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02年第8期

一个人和一个世界

作者:许福芦







  很有意思,也很高兴,在我忙于整理舒芜先生录音材料的2001年初,《博览群书》杂志的朋友们也怀着同样的心愿与责任组织若干专家学者,做了另一件富有意义的工作。这至少可以说明还有同路人,不会太寂寞。大家所关注的其实都是一个问题:关于中国知识分子这个群体的精神状态。我的想法是,任何判断都得有事实依据,否则“明理”就有困难。理之不明,就可能出现妄言。中国传统文化确实需要反思,中国知识分子问题实在太多,所谓成也萧何败也萧何,而现代化的步伐走到今天,是到了该解决问题的时候了。
  但是,这与舒芜这个人、这个事件怎么联系?要具体准确,不然就缺乏说服力。清算历史的前提,是要搞清历史真相。这很难,可必须得做。因为,单凭新闻材料草草判断是很危险的。何况,几十年过来者,搅浑水大有人在,岂止于“竟相撩起衣襟亮伤疤”这么简单!所以,我在《舒芜口述自传》的后记中表明态度,不想对舒芜这个人物的那点新闻价值再添加什么。
  过去一段时间里,虽然胡风案中当事人的证言尚有各执一词的情况,某些关键性细节深究起来似乎还不利落,但明眼人只须仔细阅读一下现存的有关材料,用自己的脑子想一想,事实真相当不成其为问题。应该对历史承担一份责任的人,无论是谁,无论作出怎样的辩驳,其应承担的责任也分毫不能有所增减。历史对所有人都是公正的,只不过它往往需要假以时日。因此我又想,或许时光过了近半个世纪,我们今天来讨论这桩公案仍然为时过早?我对此说不清楚。但有一点,我衷心希望诸位专家学者在讨论某些历史材料时,务必不要急眼上火。我非常赞同“容忍”二字,没有“容忍”就没有自由,这是个事关国民心理素质的重大问题。大家既然是研讨问题,就该有一个研讨问题的姿态,犯不着站到某个当事人的视点上搞情绪对立,以至于彼此冷嘲热讽、激愤莫名。个别老人曾在当年的事件中受到损害,刻骨铭心,气不过写文章时骂几句难听的,原在情理之中,可以理解,尽管这种大批判似的跳骂未必是解决问题的好办法。然而,某些隔了一代的年轻学子论及此事时也冷静不下来,做出或嫉恶如仇、或抱打不平的样子,让人比较困惑。我总觉得现在有些学者骨架太大,他站起来,别人就得失去空间。这使我联想到有一次在某名牌大学旁听一个学术讨论会,成员多半是研究生,不知为什么没扯几句正经的学术话题,就几乎吵起架来,观点对立的双方剑拔弩张,怒目相向。一位边省来校进修的青年教师小心翼翼的想发个言,还没张口,就听见下面有一片窃笑声。当时我就犯嘀咕,莫非在学术上也有店大欺客一说?行家点拨我,这不叫“店大欺客”,这叫“话语霸权”。那么,讨论像1955年那么大一个复杂的公案时,如果也自觉不自觉地来点“霸权”的话,怎么谈得上问题的学术化呢?所以我呼吁,大家首先应该无条件的心平气和下来,平等交流,谁都可以不同意对方的观点,但谁都应该捍卫对方说话的权利。给对方多留些说话的空间,也就是给自己留下了更多的说话空间。这样,任何“霸权”都不搞,彼此客观真诚,谁的意见都受到尊重,真正有价值的东西才会出得来。要知道,当年胡风的那起公案,就是彻头彻尾“霸权”的产物!
