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12期

学雷锋活动是怎样兴起的

作者:彭定安







  学雷锋活动已经持续40多年了。一个全国性、具有广泛群众性的活动,能够持续这样长的时间,绝不是偶然的。可以说,这一活动的内容本身,具有群众性,容易为群众所接受,满足了时代的需要。然而,这个持续不断的群众性活动,最初是怎样兴起的呢?
  毫无疑问,这个活动是由于毛泽东题写了“向雷锋同志学习”的题词而广泛开展起来的。但是,毛泽东是怎样知道雷锋事迹并题词的呢?尤其是,雷锋这个典型,是如何第一次全面被描述和颂扬“成型”的呢?这些是不大为世人所知的。近年来,众多媒体多次报道关于雷锋宣传的最初情况,但对此大多也是语焉不详。现在,当事人逐渐离去,知道真相的人越来越少了。我愿以直接当事人的身份,提供一些历史细节,以供读者和史家参考。
  
  “获得重大信任”:接受报道雷锋的任务
  
  事情经过要回溯到上世纪的60年代初期。
  那是1962年的年末,我当时在《辽宁日报》政教部文艺组做编辑工作。但我当时的政治身份和称谓为“摘帽右派”,职务是二十级的干事,是隐形人,可以编稿、写报道、写文章,甚至写社论,但不可署名。这年,我自1948年离家、1949年参加革命,已经15年没有回家。当时政治气候有些松动,我便请假回故乡鄱阳探亲。临动身前一天,忽然接到副总编辑邢真的通知,要我去接受紧急任务。他说,现在有一项紧急任务要你去完成。先进战士雷锋牺牲了,报社决定大力宣传。他说:“雷锋是和平建设时期的英雄。”“我们要发一篇大通讯,领导商量,决定由你来写,一周完成”。他又说,你要回家探亲,先推迟几天,完成这个任务再走。我倍感荣幸,当然愉快地接受了这个光荣的、对于我来说更是“获得重大信任”的任务。邢真告诉我,具体任务由霍庆双布置。霍庆双是政教部副主任,具体负责军事报道。我去到霍庆双处,他交给我一份油印材料,是雷锋所在团俱乐部主任所写。他说,已经联系好你去抚顺部队采访、参观雷锋事迹展览等事宜。
  这时,我才知道此前的事情经过。原来雷锋牺牲后,雷锋所在团驻地抚顺市,即展开了大宣传。当时的抚顺市委书记沈越给《辽宁日报》总编辑殷参打电话,建议《辽宁日报》宣传雷锋事迹。殷参接受了这个建议并且十分重视。这样,《辽宁日报》编辑部就组成了一个分工明确、规模比较大的临时报道班子,一部分人写消息和通讯;一部分人撰写社论及其他配发的言论;军事报道组则负责整理、挑选雷锋日记、笔记发表。殷参抓总,邢真负责战役指挥,霍庆双在一线调度和初审稿件。由我撰写大通讯,是殷参点的将。本来,我在文艺组工作,与军事报道不沾边,又是“摘帽右派”,与此事应是无缘的,只因我是报社里所谓的“快手”,任务紧急,就用上了(以前也曾多次分配我完成这样的紧急任务)。
  应该说,当时抚顺市委和辽宁日报社领导是具有很高的新闻敏感性的,他们所作的努力对于学雷锋活动的兴起,是有历史功劳的。比如抚顺市委书记沈越,是最早的学雷锋活动的发动者、推动者,这是现在很少有人知道的;又如,辽宁日报社的殷参、邢真、霍庆双,对于雷锋报道的重视,组织报道的用心与努力,对雷锋精神的正确把握,从新闻业务来说,从历史来说,都是功不可没的。如果没有他们的重视和有力地组织大规模报道,也就没有以后的一切,雷锋也许就沉埋在历史长河的河床底了。
  
