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12期

“潘扬案”中的扬帆一家

作者:李 琼 口述 董洁心 整理







  扬帆,1937年参加中国共产党,曾经在新四军和华东局中担任重要职务,新中国成立后任上海市第二任公安局长。然而,在20世纪50年代,扬帆因所谓“潘汉年、扬帆反革命集团案”而蒙冤25年。在这期间,我作为妻子和几个儿女顶着巨大压力,一直在寻找他的踪迹,直到把他拉回亲人的身边。
  
  年末的最后一天失去自由
  
  1954年,对于曾经的上海市公安局局长的扬帆来说,是一个不祥的年份。1953年底,他被免去所有行政职务,整整一年赋闲在家。1954年的最后一天,扬帆和家人在家中团聚小酌,希望来年能够顺利。正在这时,一个电话打到家里。打电话的是时任上海市公安局局长的许建国。接过电话后,扬帆很高兴,三口两口吃完饭就往房间里跑。等到再出来的时候,他已经换了件灰色的罩衫,那是他外出的服装。他来到我身边,轻轻地说:“许建国从北京回来了,他叫我到他家里去一趟,可能我的问题要解决了。”当时许建国和时任上海公安局常务副局长黄赤波一同去北京开会,开会的具体内容已经被免掉行政职务的扬帆自然无法知晓,但他们一回上海就找扬帆,可见一定是带回了跟扬帆有关的消息。
  这天晚上扬帆出门的时候是兴冲冲的,他觉得是好消息,因为他对自己以往的行为有信心,正所谓“不做亏心事,不怕鬼敲门”,他相信有关他的种种问题都会一一解决。
  走的时候,扬帆和我没有道别,然而这一别就是25年。
  扬帆是带着警卫员坐汽车走的,没想到走了没多久,他的警卫员就回来了。他跑到我的房间里面,非常紧张地说:“李琼同志,首长出事情了。”原来,汽车并没有把扬帆送到许建国家里,而是去了隔壁的岳阳路俱乐部。扬帆从汽车上下来,警卫处的人就对他的警卫员说:“你回去吧,这里没有你的事了。”警卫员看到扬帆被两名警卫处的人架着进去了。
  听了警卫员的描述,我当时非常紧张,但是在警卫员面前,我还是故作镇静。我对警卫员说:“好的,你回去休息吧。”我独自等扬帆的消息。到晚上10点,警卫处长到我家里来,他说:“李琼同志,扬帆要到北京去开会,你准备一些衣服。”还说这次开会可能时间比较长,春夏秋冬的衣服都要带一些。当时听了这个话,我根本不相信扬帆是去开会,我心里明白,扬帆不是被隔离就是被逮捕了。然而在当时的情况下,这个疑惑没法问出口,只好给扬帆整理了一箱子衣服,让警卫处长带去。
  事实上,扬帆被架进岳阳路俱乐部以后,上了二楼,也的确见到了许建国等人。然而这时的扬帆已经知道等待他的并不是好消息,因为所有人都板着脸,没一点儿笑容。许建国向他宣布:“中央已经来指示,决定要审查你,要我们把你送到北京去。”扬帆听了这个话,心里就明白了。他当时说:“那我回家去准备一下吧。”许建国说:“你不用回去了,叫人到你家里去取东西就行了。”
  
  这一晚,我是在不安中度过的。第二天上午,也就是1955年的元旦,许建国把我叫到他的家,对我说:“李琼同志,扬帆到北京去开会了,这件事你对任何人都要讲是开会,对家里人也是这样讲。”又说,“你小孩子比较多,你要把孩子好好带好。”虽然许建国并没有告诉我什么情况,但这些话更加证实了我的猜测:扬帆一定遇到了不好的事情。然而同在公安局工作,我知道这些事情如果组织没有明确告诉你,是不能问的。我一个人回到家,冥思苦想,怎么也不明白扬帆究竟有什么问题。回想到几个月前,我曾经问过扬帆这个问题。
  那是1954年9月的一天,当时公安局召开了一个科长以上的干部大会,这个大会实际上是针对扬帆的批判大会。开始是叫扬帆作自我检查,他作完检查以后,就让他回家,不允许他参加之后的会议。会议之后的内容是大家批判揭发扬帆,主要说他对一些反革命分子和特务分子该抓的不抓,该杀的不杀,说他包庇这些人。讲到后来,有的人上纲上线,说扬帆这样做不是国民党的代理人,不是美帝国主义的代理人,是无法理解的。我当时在场,听到了这些话很紧张,也无法理解,更无法辩驳。会后,许建国把我叫到后台,对我说:“今天会上的事情,你一句也不许向扬帆传达,你要用党性来保证。同时,你这几天要注意扬帆的活动,如果有不正常的事情,你要立刻打电话告诉我。”我回去后没有同扬帆提会上的事情。然而我一直心神不安,忍不住对扬帆说:“老扬,你是公安局长,你对党的政策比我要懂得多,我只是一般干部。但是,你心里真有话的话,我希望你找个人谈谈,像谭震林这样的同志,沟通沟通。”没想到扬帆听了这话非常生气,他马上跳起来说:“连你也不相信我了?”他说:“我告诉你,我该讲的都讲了,该说的都说了。如果有人认为我还有问题,哪怕十年、二十年,我都奉陪到底。”
  没想到,扬帆这句话一语成谶,他果然付出了25年的时间,才证明自己的清白。
  
