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06年第12期

马修·阿诺德的两副面孔

作者:刘 霁







  风靡海内外的《夏济安日记》(1946年1-9月)虽然篇幅上和吴宓的十大本日记相去甚远,但读来却每每为二人极其相似的挣扎而喟叹。钱钟书曾评价吴宓“是一个矛盾的自我,一位‘精神错乱’的悲剧主角;在他的内心世界中,两个自我仿佛黑夜中的敌手,冲撞着,撕扯着。”(李洪岩《近代学人与钱钟书》,第54页,百花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这句话用来形容夏济安,至少是1946年的夏济安,也是恰如其分的。他对R.E宗教式的情感,也许从头到尾都是一场心灵的独角戏。夏济安的弟弟夏志清在《日记》的前言中指出,虽然阿诺德在性格上和济安有相似之处,但欧洲作家中如瑞士的阿米尔(Amiel)同那时的济安更相像,“他们都富于‘沉思’,而不敢在生活的选择上,做任何‘卤莽的行动”。(《夏济安日记》前言,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有趣的是,早在1932年7月的《大公报·文学副刊》上,吴宓就已经译介Amiel的Philine一书,并明白以其自况。1937年7月15日,已过不惑之年的吴宓甚感寂郁,恰又读到梁遇春的遗作,《论Amiel》一文,抚卷唏嘘,“Amiel一生之性行,极与宓类似。其思虑过多,蹉跎自误,未获享受婚姻恋爱之真实幸福,更与宓同,因之引起宓极深之悲感。”(《吴宓日记》Ⅵ1937年7月15日,第169页,三联书店1998年版)在吴的日记中似乎没有出现过夏,但夏却在分析地位高、年龄大再谈恋爱的后果时,警告自己“这样可使恋爱、地位一起落空,以吴宓便是前车之鉴,最是可怕。”(《夏济安日记》第32页)
  他们是那样的相似:同是西洋文学专业出身,都曾在西南联大执教,都在日记中反复构思自己的小说,或不时地感慨雪莱的爱情。他们对宗教都有浓厚的兴趣,在日记里大谈基督教或圣经,但这并不影响他们次日便去拜访僧人,或诵读佛经。
  他们都在书山中觅求现实的小径,又在现实中构建书山的风景。
  二人都在叙述中多次提到了马修·阿诺德,都意识到自己和他的相似。他们三人都经受着情与理、浪漫与古典的冲撞所带来的痛苦。吴宓迎上前去,并以其自况为荣,在诗中称“我是东方安诺德”,(《吴宓诗集》第296页,商务印书馆2004年版)并将其列为自己追慕的三大西方诗人之一;(同上,卷首)夏济安则在极力躲避,说“Amold半吊子式的生活,我不赞成”,而后又承认自己和他之间有“Spiritu—al affinity”。(《夏济安日记》第140、160页)他们笔下的阿诺德是两副面孔:一个光明,一个黑暗。
  
  “Culture has one great passion,the passion Of sweetness and light…We must work for sweetness and light”
  (Cu]tural Anarchy)
  文化有一种巨大的激情,美好与光明的激情……我们必须为了美好和光明而努力。(《文化与无政府状态》)
  
  马修·阿诺德是英国维多利亚时代的诗人,批评家。38岁之前,他是一位诗人,之后便转向文学和文化批评。吴宓对阿诺德作为诗人和学者的冲突分析的颇为精辟:“安诺德深罹忧患而坚抱悲观,然生平奉行古学派之旨训,以自暴其郁愁为耻,故为文时深自敛抑,含蓄不露。所作者光明俊爽,多怡悦自得之意,无激切悲伤之音。惟作诗时,则情不自制,忧思牢愁,倾泻以出。”(“论安诺德之诗”《吴宓诗集》卷末,中华书局1935年版)吴宓虽然意识到阿诺德是十九世纪英国最悲观的诗人之一,但他更看中的是其在诗论、文论中对诗人和诗歌的定位,“诗人乃由痛苦之经验中取得智慧者”,“诗中之意旨材料,必须以理智鉴别而归于中正”。(《吴宓诗集》卷首)从学缘上说,吴宓所服膺的新人文主义继承了阿诺德批评中理性精神的方面,在理论上消弭了阿诺德精神结构中的情感与理性的冲突。虽然早年阿诺德所经历的浪漫与古典的撞击,从来没有停止过对吴宓的折磨,但吴更愿意只看到阿诺德理性智慧的光明一面,把他视为新人文主义先驱,自己的榜样。
  1926年《学衡》内外交困,寸步难行,吴宓夜不成寐,恐自己遭受打击后堕入浪漫派之流,而有负于最初的志业,“而宓等之本志,则欲效Matthew Arnold之正大光明,平和刚健,为世人之导师,因势利导,顺水行舟。今后境遇如斯,志业全挫,岂不辜负初心也哉!”《吴宓日记》Ⅲ,1926年11月16日,第252页)1927年《学衡》停刊一年,1928年又艰难上路。吴宓读Stuart P.Sherman的“MatthewArnold:How to Know Him”,以了解安诺德明道之步骤,救世之方术,并和《论语》参证。(《吴宓日记》Ⅳ,1928年6月14日,第76页)
  他心中始终闪耀着马修·阿诺德的光明。
  1931年游历欧洲,至歌德故居后,他发挥诗人的想象,在日记中写下这样一段:“Goethe死于March 12th,1832之晨。相传Goethe见日光从窗口射入,喃喃云‘Mche Lieht!’(更多光明)遂殁,此为其临终之语。此语或仅指日光(因室中确甚黑黯),然亦可释为Goethe注重理智,即Matthew Arnold‘Sweetness& & Light’之意。”(《吴宓日记》V,1931年7月20日,第411页)1940年夏天,西南联大的学子赵瑞蕻毕业之际,请老师吴宓题字留念,吴宓用红墨水的钢笔写了几段阿诺德所作的《文化与无政府状态》里的名言:“The pursuit of perfection,then,is the pur-suit of sweetness and light…Culture looks beyond machinery,culture hates ha-tred;Culture has one great passion,the passion of sweetness and light…We mustwork for sweetness and light.”(赵瑞蕻《离乱弦歌忆旧游》第68页,文汇出版社2000年版)
  吴宓在日记、课堂的讲义、为学生的题辞中都在竭力书写阿诺德的光明与新人文主义者的理想,把他视为自己追慕的榜样,在沉溺于浪漫主义酿造的苦海时能拉自己一把的人;而夏济安则在不停地玩味阿诺德的悲观,忧郁与黑暗。他的眼睛似乎总在寻找灯火阑珊的地方,他不停地阅读阿诺德,可搜罗出来的却总是最绝望的诗句。他甚至在《红楼梦》的扉页题写阿诺德的诗句:“The sufferersdied,they left their pain——The pangs which tortured them remain”(受苦的人死了,遗下他们的痛苦——折磨他们的痛苦依然存在)1946年(尤其7月到9月间),他读了大量阿诺德的著作及其相关的资料,并反复琢磨自己在爱情上的抉择。阿诺德成了他和友人聊天的话题,他们得出的结论是阿诺德没有勇气将真爱坚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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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整理者:绝情谷  2009年3月TO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