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02年第8期

科学的“杞忧”

作者:王子今







  组织对欧文.拉兹洛新著《巨变》中信出版社2002年2月版,25.00元一书的讨论基于三点考虑:一、全球生态环境的恶化是二十一世纪人类面临的最大威胁,与我们每个人的命运休戚相关。正视与此相关的种种事实,拿出面对事实和解决问题的勇气、见解和行动,非常重要。二、生态环境的恶化就其根源而言源于人心态的失衡,真正的威胁来自人的心境恶化,而威胁的消除也寄望于人的内心觉悟。三、希望通过评介此书及其他相关书籍,表明中国学者对中国及世界现状和前途的认识和应对。
  《列子》中的第一篇《天瑞》,有著名的“杞人忧天”的故事:
  杞国有人忧天地崩坠,身亡所寄,废寝食者;又有忧彼之所忧者,因往晓之,曰:“天,积气耳,亡处亡气。若屈伸呼吸,终日在天中行止,奈何忧崩坠乎?”其人曰:“天果积气,日月星宿,不当坠耶?”晓之者曰:“日月星宿,亦积气中之有光耀者;只使坠,亦不能有所中伤。”其人曰:“奈地坏何?”晓者曰:“地积块耳,充塞四虚,亡处亡块。若躇步跐蹈,终日在地上行止,奈何忧其坏?”其人舍然大喜,晓之者亦舍然大喜。长庐子闻而笑之曰:“虹霓也,云雾也,风雨也,四时也,此积气之成乎天者也。山岳也,河海也,金石也,火木也,此积形之成乎地者也。知积气也,知积块也,奚谓不坏?夫天地,空中之一细物,有中之最巨者。难终难穷,此固然矣;难测难识,此固然矣。忧其坏者,诚为大远;言其不坏者,亦为未是。天地不得不坏,则会归于坏。遇其坏时,奚为不忧哉?”子列子闻而笑曰:“言天地坏者亦谬,言天地不坏者亦谬。坏与不坏,吾所不能知也。虽然,彼一也,此一也。故生不知死,死不知生;来不知去,去不知来。坏与不坏,吾何容心哉?”
  虽然人们对“杞人忧天”的典故相当熟悉,对于这一故事其中的深意却未必有所思考。
  这是一篇有关对于自然环境之认识的寓言,体现了上古人有关环境,有关文明承载的基本条件的思索(所谓“忧天地崩坠,身亡所寄”)。从这段文字的内容看,是“杞人”、“晓之者”、“长庐子”和“子列子”的一次专题讨论。杞人忧天地崩坠,“晓之者”告诉他天地都不会坠坏。“长庐子闻而笑之”,提出了更深层的认识,以为天地终会归于坏。“子列子”又“闻而笑曰”,认为说天地坏是错误的,说天地不坏也是错误的。“坏与不坏,吾所不能知也。”“生不知死,死不知生;来不知去,去不知来。坏与不坏,吾何容心哉?”这一讨论,其实是有深刻意味的,其中透露了上古哲人对于天地与人的关系的有意义的思索,中国古代科学思想史研究者不应当予以忽视。
  千百年来,“杞忧”,一直是被看作多余的忧虑、不必要的忧虑而受到否定的。然而我们在今天又读到了新的“杞忧”。这是新的世纪、新的千年的“杞忧”,然而是科学的“杞忧”。
  欧文·拉兹洛著《巨变》就是这样一部力求在“坏与不坏,吾何容心哉”的麻木意识中唤醒人们,启发人们在严峻的形势下认真地重新思考“环境”、“自然”、“未来社会”等重要命题的科学著作。
  《巨变》不是一部一般的谈论危机,谈论未来的书,也不是一般呼吁生态保护的书。就我们历史学研究者看来,其中最可贵的,是对于人类与自然的关系的历史的真切的关注和认真的分析。特别是书中第一部“困境”,其中第一部分“何谓巨变?”(通过巨变进化;巨变的四个阶段),第二部分“巨变之既往与现在”(回顾过去;当下的巨变),都表现出作者的历史主义眼光。作者引录丘吉尔的话,“越回顾,越能前瞻”(第19页),指出了在面对未来,提出新论时总结过去的意义。作者写道,“我们虽不预期历史事件重演,但驱动历史的动力极有可能会再现,这就很值得我们借鉴。”(第19页)
  在“回顾过去”一节中,欧文·拉兹洛又分别以“从神话到神”和“从神到理性的巨变”两个阶段总结历史。随后的历史,则是在“当下的巨变”一节中所分析的:1.奠基时期:1860至1960年;2.全球化:1960年至今;3.决定性新纪元:2001至2010年。
