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06年第12期

傅雷的艺术人生

作者:丹 晨







  傅雷先生(1908~1966)离开我们整整四十年了。他是二十世纪中国一位优秀的知识分子,对现代中华文化建设做出过杰出贡献的文化名人。大家都已经知道他是一位翻译(巴尔扎克小说)大家,知道他的精湛的音乐理论造诣和教育方面的成功经验。但是,他还是一位大艺术家,在文学、绘画、音乐、艺术理论等广阔领域里都曾有过创造性的业绩,对此人们未必都有充分的认识。这里做一些简单的介绍。
  
  一、饱览原作,目光如炬
  
  傅雷曾在1927~1931年留学法国。他学的是文科,对文学、绘画、音乐尤其痴爱;但他却不致力于创作,而着意于艺术理论研究。他后来在致黄宾虹信中曾多次自嘲说:“晚学殖素俭,兴趣太广,治学太杂,夙以事事浅尝为惧,何敢轻易着手。”“晚蚤(早)岁治西欧文学,游巴黎时旁及美术史,平生不能捉笔,而爱美之情与日俱增……”“晚于艺事,无论中西皆不能动一笔,空言理法,好事而已。为学芜杂,涉猎难精,老大无成,思之汗颜,私心已无他愿,惟望能于文字方面为国画理论略尽爬剔整理之役,俾后之志士,得以上窥绝学,从而发扬光大。”(《傅雷选集·书信卷上》第57、51、105页)这些话说明傅雷的选择是自觉的,他想通过理论研究,推动艺术创作实践。事实证明,他确实做到了这点。
  傅雷从事艺术理论研究有着非同一般的特色。他并非简单地局限于某个学科就事论事,而是对文学、(中西)绘画、音乐、以至书法几大艺术门类都有很深的研究,可说是打通了这些学科,互相观照比较,寻求其中异同,从而突显了作品中包括声音、色彩、光、修辞等融合构成的形象和感情的节奏感、具象感,深化和提升了人们对艺术美的感受、理解和鉴赏,以获得所谓艺术上的“通感”。譬如在评论张爱玲的《金锁记》时,注意到作者对“绘画、音乐、历史的运用,使她的文体特别富丽动人。”对其中主人公曹七巧的描写,傅雷说:“好似项(伦)勃朗笔下的肖像,整个人都沉没在阴暗里,只有脸上极小的一角沾着一些光亮。即是这些少的光亮直透入我们的内心。”这正是从画理中的光的作用来解析欣赏的。他写的第一篇美术评论《塞尚》,几乎就是一篇文学美文。在论述塞尚的成就和特点时,除了指出他在光与色的运用上有出色的创新,更重要的是,指出他“把自己强毅深厚的人格力量全部灌注在画面上。”这就远远超出了一般谈论绘画技巧得失的批评,而是从画家的精神层面上揭示了艺术的深度。
  傅雷从事艺术理论研究,还有一个与众不同的特点,即他更多地研究了原作。他精通法文,在法国留学四年间,他游历了巴黎、布鲁塞尔、罗马、日内瓦等地,在那些享有世界盛名的艺术博物馆的宝藏前,日复一日地潜心观赏、揣摩大量西方美术史上的经典原作,精研细究各个时期各种流派的发生、演变、成就和特点,以至每一幅画的局部细微处。积累了相当深厚的艺术体验,准确把握这些艺术珍品的精魂和神髓。
  作为艺术理论家必须以原作为评论依据,这本来就是常规。但是,实际情况又是另一回事。有的研究者即使看了原作也是大而化之,食而不知其味,或“仅眩于油绘之华彩,犹未必以言真欣赏也”。(《致周宗琦书》,见《傅雷选集·书信卷上》,第290页)这里想特别强调的是,在中国,这恰恰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从事西方文化研究者,过去有机会留学西方学习艺术,能下如此大工夫,广为观摩研究原作的,都是从事创作实践的画家,如徐悲鸿、刘海粟,以及后来的林风眠、赵无极、吴作人、吴冠中等,似乎还少有艺术理论家。其次,在上个世纪中国特殊的封闭的社会环境里,人们也没有机会深入广泛接触西方艺术尤其是原作,这样就谈不到真正的了解,遑论研究。整理傅雷《世界名作二十讲》的吴甲丰先生,是一位勤勉的世界美术史专家,八十年代前期曾对我讲过他的苦恼,说他研究世界美术数十年,却没有机会到外国观摩绘画原作。
  因此,傅雷对于重要艺术门类的融会贯通,对原文原作烂熟于心,也就眼光锐深,诠释评论精当深邃,成为二十世纪艺术评论大家。
  
