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05年第10期

轻扣昔日少年心扉 触摸沉重历史一页

作者:孙家洲







  青年人生活在对明天的憧憬中,老年人生活在对昨天的回忆里。虽说记不清是谁说的大意如此的话,但它描述的应该是一种常规。所以,述说往事、撰写回忆录,通常是老者的“专利”。从唐代诗篇所见的“白头宫女在,闲坐说玄宗”,到今天数不胜数的回忆录,莫不如此。而且所回忆的内容,大多与高层、大人物有关。这一常规,随着《红底金字——六七十年代的北京孩子》一书的出版问世而受到冲击。这是一部中年人写的回忆录,追记了“北京孩子”在那个充满激情与荒唐的年代里的生活,包括他们“复课闹革命”的学习插曲,课外活动,各种自得其乐乃至于不乏恶作剧的“玩”法,由电影、小人书、字书构成的“精神食粮”,以乒乓球、自行车、游泳构成的“三大运动”,简单而又酸甜兼备的日常生活,以穿戴、打群架、烟酒“享受”构成的当年“时尚”。书中没有正面记载惊心动魄的历史事件,而是把当年“小人国”里面的种种“风情”、甚至是有点难登大雅之堂的“鸡零狗碎”,细细地拣选出来,以散淡而优美的文笔,串连成别具特色的“少年社会实录”。它依靠细节的挖掘、精妙的点评,令人遐思不已。
  单说《红底金字》的封面设计,就颇具匠心。以“毛体”书写的四个金字,题压在以红色为基调、间有黑色相杂的混沌世界之上,太容易使人联想到“红卫兵”袖章、特定年代的“红色恐怖”、令人敬畏的城墙。它在纷乱、浮躁之中,隐现着一种说不清、道不明却无处不在的“皇家威严”。《红底金字》尽管不是小说,但它以“京味”语言书写京城的世俗生活,从这个意义上说来,它与老舍、邓友梅、刘心武、王朔的京味小说,有异曲同工之妙。作者在《序》中开篇明义:“北京孩子没多大出息”,如果有谁认为这是一种“谦虚”,那就“上当”了;请看下文:“北京孩子较少‘于连性格’,说得直白一点,是北京孩子散淡”。何谓“散淡”?是不屑于苟苟钻营,是淡泊名利。在当下,难道不是一种美德?所以,作者的开篇自白,即便不是“自诩”,也是潜藏着自得的“自嘲”。北京人有资格自豪、乃至于自傲。即便是在全国大乱的年月,身在北京也可以享受“外地人”所不具备的“待遇”,至少“优越感”是存在的。譬如说,外地的“红卫兵”为了到北京接受“红太阳”的检阅,是要远行千万里的,而北京的孩子则可以安享地利之便。至于书中所说到的,在重大节日,几十万的北京孩子要在广场充当“组字”的人山人海;外国元首来访,从机场到国宾馆几十里的“夹道欢迎”,也要由孩子们来扮演“迎宾”的角色。为了完成这些“政治任务”,当年参与其事的孩子们,现在说起来必定是感叹“太不值了”!然而回想当年,外地的孩子想要获此“殊荣”《或用现在的话来说“受那罪”),那是绝不可能的。生活在京城,你会身不由己地多听到一些什么;多想到一些什么,所以北京人的言谈无意间多了一点政治色彩。如果有意于让地域性、群体性的回忆录,多承荷一些社会意义,北京显然是?首善之地”。又譬如,书中多次讲到的胡同、大院以及发生在其中的故事,也是北京独特地域文化的体现。
  因此,《红底金字》首先吸引的读者群,应该是现在50岁上下的北京人。这些被称之为当今社会“中坚”的人群,突然发现这样一部以他们的青少年生涯为记录实体的著作,一定是“眼前一亮”,阅读的过程就是怀旧的心理路程。我的妻子就是生在北京长在北京的人,我携带《红底金字》回家,她一看到书名,就毫不客气地一把抢走“我先看”。她几乎用了一个通宵看完此书,说了一句:“写的有点意思”。随后补充了一句:“里面说的孩子们干的事,我差不多都干过。”眉宇间竟然流露出少见的羞涩和自豪。我吃惊了:“一个女孩子?”回答是:“你以为怎么着?‘文革’最乱的时候,我们一个单元楼的人家,大人不是被关押审查了,就是忙于造反去了,十多个孩子都没有人看管。那会儿我下楼,根本不是走,而是骑在楼梯扶手上一路滑下来!拐弯绝对没有问题,技巧高明极了!”我只有目瞪口呆的份了!她意犹未尽,再次补充:“说到‘打群架’,有个问题书中没有说透:最常见的‘打群架’,是发生在大院孩子与胡同孩子之间。不同阶层之间的矛盾,在孩子身上都看得出来。”老天!紧急打住!再说“阶级分析法”就要出来了!
