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11期

山南包产到户责任制的前前后后

作者:刘一章 口述 黄雅玲 整理







  1978年11月初,山南下了一场小雨,湿润了土壤,麦菜受到了一场喜雨的催生,确实长势喜人。社员的心情受到极大的鼓舞,看到了希望。此外,群众在肥料上作起文章,积极收集各种肥料加强田间管理,促使来年有个好收成。
  
  山南:全省包产到户的试点
  
  山南不声不响搞起包产到户,这在省委机关引起了轰动。据说当时机关的人没有心思上班,都聚在一起议论纷纷,激烈争论。因为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关于农村问题的两个文件规定了“两个不许”(不许包产到户、不许分田单干——整理者注),所以山南的做法明显违反中央文件精神,还违反宪法规定,当时真是“大逆不道”。特别是有人写“人民来信”给万里,说我们的包产到户是“刘少奇路线的翻版”、“是曾希圣阴魂不散”等等。后来省委派人来山南调查,来调查的人也被山南农民的创造精神感动了,并向万里如实汇报了情况。
  1979年2月,春节刚过,省委工作组由省农委主任周曰礼带队,县里也组织工作组配合,一行30余人到山南宣讲中央关于农业的两个文件,即〔1979〕4号、5号文件。估计是省委想在下面有计划地搞责任制试点。工作组召开区直机关会议,传达贯彻中央文件精神。讨论中,省农委主任周曰礼说:“农村生产怎样搞上去,大家大胆设想;农村各种作坊是否可以给私人经营?”他要求参会人员各抒己见、畅所欲言。参加会议的同志也注意到,周曰礼是有计划地在引导大家怎样来改变生产方式,实现土地承包制。当时万里对农村改革确实有远见,他以超人的胆量,排除非议,支持包产到户。周曰礼要求到会的同志围绕包产到户这个主题大胆地讲。他说:一不打棍子,二不扣帽子,三不抓辫子,四不搞秋后算账。要解放思想,农业生产形势要多样化,怎么想就怎么说。但是到会的人总是怕字当头,顾虑重重。因为过去吃够了苦头,当时对情况都摸不透,所以只讲官话。周曰礼强调说:“三中全会路线是实事求是的,要尊重农民的创造精神。”
  第二天,我陪同工作组到刘老庄大队宣传中央文件。刘老庄的社员在讨论中情绪高涨,与区直会议上的情况就大不一样。他们说:“大锅饭”吃尽了苦头,“大锅饭”是绑家穷。有的说:一个队有100来口人,吃饭都靠生产队长一人,出力不讨好,真是难为他了。有的说:我们干一年口粮难以支回来,春耕大忙时争着要回销粮,人心涣散,怎么不闹家穷?更有人说:要想让我们有饭吃,富裕起来,分一份田地给我们社员自己耕种。要发挥大家智慧,不要把生产重担压在队长一个人肩上。政府只要规定几条对国家、对集体、对个人都有利的规定,加强检查就行了。大家七嘴八舌,气氛非常热烈,我们也很兴奋。这些都是我们想说而未敢说的话,让社员替我们说了,心情特别激动。
  通过两天的宣讲,山南区的群众一致要求包产到户。周曰礼立即回到合肥,向万里汇报情况。针对出现的情况,万里于2月6日召开省委常委会议。会上万里说:“我主张在山南公社搞包产到户试点!”并同时指出:“不宣传,不推广,不登报,秋后再总结。”这些精神是周曰礼主任当晚回到山南向我们传达的。第二天,他又召开社、队干部会议,传达了省委试点的意见,我们区的干部群众都拍手欢迎。万里的话一锤定音,山南公社因此而成为全省包产到户责任制的试点。由于我们牢记万里的“不宣传,不推广,不登报”指示,说实在的,当时我们也不想扩大影响。所以后来山南的包产到户反没有其他地方叫得响亮。
  