  二、在多个艺术领域的贡献
  
  傅雷的艺术思想是很开放的,在广泛吸取中西方文化思想后形成的,但给他影响最深的主要应是法国艺术史家丹纳和大作家罗曼·罗兰,以及贝多芬。他到巴黎一年多,就开始翻译丹纳的巨著《艺术哲学》的部分章节,直到五十年代末期继续译完全书。在巴黎时,他读到罗曼·罗兰的《贝多芬传》,整个精神为之震撼,从此以私淑弟子心仪大师,陆续翻译了罗曼·罗兰的三本巨人传记:《贝多芬传》《弥盖朗基罗传》《托尔斯泰传》。
  丹纳强调“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性质都取决于种族、环境、时代三大因素”的基本思想,对傅雷有很深影响,他曾专门抄写了《艺术哲学》的部分章节寄给远在国外的傅聪作学习参考用。罗曼·罗兰反对暴虐反对战争,主张和平、人道主义,个人尽一己之力造福于人类,为此经受心灵磨难,痛苦牺牲,在所不惜的思想深刻地影响了傅雷。他的认真执拗的性格,重视操守尊严,不仅表现在日常生活中,也同样贯注在写作、研究、理论思考方面,常常独树一帜,言他人不言。后来他把精力主要集中在翻译方面,但已有的一些理论批评论著却仍有重要价值,成了经典之作。
  就以文学批评为例,傅雷写得不多。但是,1944年以“迅雨”为笔名的一篇《论张爱玲的小说》影响深远,成为四十年代对张爱玲最早也是最肯綮有力的批评代表作。他从艺术特点切入,在做了精细的分析后断言:“毫无疑问,《金锁记》是张女士截止目前为止的最完满之作,颇有《狂人日记》中某些故事的风味。至少也该列为我们文坛最美的收获之一。”现在,研究张爱玲成为显学,人们发现许多精彩意见,傅雷早已说过,至今常被引述。
  关于对西洋画的评论,主要代表作应是他在三十年代上海美专写的讲义稿《世界美术名作二十讲》。对达·芬奇、弥盖朗基罗、拉斐尔、鲁本斯、伦勃朗等许多大师的生平和代表作做了极其精细的分析和评论,并将各个时期的画派演变轮廓勾勒出来,基本上具有一部原创的系统的美术简史的架构,而有开拓性的意义。尤其难得的是,傅雷把他在欧洲看画时特有的第一手的体验和心得也写入其中,而非因循相袭的某些教科书可比。《世界美术名作二十讲》至今仍是后人难能企及的美术史研究经典。
  对中国画,特别是对明清以来的画家画作,傅雷有许多尖锐泼辣的创见,主要见于他致黄宾虹及其他友人的信中。饱览了黄宾虹的画作后,他热情地高度评价黄宾虹为“广收博取,不宗一家一派,浸淫唐宋,集历代名家之大成,而构成自己面目。”(《傅雷选集·书信卷上》,第30页)还说:黄心灵默契,随意挥洒,以至“水到渠成,无复痕迹,不求新奇而自然新奇,不求独创而自然独创……生命直跃缣素外也。”(同上,第56页)从四十年代到五十年代,他不断向公众和有关方面推荐黄宾虹,称:黄是“吾国现代杰出之山水画家,且为康乾以后数百年来有数之大家。”(同上,《艺术卷》第236页)傅雷的评语是极为认真严肃的,以黄之成就,都非过誉之词。当时黄虽然已有了相当画名,但人们对他扬抑颇有歧异,没有人做这样高的评价,把他置于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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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整理者:绝情谷  2009年3月TO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