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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影《天云山传奇》的风风雨雨

作者:朱安平







  摄制于1980年的电影《天云山传奇》,系根据鲁彦周的同名中篇小说改编,由谢晋执导,是我国第一部触及“反右斗争扩大化”题材的影片。在它诞生之际,正值粉碎“四人帮”之后不久,整个社会尚处在百废待兴、百业待举的阶段,思想解放运动刚刚起步,人们在思考为什么“文化大革命”兴起,并由此溯及1957年的“反右”之类的既往政治运动。影片《天云山传奇》正是这一“反思”热潮的产物。它一出现便引起了强烈的社会反响,不同评价激烈交锋,甚至险遭“枪毙”噩运。
  
  鲁彦周冒险写“反右”
  
  鲁彦周1928年生于安徽巢湖之滨,因家庭生活清贫,高中没有读完便辍学,解放初期参加革命工作并走上文学道路,1954年开始发表作品,1957年起从事专业创作,曾创作饮誉一时的独幕话剧《归来》、电影文学剧本《凤凰之歌》等以及一些短篇小说。在这些作品中,他一方面注意反映新中国欣欣向荣的气象,一方面也坚持自己对社会现实的独立思考,因而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到冲击。“文化大革命”结束后,鲁彦周接连创作出包括《天云山传奇》在内的多部颇有影响的中、长篇小说和电影文学剧本。
  小说《天云山传奇》的酝酿始于1978年底至1979年春,正值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前后,随着“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大讨论蓬勃开展,冲破“两个凡是”僵化教条已呈不可阻挡之势。其时正在北京参与电影剧本《柳暗花明》最后修改定稿工作的鲁彦周,亲身感受到社会处于巨大转折之际所特有的激荡热烈气氛。他常常在晚上从所住的北影招待所乘坐22路车来到天安门广场,旁听在那里进行的大辩论,观看张贴在西单的大字报。尽管回去往往已是午夜,鲁彦周却丝毫觉察不到天气很冷,反而深受正在涌动的反思历史潮流感染,心里热乎乎的,与一些来往较多的文艺界人士议论起来,大家也都是慷慨激昂。
  这一切使鲁彦周敏锐地意识到,正在走向深入的拨乱反正给社会变革带来了希望,国家形势和个人命运都处在历史的交汇点上,作为一个文学工作者应该鼓起勇气,用自己的笔为转折年代留下点什么。这样,一个虽粗浅却很强烈的意念由此产生:通过文艺作品歌颂三中全会精神,批判一些阻扰三中全会精神贯彻的人;同时写一些人物的命运和遭遇,通过他们的生活、工作和爱情,告诉人们过去的某些错误再也不能让它发生了。他很快作出决定:写一部带有总结性的作品,而且就从“反右”开始写。后来在回顾这一段经历时,他坦言:“我认为历史走到这一步,必须进行总结了,历史进步的潮流是谁也阻挡不住的。我觉得我可以把过去所思考的东西写出来了,可以冒这个险了。”
  
