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08年第9期

辞书与经济

作者:叶公平







  有天晚上在南京一家旧书店避雨,闲极无聊,翻看日本岩波书店1956年出版的《岩波西洋人名辞典》,竟然意外发现国内近些年出版的《辞海》和《民国人物大辞典》都没有收录的史禄国(Shirokogorov,S.M.)、韦利(Waley,A.D.,程章灿先生译为魏理)和卜凯(Buck,J.L.)。史禄国是俄国人类学的奠基人,也是费孝通在清华大学读硕士时的导师,十月革命后流亡中国,并且终老于中国。韦利是20世纪上半叶翻译介绍中国文学成就最大的英国汉学大师。卜凯是中国农业经济学的奠基人,在华从事农业推广、教学、调查、研究近三十年。国内近年出的《中华民国史大辞典》收录了卜凯,没有史禄国和韦利,但是对卜凯的介绍过于简略,且把卜凯去世时间弄错了。这本日本五十年前出版的辞书对这三个人都有相当准确详细的介绍。
  潘维在《忆先师陈翰笙》中说:当时北大有一美国来的华裔访问学生,请我帮忙查她爷爷的历史。说她父母从不谈论其在法国得到博士学位的爷爷,可她爷爷好像很出色,做过中国的大官。我查不到,就去问陈翰笙。翰老不仅知道,还与那人有过交往。那人做过司法部长,不过是汪伪政权的司法部长,病死于监狱,先是国民党的监狱,后是共产党的监狱。我当时在学日文,翰老提示我去查日本出的中国名人录。我果然在那里查到了该汉奸的生平。华裔女孩得知我的“研究结果”后,一脸的落寞,让我很不忍心。
  查那本名人录时,我顺便也查了“陈翰笙”,记载居然更详细。让我震惊的是书里写到:根据日本的情报,1944年蒋介石命令在昆明抓捕陈翰笙,昆明突然飞来架英国军用飞机,把陈翰笙接到印度去了。我就这件事问过翰老,他只告诉我,做地下工作的人,有些事是要带到棺材里去的。
  陈翰笙还是见多识广的,知道日本人编纂的中国近现代名人词典比国内的类似辞书强。费孝通写回忆史禄国的文章时也委托日本朋友寻找关于史禄国生平的资料。
  现在世界上收录汉字最多的辞书不是中国人编的,而是日本人编的《汉和大辞典》。大约在2000年,笔者开始上网时,日本《朝日新闻》网站提供一种免费使用的英和大辞典,笔者手头的英语辞典上查不到的词汇,都能在那里查到,而且解释详尽准确。遗憾的是该网站后来不再提供那种英和大辞典的网上免费查询服务,改为提供一种中小型的英和辞典,远远不如那种英和大辞典。
  世界上最权威的英语搭配词典不是英国人美国人编纂的,而是日本人编纂的。日本研究社编纂出版的《英语搭配大全》至今仍然是全球英语搭配辞书的顶尖之作。国内的外研社2006年还引进出版。董乐山、陈德彰等人认为可以当书读的《新知识英汉词典》和《建宏英汉多功能词典》都是由台湾人根据日本人编纂的英日词典翻译成英汉词典的。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风行一时的《英华大辞典》也是由郑易里、曹成修根据英和大辞典翻译过来的。
  世界上最权威的莎士比亚大辞典不是英国人美国人编写的,而是德国英语学者亚历山大·施密特(AlexanderSchmidt)(1816~1887)编写的《莎士比亚用语辞典大全》(Shakespeare-Lexi-con:A
  Complete Dictionary of Allthe English Words,Phrases and Con-structions in the Works of the Poet),共两巨册,于1874~1875年分别出版。据戴镏龄说:由于它只字不遗的覆盖面,其完整性和全面性,同类书不能与之相比。施密特的辞书以浩博全备见称,故一百多年来,几乎是莎学唯一的丰碑,象征德国人治学的坚忍不拔和绵密彻底。
  由日本人编纂的辞书也可以看出日本人的认真劲。反观国内的各种辞书,无论是具有百科全书性质的1999年版《辞海》《民国人物大辞典》还是最近出版的两种大型英汉辞典,都有不少令人失望的地方。国内的辞书编纂者的水平问题是原因之一,但是更重要的恐怕是辞书编纂者的态度问题。辞书评论家陈忠诚先生说辞书编纂是不能“从辞书到辞书”的,因为纯粹把前人的辞书东抄一些,西抄一些,是无法做到订正前人谬误,增补前人遗漏的,辞书编纂者自己需要大量阅读各种文献资料,才能谈得上超越前人。陈先生所言甚是。我国“文革”期间编纂的《新英汉词典》曾经重印几十次,其主要原因恐怕就在于主编葛传规先生是极其认真的人,编者中有林同济这样真正做到了饱读各种英文材料的博学硕儒。遗憾的是国内现在的辞书编纂者恐怕连借鉴外国的同类辞书都做不到,最近出版的大型英汉词典我以为在某些方面明显逊色于国外近年来出的大型英语词典,甚至连涉及中国事物或文化的英语词汇收录的都不如国外的英语词典完备。
  辞书是文化和学术研究的基础工程。辞书出错误,会以讹传讹,给文化和学术活动带来极为恶劣的影响,而更糟糕的是,学术界缺乏认真的态度。如何给后生答疑解惑,又如何续接传承文化呢?
  1908年,李鸿章死了,慈禧、光绪也死了,梁启超写文评论李鸿章时说到,中国没有宗教战争,没有那种认真的狂热,什么事都干得不像样,打仗也不像个打仗的样子。是的,中国到处可见的是胡适笔下的“差不多”先生。
  马克思、韦伯、熊彼特和顾准都认为基督教新教的价值观是推动有些欧美国家经济发展的精神层面的原因。那么日本经济发展的精神层面的原因又是什么呢?其实明治维新前的日本有大批的和尚很认真地研究学问。他们研究的可能主要还是佛学(中国近代佛学复兴的推动者杨文会还曾经从日本僧人南条文雄那里求得很多佛学典籍,并曾派其弟子欧阳渐等人赴日本学习佛学),但是他们研究学问的认真精神对日本知识界乃至整个日本社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培植了整个社会的认真精神。这种由佛教僧侣培植起来的认真精神被一些学者认为是日本经济起飞的精神动力。
  我们从日本和德国人编纂辞书的认真劲,不难理解使他们经济发达的某种精神层面的原因。
  
  (本文编辑:李 焱)


  • 整理者:绝情谷  2009年3月TO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