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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西光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

作者:王炳毅







  1978年5月11日,《光明日报》在头版发表了署名“本报特约评论员”的重要文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旗帜鲜明地反对“两个凡是”,击中了“左”倾错误思想的要害,激起强烈反响。当年刚从上海调到北京担任《光明日报》总编辑兼顾问的杨西光,是推出这篇文章的主要筹划人之一,可谓功不可没。这是广为人知的。
  杨西光没有辜负邓小平等锐意推行改革的党中央领导人的期望,在晚年为党和国家做出贡献,绝非偶然。纵观他并不太为人知的一生经历,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
  
  在东北军里搞上层统战工作
  
  杨西光,原名杨训谟,安徽安庆人,生于1915年。他家在安庆算得上是书香门第,杨公馆在安庆大南门,当地人习惯称杨二府,乃是三进大宅院,青砖黑瓦,围墙挺高,古色古香,典型的江南徽派风格,门匾上“清白人家”四字据说是清道光年间皇帝所题赐。杨西光共有兄妹四人,即杨训浩、杨训谟、杨训武、杨训娴。杨西光自小勤奋好学,又受到家学熏陶打下扎实的文化基础。
  1935年,杨西光赴北京大学学习,参加了著名的一二九运动。国民党政府推行“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倒行逆施令民心大失。杨西光正是在这种背景下,思考国家民族与个人的前途。他选择了前往延安、投身于革命的道路。他和韦君宜等几十名男女同学几经辗转,历尽艰险来到延安,被分配到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学习。那时,杨西光尚不认识胡耀邦,但他听同学们说起过这个手不释卷、一有空就读书读报的抗大学员队领导人,虽很年轻(也是1915年生),但资历不浅,13岁就参加了红军,经历过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这令杨西光很钦佩,从此以后他的心里就对总是面带真诚微笑、一口湖南话的小个头胡耀邦留有良好印象。
  1936年9月,周恩来副主席在延安中央社会部第二办公室接见了杨西光和他的老乡兼抗大同学方艺林,表示中央拟派他俩去东北军上层做统战工作,问是否有困难。杨西光在一个月前已加入中国共产党。他当即向周恩来表示:服从组织分配,问题是从未与东北军将领打过交道,心中没底。方艺林也感到心中没底。方艺林年长杨西光5岁,安徽潜山人,曾在胡底领导的中共北方情报组当秘密联络员,出生入死。1935年,天津党组织遭到大破坏,多名党员被中统拘捕,方艺林也被扣押,所幸的是变节自首的姚蓬子并不认识他,也未乱咬他。方艺林经家属托柏文蔚(国民党皖籍元老,当时赋闲南京)出面才得以保释出来,并去了延安。周恩来取出两小叠油印的有关东北军情况的材料,要他们两人反复阅读,并交待他们的任务是尽快摸清东北军上层的思想动态,相机开展统战工作。方艺林负责缪征流、于学忠、王树常三位将军及各军部;杨西光则以张学良的新城大楼总部为工作中心,兼做王以哲的第六十七军、白凤翔的骑兵师等部队上层的工作。
  杨西光到东北军后,作为中共中央派驻东北军的联络员之一,他获准换上东北军军装,佩有中校军衔。张学良几次命副官将内部文件交给杨西光过目,并允许作部分摘录,其中有他与国民党陕西省主席邵力子的会晤纪要、国民党中央党部就东北军查封陕西省国民党党部而向张学良发出的抗议电文等。显然,张学良和中共合作是有诚意的。杨西光及时向上级作了汇报。杨西光还利用喝茶饮酒等交际方式接触东北军中高级军官,并多方了解下层官兵动态,工作做得很细致。1936年底西安事变爆发前,杨西光向中共中央发送重要的东北军高层动态资料100余份、分析材料20余份,其中包括对以孙铭九为代表的东北军少壮派军官的反蒋又抗日的分析及他们与王以哲军长的矛盾的材料、东北军炮兵师长黄永安暗中与南京的中央军将领陈继承、关麟征进行联络的绝密情报等。方艺林的工作也完成得很出色。西安事变获和平解决后,杨西光和方艺林都受到中共中央有关部门的表彰。七七事变后,杨西光服从党组织的安排,继续留在东北军内搞抗日统战工作三年。因张学良陪送蒋介石返回南京而被扣押软禁,东北军失去核心,六七个军被分到好几个战区。杨西光在东北军中发展了近百名中级军官加入共产党,并为维持若干东北军部队与所驻地区的八路军、新四军部队共同抗日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身为高级干部背上难卸下的思想包袱
  
