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08年第12期

知识分子:依附城市还是塑造城市

作者:段 炼







  与郑板桥一起解读扬州
  
  历史地看,社会上层人物的城市化是一个古来就有的现象。在“我的朋友胡适之”写日记之前的上千年太平年月里,中华帝国不同地区、不同社会阶层的读书人,以自然宗法和家族社会为基础,在地缘、血缘和私塾与科举的学统交织的网络中,共享对祖先、知识、财产和合法权威的尊重。随着8至13世纪的经济大发展,根据费正清等人的研究,中国社会和文化出现了“许多近代城市文明的特征”。商业的发展扩大了城市的规模,城市也以其高雅的文化和商业,吸引着众多读书人。这种向城市流动的趋势,一直到19世纪仍有增无减。李孝悌在《恋恋红尘——中国的城市、欲望和生活》(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3月版,25.00元)中,通过明清之际江南城市这面棱镜,透视士大夫日常生活中五光十色的世俗欲望。虽然书中对于袁枚与18世纪中国传统中的自由,作了稍嫌言过其实的阐释,但作者刻画的郑板桥的“盛世浮生”,却足以让扬州城的尘世繁华,反衬一个落魄文人的落寞与悲伤。
  无疑,18世纪的扬州呈现的是一派歌舞升平的太平盛世景象。但是,当李孝悌将文人感怀身世的回忆,纳入士大夫的“城市经验”的取景框时,对于文化、族群、人物、时空的差异性和独特性的追寻与诠释,就显示出独特的历史意义。正像水绘园之于冒辟疆,随园之于袁子才,无不体现出记述者的身份与心境,对他观看城市空间的方式与视角的影响。李孝悌说:“不论是对困厄生活的写实性描述,或对城市景物的历史想象,郑板桥的文人观点,都让我们在李斗全景式的生活图像和盐商炫人耳目的消费文化之外,找到另一种想象城市的方式。加在一起,这些不同的视角呈现出更繁盛和诱人的城市风貌。”
  
  读书人向城市聚集
  
  北京,1895年,康有为和他那些激进的强学会成员们,在这座城市的任何一家书店里,还没法找到一张像样的世界地图。然而,到了1917年,同样在这里,蔡元培领导下的北京大学,却开始聘用一批从西方大学归来的毕业生,并且设立了欧洲文学、历史、科学以及哲学课程,大胆地包容着怀疑派和反抗者的叛逆思想。
  在中国思想史上,这短短20年是读书人与儒家价值观决裂的一道分水岭。在这道分水岭背后,呈现的是一幅传统社会分崩离析的近代中国历史图景。资本、人口和知识,开始在通商口岸迅速聚合,新兴城市逐渐取代摇摇欲坠的乡村,充当起社会文化和公共关系的枢纽,并理所当然地成为培养现代知识精英的摇篮。20世纪初,随着八股文连同皇帝的宝座一并成为历史陈迹,读书人也走出“耕读为本”的土地与书斋,聚集到了北京、上海、广州和天津的屋檐下。当知识分子遭遇城市,他们未来的人生将被引向何方?
  正如许纪霖等在《近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公共交往(1895-1949)》(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4月版,36.00元)一书中所描述的那样,知识分子“以都市的公共空间和文化权力网络作为背景,开始自身的文化生产、社会交往,并施加公共影响”,学术与生活的诸多可能性在他们眼前延伸。不论是林徽因“太太的客厅”,还是陈寅恪笔下“景物居然似旧京”的西南联大,20世纪的现代知识分子,怀揣一颗驿动的心,在曾经陌生的城市中,催生了一大批声名远播的知识分子共同体。“如今我们已回来,你们请看分晓吧!”1917年3月,即将归国投奔北大的胡适,在日记中写下了这句话——借用形容现代知识分子闯入城市时的勃勃雄心,或许刚刚好。
  
  “入上海”与“居上海”
  
  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社会上层人物的都市化具有了特殊的意义。一方面,这一时期的知识分子,建立起以报刊为形式的交往方式,另一方面,多种类型的学会、党派、团体开始形成。随着传统的考试制度被现代学校取而代之,知识分子开始迅速职业化和专业化。按照《剑桥中华民国史》的描述,这些变化所形成的知识分子阶层,正在发展一种“新凝聚性”。正如方平在《晚清上海的公共领域(1895—1911)》(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3月版,29.00元)中揭示的那样,清末最后的十多年间,上海的社会中孕育、产生了某种具有现代导向的批判性公共领域。“它是一个具有多元结构的社会有机体,既在单数意义上显现为一个个特定的民间组织、民间机构、公共交往场所,亦在复数意义上显现为一组相互关联、彼此依存、内涵复杂的社会文化现象”。
  “单数”与“复数”的描述,足以证明清末知识分子的思想正在起变化,而且报刊、学会、社团,无疑也是传播新思想的最有效手段。它们像巨大的磁场,吸引了那些担负起社会责任因而最能直接推进变革的人士。光绪九年(1883),日后“戊戌六君子”之一的刘光第告假回籍,路过上海。当他目睹这座城市书肆、妓馆、茶园、酒楼的奢靡胜景后,不禁在日记中感慨:“不到上海,是生人大恨事,然不到上海,又是学人大幸事。”如果说,刘氏之言透露出的,是此前士大夫与这座城市既疏离又融合的微妙心态;那么,十多年过去,随着旧制度下士大夫阶级的消逝和现代知识分子的出现,在清末上海的公共领域里,处于支配地位的既包括了开明士绅、报刊编辑,也不乏学堂教习、自由作家。他们以活动和舆论,积极参与并塑造了都市的精神生活和文化空间。“入上海”与“居上海”成了越来越多士人的选择。
  毫无疑问,西方思想的浸润在公共领域中表现得相当明显。不过,上海的公共领域并不是对于西方历史经验的简单模仿和复制。中国本土的传统文化资源,比如结社立会传统、清议传统等,也是公共领域建构过程中重要的历史坐标。因此,从上海的公共领域中不难发现历史上书院、会馆演变的痕迹,探寻到“中国社会变迁的阶段性与延续性的统一”。不论是维新报刊、戊戌学会,还是张园和惜阴堂,沉甸甸的收获成就了清末知识分子公共生活中罕见的丰年。上海也因此成为全国具有重要影响的“社会中心点”,牵动着整个中国权势网络的分布格局和社会国家关系的调整。
  
  理性思考和欲望想象
  
  进入民国以后,知识分子群体继续借助现代知识教育体系和出版传媒产业,在城市空间里掀起政治和文化的风浪,但对其深层的解析要比表面的判断更加复杂。一方面,当时仰赖于都市化的职业分工和文化网络,比起王韬辗转奔走、梁启超奋笔疾书的时代而言,已经大为完备了。另一方面,受中国传统的思潮与外国思潮的影响,社会阶层的不断分裂与再度组合,民国时期仍在继续。这直接导致了城市知识分子的千差万别以及学派、倾向和趣味的丰富多彩——既蕴含着对民族国家前途命运的理性思考,也不乏关于大都市消费生活的欲望想象。
  1904—1932年间的《东方》杂志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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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整理者:绝情谷  2009年3月TO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