  之所以要从“反右派”开始写,是因为鲁彦周深刻感到,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我们的政治生活是极不正常的,无休止的政治运动,影响了多少人的命运。他就曾亲眼看到一些有才华的对党无比忠诚的同志,一夜之间变成了“阶级敌人”,看到幸福的恋人们流着眼泪在强大的压力下分手,当然也看到一些人依靠一次又一次运动飞黄腾达。后来写入《天云山传奇》的,就是鲁彦周所熟悉的人和事。被认为名曰“传奇”所在的冯晴岚这样一个心灵美好的“奇女子”,是他60年代初在安徽岳西县挂职担任公社书记时亲自遇到的一个原型。当时,他背着包在大山里面踏访,饿得受不了时突然看到几间茅草房子就奔了过去,看到一位小学女教师,深谈中得知原来她是从城里来的,她丈夫出去砍柴了,是个搞地质的知识分子,正在被监督劳动。鲁彦周问她为什么嫁这个男人?她说:“他是个好人。社会上、组织上把他当反革命,我不把他当反革命,我就认为他是难能可贵的人。不管怎么受苦,我都爱他。就是一直在大山里面呆着,我也心甘情愿。”鲁彦周吃了她煮的山芋,也为他们的命运而感慨不已。而像罗群那样有着知识分子和党的干部双重身份,年轻、正直、比较有思想的人,“反右”时因坚持自己意见、敢讲真话吃大亏。类似吴遥之类的人整起人来从不手软,但到了“文化大革命”虽也挨整成了“走资派”,但他从不自我反省,总认为自己被整是冤枉的,而自己整别人则是正确的。当然,鲁彦周作品中的人物已经过加工艺术化了。
  所谓“冒险”,是因为《天云山传奇》是最早触及1957年“反右派”运动扩大化这一问题的小说。在写作这篇小说之时,全国范围为错划“右派”平反尚未正式开展,然而对于历史的深刻反思、在基层生活的丰富见闻、为促进社会进步承担职责的应有良知,驱使鲁彦周于1979年初动笔,仅仅20多天就完成了小说初稿。
  虽然鲁彦周开始并没有对外透露自己的这一创作想法,但是作品出来后还是碰到好心人的告诫:“你这种构思以及你所要表现的人物涉及到‘反右’斗争,这既不是‘四人帮’也不是林彪死党的问题,现在连短篇小说都还没有接触到这类问题,你冒这个风险有什么必要?”对于这种告诫,他曾坦言:“我思想上也不是没有触动,但我是党培养多年的作家,知道什么是对党有利的、什么是不利的。我相信我可以掌握,何况我写的是人,并不是对运动的政治总结。”他认为,文学也好,电影也好,都有帮助人们认识生活并影响生活的任务和功能,真实是它们的生命。作品里所写的是自己眼前活跃着的人物的命运,是历史的产物,他们的命运不是个人的,因此表现他们就不只是他们个人的悲苦与欢乐,从他们身上正可以发掘一个作家应该发掘的生活的真理,为什么不可以表现呢?因而当安徽筹办大型文学期刊《清明》杂志,陈登科和鲁彦周等相约每人拿出一篇自己认为比较好的稿子时,他毅然将《天云山传奇》出手,公开发表在1979年初出版的《清明》创刊号上。
  
  谢晋顶着“压力”拍片
  
  小说《天云山传奇》尚未公开发表,就被时任上海电影制片厂副厂长石方禹看中,并且敦促鲁彦周尽快改编成电影剧本。厂长徐桑楚非常支持这件事情,特地派了一位老编辑专程到合肥具体洽商。尽管鲁彦周早已是文学、电影剧本两栖作家,并有显著成就,但仍将改编作为再创造过程精心对待,除了根据视觉艺术特点对原著的冲突、结构、情节等进行“电影化”,更多地在人物塑造上花力气、下工夫,加强和丰富感情、心理、行动等方面描写,力求更加深刻、细腻、精致。
  剧本初步通过后,先以《风雨杜鹃红》为名发表于上海的《电影新作》1979年第5期,正式拍摄时又恢复原名。上影厂曾征求鲁彦周意见由谁来导演,他毫不犹豫地首推谢晋。因在“四人帮”横行时期,他们就曾有约,将来有机会一定要合作拍一部片子。鲁彦周的提议与上影厂领导的考虑不谋而合。当时谢晋正在拍《啊!摇篮》,厂里为此推迟了《天云山传奇》的开拍,以便谢晋接手。
  让谢晋来拍《天云山传奇》,的确是上影“知人善任”之举。早在1954年,谢晋就与长影的林农、北影的郭维作为30岁左右年轻有为的副导演,在电影界首批被提升为导演,能与在解放区多年从事影剧工作的“老革命”并驾齐驱,说明谢晋政治上颇受信任,业务上亦有过人之处。随后,谢晋接连拍出《女篮5号》、《红色娘子军》、《舞台姐妹》等力作,这使谢晋当之无愧跻身优秀导演之列,也因而使他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尽磨难。更具特殊意义的是,在“反右”运动中,谢晋因日夜赶拍《女篮5号》而未参加“鸣放”,幸免卷入政治运动,但他所参与的为贯彻“双百”方针而组成的创作集体——“五花社”却牵扯进去,正、副社长石挥、白沉以及成员沈寂被戴上“右派”帽子,石挥还被定为“极右分子”。谢晋与这些视艺术为生命的前辈或同辈有着深厚创作情谊,他们都曾为《女篮5号》拍摄出谋划策。这些现实之中“罗群”们的遭遇,在谢晋心灵留下的深深创伤和无尽思索不言而喻,《天云山传奇》对他可谓“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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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整理者:绝情谷  2009年3月TO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