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06年第8期

礼制传统与明清京师文化

作者:李宝臣

恋两个人的事情,呈独立分散状态,至多在其社交圈子里流传,构不成社会问题。虽然没有历史统计资料,却不能因此断定当代的同性恋者占生存人口的百分率就高于古代。一般而论,社会流动性越差,生活质量越低,在单性社会环境中,出现同性恋的几率就越高。古代纯粹的男性社会远远高于纯粹的女性社会,诸如军队、监狱、矿山等等。所以可以肯定地说,同一时期,男性同性恋者远远高于女性。今古相比,当代的同性恋更多的是个性的自愿选择,较少强迫性,不像古代存在着那样多的身不由己的外界干涉。似乎中国人以前对同性恋的态度十分开放,决少有歧视与偏见。拥有断袖之癖也不会影响个人的名誉地位。一般人不会计较周围的人是否是同性恋者。改革开放前的几十年,社会封闭,社会信息资源贫乏以及有意的控制与限制,人们对社会生活的多样性存在似乎已经麻木乃至发生集体无意识,因之,见怪必怪,必欲口诛笔伐而后快,容不得世界的多样性。
  其实,对于个人生活方式来说,普遍认定的道理只能管大多数,而少数人则不会认同,因而,以大多数人的道理评价少数人的行为,只能是法律的惩罚与道德的谴责,决不可能让少数人心悦诚服,特别是关于超出法律道德之外的个人选择什么生活方式的问题上,更是如此。只要法律没有明文禁止的行为,怎样生活是自己的事情。生命的过程总是具体的,自我意识、自我选择权力是唯一的,只要没有损害他人,就不必品头论足。同性恋是特殊生理构造、特殊心理需求或特殊经历产生的特殊生活模式。无论如何属于个人隐私。世界上,没有两个经历相同的人,企图以所谓的正常的一般标准规定每一个人的生活细节,简直是天方夜谭。如何看待个人生活方式,应该是行大多数人的规矩,容少数人的选择。
  也许是生活价值、文化价值一元观在作怪,某些人对于被自己认定的人或事,总希望一帆风顺又阳光灿烂,偶有瑕疵,必欲去之而后快,仿佛世间没有弯路,没有血泪,没有屈辱似的。不要说影片只是文学创作,即便是有所指,也非指名道姓的实录,何必非要往自己认定的事业人物上生拉硬扯,自寻烦恼。生活现实中个案的普遍意义,决不像一些人想象夸张的那样。当对认定的人物进行全方位包装时,尽可以避讳遮掩,具体的事情以具体的方式办理即可,而不能靠扫荡外围,清理环境实现,不能期待将未经包装的行业生活实录全部束之高阁。世间有哪一个行业内部像想象的那样阳光灿烂,如果真的存在,还用得着刻意地树立典型让人模仿吗?古今还会有那么多道德追求者对出于污泥而不染行为的赞叹吗?
  中国人很早就创造了避讳文化,对于此道驾轻就熟,为尊者讳,为贤者讳,为长者讳,总而言之,一切构成社会关系的强有力者,都可能成为被有意无意的包装对象。避讳之道皆表现在语言文字上,一方面,对忌讳的对象极尽遮掩包装之能事,甚至篡改丢弃历史;另一方面,在遇到对忌讳对象不敬时,总是千方百计的正名辩诬,甚至不惜痛下杀手。千百年来,双管齐下的结果,国人养就了行文造句趋势避讳的习惯。
  毋庸讳言,人类是需要避讳的,政府、团体、家族、个人在历史行程中,谁也不愿意留下不利于自己的口实。假如这一习惯仅仅只是处世技术,倒也无关大碍,毕竟人类交往关系复杂,不可能都直面对待,彼此之间留些颜面,也有益于社会和谐。然而坏就坏在习惯铸就了思维定式,把需要避讳的事情当作从未发生。古人尚且知道避讳只是遮掩,为大人物留下一点社会尊严和历史尊严,以中性的模棱两可之词敷衍缘饰,而不是彻底否认。非要为钟情对象所谓的污点进行洗刷、正名、缘饰、包装,是个人的权利,谁也管不着。然而,被议论的对象,却不是属于一个人的。事过境迁人去物非,但是历史就那么容易欺骗,那么容易乔装改扮吗?当初不是问题的问题,今天偏要作为问题有意洗刷,与其说是为了正名,倒不如说是为了宣泄抱缺守残的僵化情感。