  生离之后是死别
  
  在扬帆被带走的四个月后,也就是1955年4月,黄赤波来到我家,他带来的消息对于我来说无异于晴空霹雳。他告诉我:“扬帆被逮捕了。”听到这个消息,我差点昏过去,原本还抱有的一丝希望完全破灭了。
  在这几个月中,扬帆在头一两个月之内还来过四五封信,都是经过公安局转的。他在信里只字不提自己的问题,只是问问家里老的好吗,小的要当心,再就是问问我身体怎么样。讲到自己,只说组织对他照顾得很好,他具体在什么地方,查他什么问题,一句不提。当时,我的回信也是通过公安局转去的,到了第三个月开始,就杳无音信了。
  扬帆被捕后,我翻来覆去想,扬帆是否有反革命的痕迹和可能,然而我怎么也想不出来。当时也有组织来找过我,叫我到党校去学习。我去了以后才知道,是到党校接受审查,叫我交代扬帆的问题。然而交代来交代去,我也说不出扬帆可能成为反革命的任何事情。
  几乎就在宣布扬帆被捕的同时,“潘汉年、扬帆反革命集团案”震动全国,那是1955年。面对突如其来的打击,我一家人不知所措。祸不单行,刚刚经历了生离,马上又要面对死别。
  扬帆走后,我一直瞒着扬帆的父母,老人家身体不好,受不了这个打击。然而在扬帆走后大概一个月,他父亲有一天忽然对孙女小殷说:“你妈妈说你爸爸去开会了,是骗我们的,他失踪了。”这时老人已经猜到儿子出了意外。到了5月,老人高血压的毛病突然加重,引起脑溢血,我把他送到医院之后两三天就去世了。
  老人走后,我很伤心。两位老人是1950年来到儿子家的,到扬帆的父亲1955年去世,我们差不多一同生活了4年。当时作为公安局长的扬帆,待遇不错,有两部汽车,一部是扬帆坐的,一部是警卫的。虽然有两部车子,但是4年多时间,扬帆从来没有用车子带我们到公园玩过一次,或者带我们到电影院去看看电影。因为扬帆的工作实在太忙了,以至没有时间陪伴父母,这是他对父母永远的愧疚。
  在扬帆的父亲去世后,和我们同住的扬帆的姐姐,在9月因为肝硬化腹水也去世了。第二年,扬帆的母亲也因为丈夫、女儿去世、儿子失踪郁郁而终。一年之内一同生活的3个人去世了。
  然而到了1957年,我面对了扬帆走后最沉重的一次打击。我最小的儿子,扬帆走的时候只有2个月大,当时已经3岁了。一天,儿子突然发烧,我把他送到儿童医院去看,医生说是感冒,如果保险起见,住院几天观察一下。我当时心想,感冒不要紧,自己家里经济拮据,住院花费太大,另外自己上班脱不开身,没法在医院陪孩子。于是要了一点药,就把孩子带回了家。第二天,我还是照常去上班,等到第三天下班回到家,发现儿子还在发烧。到了这时,儿子已经连着3天发高烧,此时我有点儿急了,也顾不上吃晚饭,抱着孩子又到了儿童医院。那天晚上,医生再次建议住院,我同意了,在观察室住了下来。等到第二天,检查结果出来了,儿子得的是小儿麻痹。我听到这个结果心里很难过。而此时孩子神智还清醒,他对我说:“我要吃橘子。”我赶紧答应:“妈妈这就给你去买。”没想到等到橘子买回来,儿子已经死了,我手里的橘子掉落一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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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整理者:绝情谷  2009年3月TO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