  “伟大出于平凡”:正确把握雷锋报道的关键
  
  我在接受任务之后,便投入采访活动,又去参观了雷锋事迹展览。经过一段采访活动,我形成了一系列认识与想法。当我走出雷锋事迹展览大厅时,一个直感的想法是:“雷锋不死,能当将军。雷锋永生!”而当整理掌握到的资料后,我的系统认识是:雷锋是一个热心肠的人,愿意在任何时候、任何地方帮助需要帮助的人。他的英雄形象,是由一件件小事构成的。“做好事”、“助人为乐”是他的最大特点。“伟大出于平凡”,这就是雷锋。雷锋之所以能如此,成为“这一个”,是因为雷锋在旧社会经受了超乎常人的苦难,对旧社会具有超乎常人的恨,因此,对于新社会,对于共产党、毛主席,有一种超乎常人的爱。出于这种炽烈的爱,他随时随地表现出爱心和助人行动。这时,我本可以写作通讯了,但是,由于雷锋不在了,没有直接采访他,缺乏感性的材料,有些事迹也缺乏现场感。这样,我就想到了写了一本油印材料的那位俱乐部主任,于是便约见他。在一个寒冷但晴朗的冬天,我们在辽宁日报社编辑部里见面,他谈了一些雷锋在世时的情况,我又问了一些材料中写到的事情的具体过程和细节。
  我怀着激动的心情写作。我决定以“传略”体式来写,即按苦难童年→解放、参加工作、参军→一系列事迹表现→不幸牺牲这样一个进程来写,因此,用了循序而进表现发展进程性的小标题:“血泪九年”→“新生”→“启蒙”→“斗争”→“熏陶”→“苦学”→“功业”→“入党”→“向前进”→“谦逊”→“永生”。整个叙事尽量采用文艺笔法。我确定题目为:《永生的战士》。写完,我署上了那位俱乐部主任的名字,然后拿去交给一线调度霍庆双。我至今记得,我在走廊上碰见霍庆双,把稿子交给他。他一边向他的办公室走,一边看。他忽然说:“这稿子不是你写的吗?怎么没有你的名字?而是他?”
  这一情况,霍庆双曾经在一篇文章中也提到过。他是这样说的:
  老彭……带着深厚的感情写出了长篇的深刻、生动、感人的报告文学《永生的战士》。在发稿时他没署自己的名字,我问他:“你写的为什么不署名?他说:“不用署名。”我说:“不用真名,那就用个笔名吧。”这样,《永生的战士》就用波阳的笔名发表了。
  我的故乡鄱阳当时改名为波阳(现已改回),因我即将回乡探亲,故仓促间就用了故乡的名字做笔名,写在那位俱乐部主任、我的“合作者”的名字之后。
  稿子排印小样后,我寄了一份给我的“合作者”。第二天,他就回了电话,说写得很好,我没有写,还署了我的名字,我没有意见,等等。
  《永生的战士》由我和我的“合作者”联合署名,1963年1月8日在《辽宁日报》上发表了。发表当天,这篇报道就在辽沈地区引起巨大反响。一位老朋友从文笔上看出这篇报道是我写的,来电话表示震动很大,周围的人们也反映强烈。当晚,我就和全家人登上赴京的列车。
  我在鄱阳度春节,过了元宵节北返沈阳。回来后,得知在这半个多月中,发生了一系列事情。大通讯发表后,《辽宁日报》又发表了整版的雷锋日记和笔记,这些文字引起了广大读者对雷锋的更大兴趣,更尊敬和热爱他了。大量的读者来信涌向编辑部,《辽宁日报》连日选发各阶层具有代表性的来信。我的“合作者”原已决定转业,现在则作为雷锋生前战友,去京为部队领导机关作报告。与此同时,《人民日报》约我为他们撰写雷锋报道,《人民文学》为我请半个月创作假,专为他们写长篇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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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整理者:绝情谷  2009年3月TO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