  《论语》讲,己所不欲,勿施于人。难道已所欲,就可以施于人吗?自己不愿意的事情,别人未必不愿意;自己愿意的事情,别人未必就愿意。只不过在做人行事的社会公共规则的选择上,总是以概率的大小来判定规则的优劣的。从社会利害福祸的一般的价值判断上看,某个人不愿意的事情,可能社会的大多数人都不愿意,而某个人愿意的事情,可能社会的大多数人都愿意。两者虽然都成正向选择,但是都不可能达到百分之百。总有少数人行反向选择。圣人从社会生活最一般体验上,洞察人类保己排他趋利避害的本性,在处理现实的人际关系中,往往己所欲,不愿施于人,己所不欲,常施于人。因此,指出在施政与做人上,要将心比心,不要把自己不希望遭遇的厄运,放到他人头上去。两千多年前的哲人智慧,至今仍未失去现实意义。不过,在当代现实的社会生活中,仅仅遵守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已经远远不够了,急需建起己所欲,勿施于人的社会价值取向观,让所有的个人生活方式问题由法律来解决。不要把道德抑扬过多的引入个人生活的小天地之中,道德主流向来从众趋时趋势,标准游移难求一律。只要个人生活方式不违反法律,不妨碍公共道德,又何必无事生非,掀起轩然大波。
  仅就欣赏戏剧而言,赏心悦目的是表演艺术,管什么演员私下的生活如何。演技的高低与是否具备起码的戏德是唯一的。倘若非要用艺术创作精美绝伦的审视尺度,同样衡量演员幕后生活的实质内容也像艺术创作那样完美无瑕,恐怕十之八九会失望的。人们把演员当作偶像崇拜,而演员则把演艺视为安身立命的职业。丞相非在梦中,而君在梦中矣,此之谓也。况且同性恋问题既不是政治问题,也不是道德问题,只是人类生活中的一种现象。一定要把它归人道德范畴,实在是对同性恋者的侮辱,自己不接受不认同的少数人的生活方式也就够了,何必强求一律。
  人格高尚纯正与事业才华成就一致的说法,古往今来不知蒙倒了多少人。其实,两者一致者有之,不一致者亦有之。毕竟人格道德不是事业成功与进入社会上层的必要条件,自古中国就喜欢用道德标准评价人物,却不能有效地阻止不道德的人拥入社会上层成为各类名人。关键的是道德精神追求与通常的公共道德是两码事,一个人是否具有道德良心,不像违反公共秩序那样一目了然。况且道德的评价都是事后认定,由事而论人,难于事前判定。即使那些经过事例证实被认定具有道德良心的人,也只能证明他的历史,而不能绝对保证他的未来。只要不是盖棺论定,人生旅途充满着变数与歧途。在这一意义上,道德良心纯粹属于自我反省自我限制的范畴。
  因此,大可不必煞费苦心为男旦的女人气辩诬,女人气乃至同性恋嗜好还够不上是道德问题,也不妨碍其中佼佼者成为令人尊敬的人。不管当初出于自愿还是被迫,女人气是投身旦角艺术的男性必须具备的条件,如果出于自愿恰是天遂人愿,乐在其中,不关别人的事;如果出自胁迫,最初当然是身心健康与人权的牺牲,不过,既然在由家长或他人做主的年纪被推人深渊,到了具备自主意识的年纪又没能想方设法逃脱此业,久而久之,由厌恶变成喜欢或麻木,也在情理之中。毕竟这是一种安身立命的职业,即使终生耿耿于怀,但在生活历程中铸就的习惯与自愿投身此业的男旦也毫无二致。当一个人用生命换回生命的延续时,所拥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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