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06年第12期

美国最高法院在行动

作者:钱锦宇







  1775年,一场革命(revolution)在新大陆上爆发,这场革命常常被等同于殖民地人民反抗宗主国的经济盘剥和政治奴役的独立战争。但事实上,美国独立战争和美国革命,这两个概念的内涵并不是一回事。
  要辨清其二者之间的关系,就不得不从如何理解“革命”这一政治术语的内涵说起。“革命”一词在现存的中国古典文献中,首见于《易传》的“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以及《尚书》中的“革殷受命”。“革”之本义是皮革,去兽毛而为兽革,于是便有了变更、改替之义。“命”在该语境中则专指“天命”。君王统治“受命于天”的政治观念所展开的逆向逻辑,则是君王对天命的违背必然成为放伐独夫的合法性依据。统治政权的更迭,在逻辑上自然也就是天命转授的结果。同时,由于民本与天命统一观的形成,使得“革命”的涵义最终成为顺应天命民心,变革、改替旧有统治。这种观念,在唐代儒家孔颖达的《周易正义》中得到经典地表述和阐发,即所谓“天地之道,阴阳升降,温暑凉寒,迭相变革,然后四时之序皆有成也。……夏桀、殷纣,凶狂无度,天既震怒,人亦叛主;殷汤、周武,聪明睿智,上顺天命,下应人心,放桀鸣条,诛纣牧野,革其王命,改其恶俗,故曰‘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人计王者相承,改正易服,皆有变革,而独举汤、武者,盖舜、禹禅让,犹或因循;汤、武干戈,极其损益,故取相变甚者,以明人革也。”这种独特的革命观,描述了只夺取统治权的暴力行动和政权更迭,以易姓改朝的方式来力图回复原有“正当”统治秩序的政治现象,而并未关涉政治、社会的全新制度建构的问题,是一种“回复”的革命观。
  在西方世界的辞源中,“革命”一词来自古老的占星术。据说,当占星术家根据星体所处于或将要运行到的位置而预言的命运,突然发生转变时,即是所谓的“革命”。在十五世纪的意大利,“革命”专指暴力推翻旧有统治的政变。而古罗马史学家波利比乌斯“采用了事物按其正确秩序的重新组合这样一个‘革命’的概念——从而,僭主统治就是一种必须由革命来加以改正的政体,从而恢复一个正义的和有正当秩序的社会”。(《布莱克维尔政治学百科全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707页)他的这种革命观念,汇同李维在《罗马史》中对德性正义战胜僭主专制所进行的歌颂,促使西方形成了“回复”的革命观理论。在英文语境中,1662年克拉伦登伯爵一世爱德华·海德使用“革命”一词来形容英王查理二世的复位。之后这一术语又被用来描述詹姆斯二世退位的政治事件。于是“由此例首创了这样的概念,即通过这类革命性的变化可以获得一种理想的秩序。”(《布莱克维尔政治学百科全书》,第705页)但就其革命目的而言,此种“理想的秩序”仍旧是对“正当”统治秩序的回复状态,英国式的“革命”似乎更多具有一种“回复”的特征。另一方面,法国大革命的爆发却开创了西方世界的“预设”型革命模式,因为“法国大革命的领导者不是把自己的行为表现为除去一个过时的政体,恢复一个传统的秩序,而是力图使整个旧政权名誉扫地并建立一种肇始一个新时代的政治与社会制度。因此,从1789年起,‘革命’的含义就不仅仅只代表对僭主制的反抗,它还意味着建立一种全新的社会组织。”(《布莱克维尔政治学百科全书》,第707页)马克思主义的“革命”理论吸收了意大利式和法国式的理论内涵,在赋予了它更多的技术性、理论性、系统性和现代性的同时,也展开了对作为特定理想秩序和状态的共产主义社会的追求。可见,这种全新革命观也属于“预设”模式的革命观。
  对近代以来的中国而言,在梁启超看来具有“从根柢处掀翻之,而别造一新世界”含义的英文词汇revolution,被日本人翻译为“革命”,随即作为舶来品在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的中国传播开来。如此一来,在中国传统文化语境中专属政治范畴的“革命”所具有的含义,便难以用来概括含意更大、指涉范围更广的新式“革命”(revolution)了。任公先生以为,在“汤武革命”的革命观中,“王统依然”、未曾“易姓”的政变都不是“革命”。但是如若根据西方对revolution之理解,从整个人类社会发展史上看,1688年的英国、1775年的美国、1789年的法国,1917年的俄国,以及1911年和1919年的中国,都曾爆发了一场伟大的革命。虽然任公先生误将泰西的Revolution理解为只具有“预设”性的单一革命观模式,认为所谓Revolution之义在于“必一变其群治之情状,而使幡然有以异于昔日”,他也未曾指出什么才是真正革命的标准。而在阿伦特看来,只有建立了自由民主制度的事件,才属于“真正的”革命之范畴。
  人们先前大多认为美国革命是保守的。事实上,恰恰相反,它具有着独特而显著的激进性。这种激进性不仅表现为美国历史学家戈登·伍德(Gordon s.Wood)在《美国革命的激进主义》(The Radicalism of American Revolution.NewYork,1991)中所揭示的,殖民地意识形态从革命精英们的共和主义蓝图到自由的民主制社会的剧烈转变,而且,在我看来,这种激进性还表现在美国革命从“回复”的模式朝着“预设”的模式自觉转承的过程中。毕竟,在独立战争期间,美国仅仅是以松散的邦联形式出现的。先前的各殖民地区虽然摇身一变,成为合众国的邦,但却独立地保有其“主权、自由和独立”。唯一不同的是,专制的英王统治被弱势的邦联国会所替代。以独立战争为开端的美国革命起初并“没有改变现存的社会结构,而是保留了它。”(Gordon S.Wood,The Radicalism ofAmerican Revolution,New York,1991,introduction)各邦完全自治的政治表达与实践、残酷奴役黑人的奴隶制度、妇女的社会从属地位等等状况都未曾因为获得独立而发生改变。人们梦想着在社会生活的诸多方面,各邦仍能回到最初建立殖民地时期的那种“边区村落”独有的自治与自由的“自然”状态。正因为如此,“在十八世纪北美殖民地宣布他们的独立战争是美国革命时……只是在波利比乌斯的意义上使用‘革命’一词,即对僭主破坏的正当政治秩序进行的恢复。”(《布莱克维尔政治学百科全书》,第707页)因此,独立战争只是美国革命的第一步。
  虽然伍德指出当时的人们仅仅希望以共和主义为智识工具,来格正、消除君主制所产生的弊端,并不愿意真正推翻君主制度。但激进的共和主义,以及独立后的经济困难、社会动荡、内外战争的压力,使得获得独立的美国人不得不认真思考如何从国家制度的高度采取措施,以解决其当下所面临的社会现实问题。而首当其冲的,就是需要修改在诸多原则和语义上极具模糊性,尤其是无法回答美利坚合众国的性质问题的1777年《邦联条例》。然而,云集费城的各邦代表意识到,仅仅修改《邦联条例》是无济于事的。在亚历山大·汉密尔顿、詹姆斯·麦迪逊、约翰·杰伊等人的推动下,1787美国宪法作为联邦党人与反联邦党人之间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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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整理者:绝情谷  2009年3月TO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