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06年第12期

晏阳初:不同的视角

作者:黄 波

是因素之一,但更重要的,则必须推原到思想、理念上的严重分歧,而思想、理念上的这种对立正是看人容易先人为主的关键。
  晏阳初的思想简而言之,认为中国农民有四个基本问题,就是“贫、愚、弱、私”四个大字,而“贫”是根本,农民生存都成问题,所以没法讲究卫生和教育,更不会热心公益事业。针对这四大问题,他提出了在中国农村开展四种教育,以“生计教育”救农民之贫,以“文艺教育”救农民之愚,以卫生教育救农民之弱,以“公民教育”救农民之私。显而易见,这是一种追求点滴改进的路径,未触及社会制度之根本,且容易被视为企图抹煞阶级对立。这种路径是为追求根本解决的人所轻蔑的。侯外庐先生就说:“(晏阳初)的特点是,常常不以中国人的立场分析中国的问题。我一向认为他搞的那一套与帝国主义的在华利益不相矛盾,与国民党统治利益更不相抵触。抗战期间,通过一年的旁观,我产生了一个新的认识。晏阳初自称欲救治国人之贫弱愚私而拒人于千里之外,他热中平民教育、乡村教育,以‘乡村建设’的倡导者自居,却决不缩小与中国百姓之间的鸿沟。退一万步,如果说晏阳初心中真有一个乌托邦的话,我想,那也兴是布施者构想的幻境,而这位布施者自己口袋里的钱,也不过是从美国人那里得来的。”
  中国农村乃至中国社会的问题,有没有一个根本解决之道?学界争议很多,这里不论。不过,我们可以对侯先生为论证晏氏路径之无益所举的一个例子略作分析。平教会买了田租给农民,“没有实行减租,也没有改变定额地租的办法,他们与一般地主的不同在于,逢歉年,允许佃户免偿缺额”,所以,侯先生认定其没有“改善农民经济地位”和“触动农村封建剥削关系”。照侯先生的意思,平教会大概只有买了田一文不取地分给农民,才能算“改善农民经济地位”和“触动农村封建剥削关系”了,可是我们知道,平教会本身不置产业,其经费几乎全部来源于募捐,如果按这样做下去,能够坚持几天?
  个案只是个案(且不说就此个案而言,平教会的行为也并非对农民没有一点儿好处),历史学家侯外庐先生仅以此个案,就得出晏氏事业无益于底层百姓的结论,即使不说其轻率,至少也是为时过早。晏氏事业对中国乃至世界平民地位的改善,我们现在不是看得越来越清楚了吗?
  平常我们都知道要“知人论世”,可说说容易做起来如何?也许只有感叹一句:难矣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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