  山南成为全国关注的焦点
  
  1979年夏,我们山南获得大丰收,麦子突破3000万斤大关,超额完成定购任务。过去没有搞包产到户,即使是风调雨顺之年,每年上缴给国家入库的麦子只有60多万斤。夏季大丰收后,受到省委领导的高度赞扬,同时受到社会各界的高度关注。许多人都发表意见,有赞同的,有反对的,声音都很高。总的说,当时的学者、记者们对我们山南的责任制给予了大力支持。其中省政协委员、省政府参事郭崇毅就对包产到户有很大功劳,为山南人民作出了重要贡献。郭崇毅是山南金牛人,他善于体察社情民意,关心群众的疾苦,敢讲真话。20世纪50年代农业合作化运动时,他以省政协委员身份,来到肥西肥光高级社视察,后曾因如实向省委反映当地的浮夸风,被以“反对合作化、造谣破坏”的罪名,定为“现行反革命”,判刑12年。1962年,在李葆华当省委书记时得到平反。1978年秋天,我们悄悄地将土地划到户耕种,一下子把农民积极性调动起来了,播种面积不但没有减少,反而多种30%。1979年夏收比上年有大幅度增产,增加了2倍多。郭崇毅闻此欢欣鼓舞,他意识到肥西农民创造了一条解放农村生产力的路子,于是顶着炎炎烈日跑遍了全区各社。在农村,他不仅深入到农户家中调研了解,听取家乡基层干部和广大农民的意见,掌握大量的第一手材料,而且写出《关于参观肥西午季大丰收的报告》。他在报告中高度赞扬了山南农民的创造精神,肯定包产到户,还如实反映了广大基层干部和群众要求实行包产到户的愿望。同时坚信包产到户将会改变农民,给全农村带来新的气象,发出了打破“大锅饭”,给农民土地经营自主权的呼声。当许多人指责山南搞包产到户时,1979年7月,郭崇毅又不顾年老体弱,冒着盛夏酷暑,亲自赴北京将调研报告上送中央,对山南包产到户给予有力的支持,帮助山南人民树立了信心。
  其后,许多新闻单位都来到山南进行采访。当时主要有《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安徽日报》等,还有许多著名人物来肥西访问,报道山南的包产到户。那时山南很热闹,在全国很有影响,先后有很多省、市的领导来山南考察。1979年,万里来到山南,使我们坚定了改革的信心……
  
  改革中的碰撞
  
  1979年夏季获得大丰收,是山南人民受实事求是的务实精神的影响、先进思想的鼓舞而辛勤劳动的结果;各级领导支持,尤其是省委、中央一些领导的支持,促使山南人民坚定了对包产到户的决心。这一年对山南人民来说是不平凡的一年,是两种观点较量的一年,是摆脱穷困走向丰收的一年,也是破除“大锅饭”走向包产到户开始的一年。当我们坚定地按照实事求是路线前进时,在山南周边地区的县、区、社及社会上的舆论给我们的压力很大,他们对责任制的非议很多,言辞非常激烈。特别是在与山南区交界的地方,有的架起高音喇叭,整天高喊“坚决抵制肥西的单干风”;有的就在地界上竖起牌子,上面写着这些字。就连有些路过肥西的客车上面也写有坚决抵制肥西单干的字样。即使是在本县内,大多数干部也不赞成,主要是怕犯方向、路线错误。有些集体家底比较厚的公社,坚决不准社员搞包产到户。有一个公社书记在大会上说:“筑防浪墙,打拦洪坝,坚决顶住单干风”。许多社员跑去论理:“山南能搞包产到户,为什么不给我们搞?我们搞犯不犯法?”这个领导就说:“我不准你干也不犯法!”此外,还有一些重要媒体对我们进行尖锐的批评。当时的山南,包括肥西都是四面楚歌,县委更处在旋涡之中。
  一天下午省委书记王光宇从肥西县小庙区打来电话,其内容大体上是:你们区搞包产到户不能动摇,要定下来大胆干。你们夏季不是已获大丰收了吗,秋季不也是丰收在望了吗?省委在一个区搞试点,即使搞不成功,也不影响大局;如果搞成功影响就大了!当时邓小平来安徽视察,由王光宇陪同邓小平上黄山。我估计王书记向邓小平汇报了我们山南包产到户的情况,所以给山南区委打来电话。既然省领导如此表态,我们也就意识到邓小平对包产到到户可能是支持的,心中的石头才算落地。
  秋季我们山南区又获大丰收,全年总产量达亿斤。大旱之年得到全面高产,如此的大丰收创了历史奇迹。分析其原因,主要是分户经营使产量倍增。这是对国家、集体、个人三方面都有利的好事。当时人民群众发自肺腑地说:“翻身不忘毛泽东,致富不忘邓小平”。但是,我们更不忘万里在农村的改革,不会忘记他冒着政治风险,让山南农民搞包产到户,使农民因此能够吃饱饭,开启了改革的航船。
  此后,虽然仍有曲折,但是包产到户走向全国,成为不可阻挡的潮流……
  
  (责任编辑 谢文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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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整理者:绝情谷  2009年3月TO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