  权力意志的确是个香饽饽,中国知识分子古往今来没有几人不嘴馋心贪。可具体到某个个体,情况又是千差万别,一言难尽。关于舒芜在胡风一案中所扮演的角色,我最初是在接触胡风文艺理论时道听途说到的。后来,就被这件事牵着鼻子走了,把胡风理论摆到一边,一门心思做起舒芜的口述自传。我当时的想法很可笑,胡风已经去世了,舒芜还健在,我要赶在上帝的前面亲耳听一听这位老先生如何说话,他如何亲口说出那些最严肃的问题。这一说,就说了三年多,不光是我想知道的那点事,还有他漫长的一生。人的一生似乎都是特意为某一件事、某几天或是几分几秒钟而准备的。你要真正看清这几分几秒钟,就非得爬上整个人生的高坎不可。舒芜老先生在这本书的前记中说,他的这个口述自传“对读者只有一个意义,就是看一个人如何虚度一生的。”我觉得这句话并非谦辞,而是老先生的肺腑之言。以我对他的观察,老先生是个内心极为敏感的人。他确实对自己的人生极不满意,这个“不满意”还并非简单地因了高官厚禄。一声“虚度”里面包含了多少往日的辛酸,也许只有他自己心里明白。
  舒芜先生的一生本来是可以不“虚度”的。最起码,深厚的家学根底可以使他从容成就其学问理想,成为比现在有更大收获的学问家。老先生从小就是个心气颇高的人,又特别要强、特别勤奋,然而命运使得他一切都没有来得及展开。父母的婚变,使他六岁就割断了自己与这个大家族在精神上最直接的脐带,而动荡不宁的社会环境又使他不得不早早脱离优裕的家园,去作无休无止的青春流浪。儒教、理学的种子被他带到社会生活这部大书里面,经受着重重叠叠生存的检验。他除了竭尽全力摆脱现实的困境,没有别的选择。舒芜先生几乎一生都在摆脱困境,但是,困境却始终包围着他。那些像乌云一样的“无物之物”一直笼罩在他的周围,想拨开它们,从中跳出来,是不可能的。相反,他越是往外拨弄,那云层就越加浓重厚黑。这些厚重的乌云只能感觉得到,却永远都捉不住,正如舒芜这名字的谐音“虚无”二字的含义。老先生内心的凄凉与苦痛是无以言表的。毫无疑问,这其中最重要的一块,就是来自胡风案中一切的一切。
  在我之前,据说已有好几位颇具实力的研究者想为舒芜作传,都被老先生婉言谢绝了。对于自己的一生,他确实不想多说什么。伤疤太多,揭开哪一道都要流血。对相依为命的慈母一生命运的不公,舒芜可以不说;对自由结合的发妻遭受毒打活活丧命,舒芜也可以不说;对活泼可爱的女儿不治成疾自缢身亡,舒芜还可以不说……他平静地告诉我,这些都过去了,所有的话都哽在喉咙里,所有的湿润都含眼眶里……但是,关于胡风和路翎,他不能不说。可这件事又如何说?因为实在是“责任无限”,有无比沉重的分量,不知从何说起,他说不动。在列数了近二十年失去或尚健在的亲朋好友之后,舒芜自然而然地想起胡风和路翎。要说在舒芜年轻时的朋友中,有哪些与他在感情上如同手足般轻重的话,舍胡风、路翎还有谁?这个结论,细心的读者不难从口述自传中得出。然而在现在,提及“胡风和路翎也是这二十多年内逝世的”这样一句话,舒芜不能不颇费斟酌。因为这句话牵涉到太多的感情因素,又是太多熟悉与不熟悉的人关注的焦点所在,他想来想去,还是选择了一段固定的文字来表达,又特别煞费苦心地为路翎加了一句话,既表示“再一次向历史把这一份沉重的责任铭记下来”,也显出更为清晰的感情层次。我以为在这里,这位八十多岁的老人简简单单的话语,是字字见血见泪的。
  但是……但是,人们都能如老先生所期望的那样,从“有限”的“言语”中领会到“无限”的“责任”吗?难说。人们都站在高处(中国知识分子都愿意并习惯于站在高处说话),睁着雪亮的眼睛,要求他必须像鲁迅那样毫不留情地解剖自己的灵魂,要做到刀刀见血,一滴一滴的铭记,就像过去时代我们并不陌生的那些做法。可是,舒芜毕竟不是鲁迅,虽然他表示“尊五四,尤尊鲁迅”,但尊崇偶像是一回事,而真正具备偶像的博大胸襟与无畏勇气又是另一回事。不能因此就说舒芜没有忏悔。每个人忏悔的方式不一样。再说,忏悔是忏悔者自己内心的事,别人强免不得,也无从判断。忏悔需要独立面对的是神灵,而不是示众,不是非得面对这个世界所有的人高喊不可。
