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01年第9期

《浮生论学——李泽厚、陈明2001年对谈录》序之一

作者:李泽厚







  陈明自称是我的“忘年交”,小我32岁。他对我生活上如走路扶我一把、吃饭让我先来之类很注意;另一方面则是在交谈和讨论时“没大没小”,不仅直呼我名,有时还言出不逊,与我对长辈的态度完全不同。不过,我倒欣赏这位“小朋友”,直率痛快,口没遮拦,交游也甚快活。
  这个对谈是他提议我赞成,关在北大勺园宾馆里几天弄出来的。我们两人都性急,讲话争先恐后,绝无停歇让磁带空走之时,而且由于毫无拘束,想到便说,所以说东忽西,经常漫出边界,失去中心。虽然匆匆修改一番,基本上仍是这个样子。我说,“论学”毫无分量,单薄粗糙;他说谈话原汁原味,非常自然。我说,这样发表,没人要看;他说,就是这样,才卖得好。我拗不过他,于是,发表也罢。
  “浮生论学”这标题来自“浮生记学”。“浮生记学”是我当年答应傅伟勋写学术自传时拟定的。因此又想起了伟勋。伟勋比我小三岁,我在一篇文章里说过,他是我非常喜欢的学人之一。他也是口没遮拦,快人快语,见真性情。在那篇文章里,我曾感叹现代化来临而真情日少,商业繁盛使人喧嚣而更寂寞,因而感到伟勋性格之可贵。据韦政通兄告,伟勋晚年大说不该搞学问,太没意思,而总是肆无忌惮地在学人朋友中大谈男女之间的上床欢乐。伟勋是个悟性极高非常聪明的人,他曾根据自己切身体验写过死亡学的著作,成为轰动一时的台湾畅销书。我正想就此和他聊天,他却于1997年匆匆去世了,竟由于癌症多次手术后的意外感染。如此豪爽的一位汉子,一下子就永远没有了。我想起时,总倍感怅惘。我也常玩味他晚年癌症手术后的情况:伟勋似乎很快乐,照样喝酒,再三声称决不会死,仍在努力搞学问,但另一方面又极不满足,总感人生没意思。的确,如果不信神,不信鬼,那倒底把人生意义放在哪里才好呢?去日苦多,及时行乐?精神上难得满足。著书立说,名垂后世?舍身饲虎,建功立业?贝多芬欢乐颂,浮士德上天堂……,就满足了?也未见得。佛说无生,那当然最好,生出来就是痛苦。但既然已生,又舍不得去自杀,如何办?这个最古老的问题仍然日日新地在压迫着人,特别是死亡将近再一次回首人生的时候。本来,人的生存问题解决后,性的问题、自然本性问题、人生无目的问题,会更为突出,更为恼人。有没有、可不可以有无目的的合目的性呢?不知道,很难知道。也许,存在的深奥是有限的人和概念的理性所不能把握的?伟勋晚年“返朴归真”,由学问人竟回到“自然人”,是不是在对人生作这种最后的询问?是不是又一次陷入了对生死、对人生意义究竟何在作挣扎不已的无望追求和苦恼之中?我不敢作此肯定,只是在感伤中怀疑和猜想。也好,由书名触发了对伟勋的怀想,就此作为对他的悼念:意义难求,愿兄安息。
  “浮生记学”既然书名都给了陈明,当然也就不会再写了。记得当时也拟了一些章节标题,例如套用王国维“独上高楼,望断天涯路”、“衣带渐宽终不悔”三部曲以及“黎明期的呐喊”、“原意难寻,六经注我”等等名目。其中也有一段要写在北大的光景,北大那几年单调、穷困的“养病”(我当时患肺结核)学生生活,仍然留给了我许多记忆,那毕竟是我的青春岁月。今日重来此地,确是物是人非。物也变了许多,但依稀旧貌,还能找到;人却或老或死,完全不同了。“年年岁岁花相似,岁岁年年人不同”。我不久前曾这样即兴举杯与一位年轻女孩子相互祝贺,将“人不同”随口改为“人亦同”。她很高兴。但我们都知道,青春毕竟是留不住的。那么就努力留住能够代表青春代表鲜花代表真实代表意义的世上真情,又如何呢?这是不是应该算作人间最可珍贵的?
  那么,这本书如果在胡拉乱扯中,在谈玄论学中,经过非常自然的交谈,从某种意义上也能保留一点点人世真情,不也就有了出版的借口么?也为了这,陈明要发些照片,由他从我的相册里挑选了一批。
  陈明要我写序,又胡说一通。但说得如此煞有介事,作古正经,实在有点可笑。
  没办法,是为序。


  • 整理者:绝情谷  2009年3月TO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