文化转型时期。在中国出现了两次比较大的西学东渐浪潮。一次在“五四”时期,一次在20世纪80年代。由此,在中国学界出现了两次声势浩大的方法和理论热。但这两次热潮的实绩,可以看到,并不如热情的倡导者所期料那样。还可以看到,清代的朴学精神在当代益发被彰显起来。此种种历史经历暗示,在中国产生新国学的过程中,西方文化的援助力量有限。孕育中国本土新文化离不开中国本土传统文化,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精华的国学,是重要的资源。
  如何才能利用传统国学资源?这是一个值得慎重考虑的问题。中国文化史上不乏经验教训。不妨举一西一中两个例子:其一是基督教人华。早在三国时代(有确凿证据的是在唐代),基督教就开始传人中国,但数百年来,一直香火寂寥。直到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它才开始在神州大地兴盛起来。其二是白话文运动。早在晚清,中国的文化人就开始为“我手写我口”而努力,但进展相当缓慢,迟至1917年新文化运动兴起,文言文还显示出旺盛的生命力。直到1920年以后,文言文才真正无可奈何花落去。扭转局面的因素当然是多方面的,但其关键点,二者具有一致性,即官方制度。鸦片战争以后,中国与西方列强签署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这些条约如中英南京条约、中美望厦条约、中法黄埔条约等,都明文规定:西传教士在中国有传教的自由。中国方面有保护教堂的义务。“五四”新文化运动时,胡适、陈独秀们与林纾、章士钊们争执得未分胜负。1920年春教育部一声令下,从这一年的秋季起,国民学校一二年级的国文教科书均改用白话,反方自动偃旗息鼓。
  因此,可以预料的是,只要给一个官方命令,说从某年某月起,四书五经必须进中小学教科书,义务教育就必须开设经学史课程,那么,国学热就不只是热,而且很快就会开花结果。但话又说回来,国学热的热度是一回事,新的国学范式的建立又是另一回事,二者不能划等号。
  当前还有一种值得特别注意的现象出现,即私塾悄然兴起。如果说北京大学创办《国学研究》、武汉大学专设国学班还只是体制内的复兴国学的行为,那么“私塾”的举措则近乎要冲破体制了。据《东方早报》报道,已悄然在上海开办近一年的“孟母堂”以私塾教育彻底替代小学教育的实验性教学方式引发了社会各方强烈争论。一方面,不少家长主动询问如何报名;另一方面,教育主管部门对“孟母堂”亮出红灯。有关部门表示:“如果查实是违规办学将按规定处理。”“孟母堂”的教学内容大致如下:中文科教习《易经》、《弟子规》、《论语》等古代传统经典;英文科教习《仲夏夜之梦》、《十四行诗》等文学经典;而数学科则是由外聘老师进行数理读经教育,内容甚至涉及微积分等高等数学内容。此外,“孟母堂”还外聘教练教习瑜珈和游泳来代替一般小学的体育课。与“孟母堂”相类似,苏州一家私塾开设了“淑女学堂”。该学堂主要教授弹琴、吟诗、作画、茶道等。旨在弘扬国学,培养具有独特文化气质和典雅行为风范的淑女。武汉开设了首家童学馆,馆内的小朋友头戴冠帽、身穿汉服,拜孔子,诵国韵,练“五禽戏”。诸如此类,例子还有很多。
  复古的潮流背后,是人们对中国传统文化或者说中国特色的文化越来越浓厚的兴趣。有意思的是,对国学的兴趣,民间的呼声似乎比官方的呼声更为强烈。诚然,传统经典文化的大范围推广,离不开官方的政策,但良好的群众基础无疑为政策的顺利实施提供了许多便利。
  仓廪实知礼节,这句话很精辟地指出了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关系。也正如马斯诺的需要层次理论所指出那样,人的需要主要包括生理需要、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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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整理者:绝情谷  2009年3月TO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