  《红底金字》的“京味”属性是明显可见的,但是,生活在其他省区的同龄人,也完全可以从书中寻找到自己的影子,也就有理由成为本书的“铁杆”读者。即以本人而言,直到1978年考取中国人民大学之前,我一直生活在山东省胶东半岛的一个农村,当时对北京和北京人是只有向往而没有了解的。但是,现在的我同样对《红底金字》的内容充满了强烈的“认同感”。追寻原因,大概有两个:其一,个人感情因素。我与作者刘仰东以及活跃于书中的黄新原、邢东田等人都是多年好友,看着他们由一部《红底金字》而“进入”历史载录,真是感慨良多。探寻他们孩提时代的点点滴滴,甚至想去发现当年他们“玩坏”的“劣迹”,也是我阅读的“动力”。其二,应该是更为重要的原因,我与书中多数主人公的年岁相当,我们有着大致相同的经历,心灵深处有着共同的时代烙印,这足以使我们跨越地域的分野而灵犀相通。书中所框定的年代,包含了一段历史上的荒唐时期。北京孩子们所身历目睹的苦难,包括心理创伤,生活在其它地区的孩子们也无法幸免。“斗校长”一节,说到月坛中学的女校长在被剃了“阴阳头”之后,唱着“语录歌”,从学校的楼顶上跳楼自杀。我读到此处,记忆立刻被牵回了“文革”初期。我当时是山东偏远农村四、五年级的小学生。村头有一所中学,不懂世情的初中生们响应号召而“造反”了,将校长和教导主任双双批斗。教导主任不堪人格的羞辱,会后就在操场旁边的树上上吊自杀了。消息传开,我随着人群跑到那里,死者的惨状,深深地印在我的脑海中。多年之后,还有知情者以惋惜的口吻告诉我:“那位教导主任,教古文,讲得好极了!”北京的女校长、山东偏远农村中学的教导主任,不约而同走上了黄泉路。“文革”期间,全国有多少老师在自己学生的“革命”冲击之下而死于非命!暂且不说谁应该为此而负责任,《红底金字》把此类现象如实记录下来,就是在保留“信史”的一个侧面。它既是北京的,也是全国的。但愿我们这个民族不要患上健忘症才好;但愿我们还有揭开疮疤看从前的勇气!是否可以把《红底金字》视为孩子们的“文革”博物馆?让我们时常到此巡礼、反省!
  《红底金字》固然可以视为一幅色彩斑斓的世俗风情画卷,但是,我在展读之际,感受最深的却是:沉重!尽管作者尽量用轻松、调侃的笔调记事,而历史的沉重实在是无法用语言来掩饰的。孩子是什么?我们听到的优美赞语不知有多少:花朵、宝贝、豆蔻年华、青梅竹马、英俊少年、二八佳人、祖国的希望、人类的明天……而我们通过《红底金字》所看到的孩子们,是面对着怎样的环境?品味着怎样的人生?展现着怎样的人性?鲁迅先生若在,是否一定发出那声呼喊“救救孩子!”
  让我们看一下出现在古代文学作品中孩子的形象。“煮茶童子闲胜我,犹得依时把磬敲。”(杜荀鹤《赠元上人》)“童子念经深竹里,猕猴拾虱夕阳中。”(贯休《山居诗》)“松下问童子,言师采药去。只在此山中,云深不知处。”(贾岛《寻隐者不遇》)“炉烟消尽寒灯晦,童子开门雪满松。”(李商隐《忆住一师》)“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杜牧《清明》)“造物何如童子戏,写真聊发使君闲。”(苏轼《和人假山》)这些活跃在唐宋诗作名篇中的孩子们,与天真烂漫、田园牧歌、乃至于闲散雅致融为一体。本来,这才是应该属于他们的生活。
  在阅读《红底金字》之后,于有意无意之间,翻检唐诗,顿悟以下三首诗作之妙。白居易在年满五十岁时,有《寄山僧》之作,感叹“白首谁能住,青山自不归。百千万劫障,四十九年非。”孔子曾经有“五十而知天命”之说,白居易的通脱潇洒,可以算是真正“知天命”者。不过,还想说一句添堵的话:四十九年皆为非,五十之后又如何?至于那些从来不敢说自己有“非”的人们,实在应该细读《红底金字》。朱元《迎孙刺史》一诗借“童子”的“代际转换”之速,道出了时光无情,“今朝竹马诸童子,尽是当时竹马孙。”此句最切合现在的语境了——《红底金字》当中的孩子,现在已经是为人父母了,人生几何!《红底金字》让我们这一代人,阅读了自己的童年,引发的回忆已经是五味杂陈;那么,假设当着我们这一代人真的步入耄耋之年,其中又有人要提笔撰写传统型的回忆录之时,我们的青壮年生涯是在什么样的环境中度过?我们除了不得不应对环境而首先求得生存之外,又留下了什么值得后人敬重的一点东西?“他年白首当人问,将底言谈对后生?”唐代诗人齐己在《戒小师》一诗中的诘问,几乎是当头棒喝了。为了避免将来的尴尬,还是尽量做点事情吧——以前的那个时代,我们是孩子;而现在,我们不再是孩子了。为了让我们的儿孙不再承受本来不应该承受的迷茫、困惑与羞辱,我们确实有着一份责任。
  作者以轻松之笔写就的书,怎么我越读越累了?是我把书读错了?还是读出了个中真趣?于恍惚之间,恰恰听得流行歌曲自窗外传来:“我不知道!”
  (《红底金字》,刘仰东著,中国青年出版社2005年2月版,22.00元)


  • 整理者:绝情谷  2009年3月TO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