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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五大召开的前前后后

作者:李 颖







  长期以来,在关于中共五大召开的背景、代表们如何在险要形势下奔赴武汉、会议的主导者及陈独秀的连任等问题上,或者情况不清,或者意见相左,围绕着中共五大诸问题的讨论从未间断。
  
  中共五大在极端严峻的形势下召开
  
  1927年4月28日,中共五大召开的第二天,38岁的李大钊在北京西交民巷京师看守所被杀。《晨报》留下了这位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从容赴难的遗照,也留下了这样的记载:他身“着灰布棉袍,青布马褂,俨然一共产党领袖之气概”,“态度极从容,毫不惊慌”。
  李大钊牺牲在中共五大召开之际,这是当时严峻形势的真实写照。4月6日,奉系军阀张作霖不顾国际外交惯例,在北京出动军警袭击苏联大使馆,逮捕了李大钊等20人。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了反革命政变。随后,江苏、浙江、安徽、福建、广东、广西等省相继以“清党”为名,大规模捕杀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仅广东一地,被捕杀的就达2000多人,包括著名的共产党员萧楚女、熊雄等在内。阎锡山在山西,刘湘在四川,也纷纷进行“清党”,并表示拥护南京政府。与此同时,北方的奉系军阀张作霖也捕杀大批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曾经轰轰烈烈的大革命遭受局部失败。
  1926年底到1927年初,随着北伐的胜利进军和国民政府迁都武汉,革命中心逐渐转移到武汉,党的一些领导人吴玉章、林祖涵、恽代英、彭湃、毛泽东、瞿秋白、刘少奇等先后到达武汉。他们同原在湘、鄂、赣地区工作的董必武、方志敏等会合在一起,继续与在武汉的国民党人合作。
  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发生后,国内局势迅速逆转。除以张作霖为首的北京政府外,蒋介石于4月18日在南京另行成立“国民政府”,与武汉的国民政府相对立。这样,全国出现武汉、南京、北京三个政权互相对峙的局面。这时的武汉政府虽然基本上还是革命政府,但内部情况日趋复杂,各种矛盾和危机相互交织。
  在1927年4月上旬陈独秀等到武汉后,在鄂的一些中央委员在鲍罗廷、罗易、维经斯基的指导下,开始正常举行中共中央会议。此时,上海蒋介石、李宗仁新军阀势力及广东李济深粤系军阀已经发动反共事变,革命力量局促于两湖地区,北方的冯玉祥集团正在宁、汉两边周旋要挟,但倒向蒋介石右转的倾向愈来愈明显。
  当时,武汉政府还保有湘、鄂、赣三省和河南一部分地区,拥有十几万正规军和许多工农武装。这些地区的工农群众运动,仍在继续发展,但也遇到了严重的困难。在帝国主义支持下,蒋介石勾结其他军阀,对武汉地区实行包围和封锁。在帝国主义、蒋介石反动集团和买办地主豪绅等反动势力的内外夹攻之下,武汉政府以汪精卫为首的国民党内部发生了严重的动摇,武汉政治形势日趋紧张,各类矛盾集于一身。武汉政府虽然大喊打倒新军阀,开除蒋介石的党籍,但其行动却日益向右转。
  这样,武汉革命形势出现极为复杂、于左派十分不利的局面,内部的分化瓦解开始加剧。罗易当时为共产国际驻中国代表团的主席,是中共的顶头上司;鲍罗廷则是苏俄政府驻中国的代表,是武汉国民政府的政治顾问,手中掌握着苏俄政府的经济援助与军事援助,是武汉政权的核心人物,他们两人的观点往往左右着中国政治局势的发展。可惜在此严重关头,两人的政策、方案并没有切实的成效,只是流于冗长的辩论。代表们秘密赶赴武57