  请不要误会,我想说的并不是宽容。虽然我也颇为赞同建构中国知识分子现代人格的理想,理解从这一理想出发不拘于微观的思路,但没有微观就没有宏观,道德底线是不可以消解的。既为“案”,第一件事要做的就应是将责任人绳之以法,这是“清算”的常识,是受害者最基本、最合理的要求。问题是,五十年代发生的那桩公案,责任究竟怎样区分?这么大的社会毛病,真正的“病灶”究竟在哪里?当事人多到不可胜数,毛泽东、周扬、林默涵、袁水拍乃至舒芜,甚至也包括胡风、路翎等一大批受害者本人在内,都应难逃其咎。是大家的合力促成了一个事件的发生,每个人都应负起属于自己的那一份责任,而不能让某一副肩膀担当起一个世界。这个道理很简单,只要去翻一翻当时的《人民日报》、《文艺报》就会清楚明白,那时往胡风脑袋上丢石子的人,岂止一个舒芜?许多大名鼎鼎、备受尊敬的文坛大佬,以至于有些后来的受害者,还不一样在那里一本正经说昏话。是不得已而为之?是出于自保、迫于压力?其实,多数都不是,最初的情况下,胡风的问题没有定性,没有谁强迫什么,可许多人就是要积极表现,不是“求荣”,不是落井下石,还能怎么解释?而这些人在以后的几十年、乃至今日,照样站在高处,照样大名鼎鼎、备受尊敬,连毛泽东晚年的错误都被指说得一地鸡毛,而这些人的好名声却始终不受影响。非但不受影响,反而由于他们极善于“忏悔”,倒立下一座座漂亮的贞节牌坊,有的居然也成了“受害者”,或者成了“英雄”。胡风案中的受害者是一个惊人的数字,感情上说,同情理解他们,没有异议。可理性地思考一下,他们中的许多人有没有检视自己的必要呢?在吃苦头之前,他们中有没有人跟着大势一起发疯过?就像舒芜,当初在洪峰涌来时,他总是自我感觉良好,得风气之先,带头学习,带头检讨,带头写文章,直至把个人之间的私信当作“材料”借出去,结果一步一步铸成大错。可是,犯过糊涂之后,当胡风、路翎于牢狱中苦苦煎熬时,自己还不是也被压在右派的大帽子底下挣扎。中国有句老话,叫做“在劫难逃”。再不客气地说一句,假如时光倒转,难保今日里那些振振有辞的道德君子们不重蹈过去舒芜们的覆辙,而且会表演得毫不逊色。事实上,在我们今天的现实生活中,见利忘义、落井下石等等的背叛与伤害还少吗?
  正如很多专家所说的,历史并没有过去,而且也很难过去。道德清算中又犯道德性错误,就像我们政治生活中常有的连环套那样,这是非常值得警惕的。我劝诸位不要太相信“道理”,而要相信事实,因为中国人做事从来没有哪一件是没有“道理”的。不管人们喜欢不喜欢,愿意不愿意,舒芜属于这个时代,也属于这个民族,是时代和民族造就了他。舒芜是一个人,更是一个群体的典型。我很赞同关于要对舒芜这样的典型做个案研究的见解,于是眼下有了这本口述自传,应该说有了一个较为切实的基础。虽然,口述自传是自己眼中的自己,难免含着主观的成分,但恰恰这个“主观”对于客观观察又有特别重要的意义,这无疑是积极的方面。此外,就材料本身而言,人生任何的一点光色,都是其一生学养的折射。一个人就是一个小世界,实在太丰富、太复杂了,读一个人就应努力读他的整体,任何行为都不是孤立的,都有其特定的前因后果,总是广泛联系中的一点。从个案的整体出发,也就是从世界的整体出发。我们需要追问的总题应该是,这个群体为什么会这样容易随波逐流?为什么会那么容易就能蕴蓄出一个巨大的罪恶?为什么那么容易就集体无意识地迷失本性闭着眼睛说瞎话,而在关键时刻总会有人去残酷地点燃导火索?
  随着时光的推移,冤案一个个成为历史,那件具体的事毕竟都过去了,而我们这群人还要一起生活下去,要有效地阻止历史继续滑行,就不能留下一笔糊涂账。现在,胡风案真正的当事人多数已经作古,少数还健在,谈起事情的原委,虽然第一代、第二代甚至第三代人都还静不下心,但总还可以勉勉强强对得上话。实实在在的清算和反思,应该为期不远。我期待着更多有识见的师友以一种大的胸怀投入问题的研究,真正琢磨点于我们这个民族有所裨益的东西。我个人仍愿意做些基础性的工作,并愿目前这本《舒芜口述自传》能对诸位的研究有所帮助。
  (《舒芜口述自传》,舒芜口述,许福芦撰写,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5月版,26.00元)
  


  • 整理者:绝情谷  2009年3月TO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