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05年第10期

一部有损《辞海》清誉的大型工具书

作者:程志兵

要》(内蒙古出版社1983年版)认为还有序位相同的同素词,如落草(加入盗匪集团)——落草(指婴儿出生);烟火(烟和火)——烟火(节日放的花炮);雨水(雨落的水)——雨水(节气名)。虽然这一类词在汉语中不多,但不能认为它不存在,所以,“同素词”直接解释作“语素相同的词”即可。
  另外“方言学”部分“北京官话”条说“主要分布在北京,其次在新疆北部。”也不全面,“北京官话”主要分布区还有“河北、辽宁、内蒙古的一部分”。
  至于条目之间缺乏照应的现象相当突出,出现了一些稍稍注意就能避免的错误。
  如“方言学”部分“中原官话、兰银官话、西南官话”等介绍官话的条目,都有分布于多少个市县、多少人口使用的内容,而同类的“华北官话、西北官话、江淮官话”却没有相关的内容。
  “训诂学”部分“比较互证、因声求义、以义正音”的释文中都先言“训诂方法之一”,而同是“训诂学方法”的“形训、义训、观境为训”却只含糊曰“训诂学术语”。我们知道,训诂学术语有训诂方法、注疏的名称、注疏用语等不同类别的术语,只说“术语”,表达极不准确;但是“形音义互求”条曰:“综合的训诂方法。包括‘以形索义”因声求义”比较互证’等”,又出现了书中没有收录的训诂方法术语“以形索义”,其实就是“形训”,前后不照应可见一斑。
  “语法学”部分的“标点符号”提到16种标点符号的名称,然后一一列目解释,但是“连接号”却被遗忘了。
  “词汇学”部分收了“词素”,释作“构成词的成分,在意义上不能再分析的构词单位”,“语法学”部分收了“语素”条,似乎“词素”“语素”是两个概念,但是“词汇学”在解释“单纯词”“合成词”等条时又用的是“语素”这个概念,分别作:“由一个语素构成的词”和“由两个或两个以上的语素组合而成的词”;根据这两词所在的范畴,词应该是由“词素”构成的,既然“词素”“语素”等同,为何要分别释义呢?
  “语系”语言部分既收了中国名“塔塔尔语”,也收了国外名称“鞑靼语”,前条言,“国外,主要分布在俄罗斯的鞑靼斯坦共和国和巴什科托斯坦共和国,称鞑靼语。使用人口五百四十万。”后条言,“主要通行于俄罗斯鞑靼斯坦共和国、巴什科尔托斯坦共和国、西伯利亚中部、中亚等地和乌克兰、保加利亚、罗马尼亚、土耳其等国。使用人口650万。”同一页的同一内容在该语言的使用地域、使用人口的表述上竟有明显不同,不知为何有这样的差别。
  上面所列举出的问题,有些方面可能如我们所理解的那样,还可以从学术的角度争论,但是第二部分所谈到的问题,很多都是只要编者在编写校对的过程中稍稍留意就可以避免的。《大辞海》这一点远远不能和原《辞海》的编写时的精益求精相比。据曾彦修先生《对新版〈辞海〉的印象》(《书屋》杂志2000年第7期)一文的回顾,《辞海》在修订时,一是精选全国有名的专家,如:“周予同、全增嘏、冯契、胡曲园、严北溟、傅季重、徐孝通、汤志钧等,均可谓一时之选。其中有一两个专家据说是全国仅有的。”二是工作极其认真,“看见他们从一个个选词讨论起,有的释文还写在小黑板上逐字逐句讨论。这种认真精神,各科大都差不多。”对似是而非的问题绝不放过,如:“1961年第一次浦江饭店修订时,辞海编辑所的实际负责人(副主任)杭苇,就亲自狠抓火车自动挂钩脱钩问题的考定,终于由专家反复考出,证明这是美国人发明的,中国当年叫作‘詹天佑钩’是不对的。”这些事例说明《辞海》的编辑部门大体上已形成了工作中认真、负责、仔细、一丝不苟、不尚空谈的工作作风。虽然《大辞海·语言学卷》的参编者也是国内有些影响的专家,但是“辞海精神”在其中体现的不够。这禁不住让我们联想起近些年学术界普遍关注的学风问题。目前除了剽窃抄袭等现象在学界横行以外,一些学者耐不住寂寞,学风浮躁,不甘于固守“板凳要坐十年冷”的旧训,一味追求哄动效应,动不动就宣扬自己有独步全球的发现或者填补了某某空白,找三五个人拼拼凑凑就敢出一套《xx大全》,工具书方面更是“大典”、“巨典”多得令人眼花缭乱。写书的人多,写出好书的人少,写出精品书的更是凤毛麟角。进书店,逛书市,满目花花绿绿的,到处泛滥着令人眼热的书名,但翻开后,大多令人失望。也许《大辞海·语言学卷》的编者们在编写的过程中是认真的,但是体例和行文中却很遗憾地带有些许这种“时尚”,使得这部应该后出转精的大作存在许多问题。
  十年一修订的《辞海》是中国学术著作的精品,这是广大学人的共识,《大辞海》既用了《辞海》之名,就要对得起这个名,“隔行如隔山”,不知《大辞海》已出的《哲学卷》《医药科学卷》的质量如何,未出的数卷的质量如何,我仅仅就自己了解多一些的语言知识谈谈对《语言学卷》的看法,希望整个《大辞海》出全后不要有损《辞海》之美誉呀。
  (《大辞海·语言学卷》,王德春、许宝华主编,上海辞书出版社2003年12月版,58.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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