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02年第10期

追怀吾师田仲济先生

作者:耿传明







  1985年9月,我考入山东师大中文系跟田仲济先生读硕士研究生时,先生已是七十八岁的老人了。那年我二十二岁,本科读的是英语系,因为对中国现代文学感兴趣,自学了中文系课程,考上了中文系的研究生。我们这一届研究生已经快要算是先生的关门弟子了,第二年先生又招了一届,但已经不再亲自给研究生上课。我们和上一级的研究生一起听先生上了一年的课,这一年也是我们和先生接触最多的一段时间,先生八十岁时就退休了,把我们交给其他老师来指导,我是由袁宗岳老师指导完成学位论文的。
  在决定报考现代文学研究生时候,我对先生就已经有了一定的了解:先生是国内外知名的学者,抗战时期就已经是闻名大后方的杂文家。他是二十世纪四十年代中国第一部《抗战文学史》的作者,是中国现代文学学科的奠基者之一,五十年代就已经开始招研究生了。能跟这样一位导师学习是我非常向往的,所以在复试选择导师时,我毫不犹豫地只填了一个选择,幸运的是,我如愿以偿了。在以后我和先生的接触中,感受最深刻的一点那就是先生的"严正",这种为人、为师的"严正","文革"之后已经日渐稀少了。"严正"源于人的有所信守,我觉得这种"严正"在先生那里似乎已经成为一种拒斥流俗,带有悲剧性的执拗和坚持,他所信守的是一些内心深处的不可轻慢、不可亵渎的信念和原则,虽然先生活到九十四岁,经历了那么多的世事变迁、人世沧桑,但他作为"五四人"、"左翼进步知识分子"的那种特有的精神气质、人生信仰、理想信念,是毕生保持,贯穿终生的。
  先生对我们的学业要求极严,因为我本科学的是英语,虽然已经通过了研究生的入学考试,但我一入学先生就让我重修了中文系的几门主要课程,而且把我叫到家里,亲自对我进行了考试。而我的两个小师兄,就因为到先生家去交作业时,说话含含糊糊、模棱两可,流露出想早点交上作业回家,并且已经预订了车票的意思,结果触发了先生的"雷霆之怒",被先生狠狠训斥过。先生对文学史研究的基础极为重视,一入学就让我们逐卷、逐篇读《中国新文学大系》和原始资料,并要记读书笔记。当时我们对此并不是能完全理解。1985年正是学术史上的所谓"方法论年",所谓"新三论"等西方新的批评方法如潮水般涌来,对我们实有相当的诱惑,以为只要掌握了这些方法,就等于找到了文学研究的万能钥匙,一切问题也就可以迎刃而解了。后来我们才体会到"功不唐捐",先生的要求使我们获益匪浅。观点、方法是会过时的,而史实则不会过时。研究文学史而缺乏历史感,则难免会荒腔走板。"知人论世"在任何时候都不失为文学研究的基本功。
  先生除了严正的一面之外,也有幽默、诙谐、风趣之处。所以在先生的课堂上时而也会传出一阵阵笑声。先生是写杂文出身的学者,阅世既深,眼光又锐利,议论常有洞察幽微、一针见血之处。先生上课时不用什么讲义,更像是一种兴之所至的漫谈。他是作为现代文学史的亲历者、参与者来讲述这段文学史的,所以有其为通常研究者所不能及的独到之处。我至今清楚地记得先生说过1927年南昌城头贴的层叠覆盖的、厚如银元的"处决布告";1929年布店里搭售的禁书《短裤党》;三十年代他在上海参加的左联的"飞行集会"和"粉笔运动"以及抗战时期他在大后方重庆和茅盾、老舍、臧克家、姚雪垠、黄碧野等作家的交往,以及他和当时的畅销书作家、"洋场才子"徐訏之间的一段过节等等。这些都给人一种走进历史深处,回到历史现场之感。遗憾的是先生始终谦抑、低调地看自己,对于生前身后之事越来越超然、淡泊,所以始终不愿意写出一部较为翔实的自传留给后人,很多珍贵的史料以及先生自己对人生、文学、历史的独到的感受、体验、观察、认识,也就随着先生的过世失传了。
  我揣测先生晚年的心境大概是颇有些寂寞之感的。那时每次上完课之后,都由我们几个轮流陪送先生回家,在路上常常会有一些闲谈。又一次不知怎么谈到"长寿"的问题,先生就说:"长寿有什么好,能谈得来的老朋友都去世了。"先生也常常说起《圣经·旧约》里的一段话:"已行之事,后必再行,已有之事,后必再有;太阳之下,并无新事。"其中体现出现代以来无数知识分子所走过的艰难曲折的心路历程,是值得我们倍加珍惜的精神遗产和思想资源。作为曾经亲聆过先生教诲的学生,我更能感受这份遗产的珍贵和厚重。


  • 整理者:绝情谷  2009年3月TO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