  在这部书的其他章节,有些历史分析也足以令历史学者震惊。比如,“过去,可用的淡水储量远远超过人类所需,即便是在1950年,全球每人的淡水储量也还有17000立方米。”然而,“到1999年时储量已降至7300立方米。”(第42页)又比如,“史前时代的证据显示,大气含氧量高于今天总量的21%。”人类史和自然史,都是历史研究的基本课题。人类与自然的关系的历史也是同样。
  人类社会历史的研究,长期是中国传统史学的主题。这是因为史学历来被看作“资治”,就是为统治者提供历史鉴诫的学问。对于社会危机的关注,对于面临危机时如何选择正确的战略决策的分析,是正史书写者十分关切的政治管理的要领。但是传统文献中的有关记录和有关论述,都在政治史的狭隘范畴中运作,与我们今天对于社会危机的研究不同。
  中国历史学者已经意识到生态史研究的重要意义。生态环境是人类社会发展的自然条件之一。生产力水平越低,生态条件对社会发展的制约作用越大。而生产力水平越高,社会发展导致的对生态条件的破坏则越严重。与人类社会的历史演进同步,自然环境的历史变化也表现出显著的动态特征。通过文献记载和考古发现的资料可以看到,一些历史时期的总体生态状况与现今有不少差异,各个历史时期不同阶段的生态状况也有所变化。社会史受到生态史的影响。生态条件的变化,在一定意义上有时曾经改变了社会史的进程。以农业和牧业作为主体经济形式的社会更是如此。人类的活动又可以影响生态环境。特别是人口的剧增和经济的跃进,可能使得这种影响呈现恶性的摧毁性的破坏的形式。二十世纪的文化进步和科学进步推动了史学的革命,对于生态史研究的自觉,就是特征之一。对生态环境的重视,已经成为世界性的文化新气象。可以推知,二十一世纪的生态环境学将会全面影响人类社会的技术、伦理以及制度。而中国生态史的研究将会获得实现前所未有的学术进步的条件,首先,生态环境学的理论建设,将会为中国生态史的研究提供新的指导;其次,科学技术的可以预期的进步,将会为中国生态史的研究提供新的工具;第三,新的考古文物发现,将会为中国生态史的研究提供空前丰富的资料。中国生态史研究将会在这样几个方面实现显著的进展:1.若干历史时期的生态环境的基本面貌将会得以明朗;2.中国历史演变的主要舞台,如黄河中下游地区的历代生态变化的基本状况将会得以说明;3.中国生态史中的若干重要疑点将会得以澄清;4.中国生态史研究的成功经验已经有条件进行总结;5.中国生态史学因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结合,文献资料和考古资料的结合,传统学术方式和信息技术方式的结合,或许可以形成有独自特色的专门史。
  不过,我们读了欧文·拉兹洛著《巨变》一书,更增益了自觉从事这一工作的紧迫感。《巨变》中写道:“我们进入第三个千年纪之际,前次进化而成的人际、人与自然关系形式,已造成紧张、冲突和危机升高。生态和社会这两组关系,如今变得无以为继”(第35页)。认识到这一点,将会激励我们更努力地进行相关问题的思考,进行相关课题的研究。
  中国古来就重视天人关系。如果把“天”看作整体自然条件,天人和谐的观念也许是有合理意义的。每当天有异象,古代王朝的执政者往往能够注意检讨政策的得失,甚至帝王自谴,将相免职。尽管这是在神秘主义文化意识影响下出现的现象,但是这种对自然环境的特殊重视所体现的合理的文化倾向,至今依然值得我们深思。拉兹洛在《巨变》中写道:“在非洲、亚洲和前哥伦布时期的美洲,很多地方的人类社群都对环境深怀敬意,尽可能只用大自然可以再生的资源。”尽管作者也指出,“(古代)中国的居民,不可能想到生活的基本需要,如可食用的植物、家畜、清水和干净的空气,会将周遭环境消耗殆尽,或是会被垃圾与废物污染。”但是我们注意到,中国古代有关敬重环境和珍爱资源的文化观念,也有宝贵的遗存。对有关资料进行整理、总结和研究,以求继承其中积极的成分,无疑也是有意义的工作。


  • 整理者:绝情谷  2009年3月TO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