  中共五大代表确定后,怎样才能安全地到达武汉?这在蒋介石刚刚发动反革命政变、白色恐怖严重、国民党到处捕杀共产党人的情况下,是一个难题。
  据郑超麟回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发生后的第二日或第三日,陈延年、李立三、聂荣臻来到了他的住所,陈延年还带来了中央的一个命令:尚留在上海的中央工作人员,宣传部郑超麟、农民部罗绮园、妇女部杨之华,“速即到汉口去”。于是,郑超麟与陆定一作伴,“恋恋不舍地离开上海去武汉了”。
  他们同乘英商怡和公司轮船。在船上,大家都以为陆定一是郑超麟弟弟,因为他们穿的西装是同样的衣料,由同一个西服店缝制的。
  船上客人装得满满的,前后有两条英国兵舰保护着这条船及其他几条船。
  陆定一也回忆说,他是1927年4月20日左右,和党中央做宣传工作的郑超麟结伴,由上海乘船去武汉的。其身边工作人员陈清泉在《在中共高层50年——陆定一传奇人生》一书中这样写道:
  当时,长江沿岸很不平静,中国招商局的轮船随时都可能被军队拦截,把旅客轰上岸。军队是不敢去外国轮船拉兵差的,检查也没有那么严格。陆定一他们乘的是英商怡和公司的轮船。这些外国轮船公司乘机大敲竹杆,一张统舱票竞卖到45块银元,顶上普通职员两三个月的薪水。轮船在南京、安庆靠岸时,蒋介石的军队都没有上来检查。九江是朱培德的地盘,四一二以后,朱培德没有立即对共产党员下毒手,直到6月6日才“欢送”(驱逐)共产党员出境,因此,轮船停泊九江时没有受刁难。一过九江,许多乘客都活跃起来,开始高谈阔论。一个奇怪的现象是,他们的政治水平都超乎寻常,有人对时局简直是了如指掌。原来乘客中有许多革命者,李立三、罗亦农、王荷波都乘这艘轮船,共产国际代表伍廷康(魏金斯基)和王明也在这条船上。
  郑超麟多年后还清楚记得罗大口(罗亦农)、李大炮(李立三)和“戴眼镜的老头子”王荷波当时的模样。他是这样描述的:
  走到左边去时,原来罗大口也在这船上。他仍是那样嬉皮笑脸的,同上面铺位的李大炮说笑话。一个喊“大口”,一个就喊“大炮”。他们两人又向旁边一个眼镜的老头子问长问短。老头子携带他的老伴儿以及四五个儿女,说是到汉口做生意的,他本在南京什么地方开鱼行。我们问他鱼的市价,问他哪种鱼味道最好。他就是王荷波。他的第三个弟弟王震东,在船上不同他打招呼,铺位隔得远远的。我同王震东在甲板上散步,我说:“你的哥哥真像鱼行老板。”他说:“你知道么,上海总工会副委员长杨普生也在这里。”
  统舱里有许多青年人,西装的,中装的,学生装的,问起来都是“卖水果的”,“做茶叶生意的”,“坐庄的”或是“贩瓷器的”。客人们蒙被而卧的很多,像郑超麟和陆定一在统舱、房舱、客舱和甲板各处乱走的很少很少。但这也只限于第一天。船过南京并不停留。过了南京之后,蒙被而卧的人把被揭开了,守住自己铺位的人也到甲板上走走了。
  一个“卖水果的”年轻人跑到郑超麟身边,问他:“听说郭沫若也在这船里,不知确否?”郑超麟很诧异:一个卖水果的人为什么关心郭沫若?“意外的意外”是,船到汉口,上岸时,伍廷康(维经斯基)从大菜间走出来,郑超麟同他点点头,他也同郑超麟点点头。
  这样,大家终于平安到达武汉。
  
  罗易是中共五大的实际主导者
  
  中共五大的实际主导者并不是时任总书记的陈独秀,也不是瞿秋白等其他中共领导同志,而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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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整理者:绝情谷  2009年3月TO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