  1949年上海解放后,杨西光随同华东野战军主力从苏南丹阳赴上海,奉命接管同济大学。他以军代表的名义执掌校务领导权,儒雅和气,待人真诚。进同济大学的第二天,他就带领几个军队同志去教工宿舍区登门看望好几位有名望的教授,与他们品茗谈心,听取意见。他的务实作风受到陈毅的表彰。
  1949年8月,杨西光调福建,任中共福建省委宣传部长、《福建日报》总编辑。他与时任福建省副省长后改任省委副书记的方毅建立了友谊,无话不谈。方毅是厦门人,小杨西光一岁,抗战时期曾任新四军五支队政治部主任、苏皖边区政府副主席等职。
  方毅告诉杨西光,当年方艺林曾在苏皖边区保卫部工作,性格开朗,能文能武,立场坚定,是一位相当不错的同志。殊不料1942年,组织上送他去大后方延安参加整风,他就再也没能回到苏皖抗日根据地!据说方艺林在整风中因曾在天津被捕等所谓历史问题而被康生定性为打入革命阵营内的敌特分子,被隔离办学习班屈打成招,还写了“认罪书”,结果被释放后不久就生了重病,郁郁而终。方毅连连叹息。而杨西光的心情更加沉重,度过了几个不眠之夜,须知方艺林是他的老乡、同学,还是同在东北军搞上层统战工作时的亲密战友啊!一个对党忠诚的好同志却莫名其妙地死于“抢救运动”,问题究竟出在哪里?
  1954年9月,杨西光调回上海,历任中共复旦大学党委书记、《解放日报》总编辑、中共上海市委候补书记兼市委宣传部长等职务。他仍保持开明务实的作风,与部下谈话,总是能倾听完部下的意见,而后再说出自己的看法。
  由于杨家在安庆是大户望族,杨西光的社会关系颇为复杂,尤其是有几位在台湾名气不小的亲戚。杨西光妹妹杨训娴20世纪40年代嫁给了在南京工作的台川泽,而台川泽的哥哥就是著名的五四进步作家台静农。台静农,安徽霍丘人,1902年生,早年肄业于北京大学,二三十年代与鲁迅关系密切,抗战胜利后去了台湾,曾任台湾大学中文系主任。台静农妹妹台川秀也去了台湾,在那儿成家立业。杨西光大嫂陆汉民的表妹孙多慈,曾是大画家徐悲鸿的弟子,和徐悲鸿有过一段闹得沸沸扬扬的师生恋,后因家庭反对,嫁给了国民党政府浙江省教育厅长许绍棣。1949年,孙多慈随丈夫许绍棣去了台湾。许绍棣在台湾很快失势,而孙多慈却以绘画而成名。
  20世纪五六十年代,国内政治运动不断,连杨西光这样的高干填写个人履历时都必须如实写明有无海外及港澳台亲戚关系,以供组织上审查。杨西光少不了要写上上述几笔。他颇有几分无奈,但这也没什么大不了的。最令杨西光不安的是1957年的反右派运动中,他在南京的长兄杨训浩,因响应党的号召,大鸣大放提意见而被打成右派分子。杨训浩解放前在国民党政府的粮食部工作,担任过淞沪地区督导员,精于业务,思想进步。1947年“反内战、反饥饿、反迫害”运动中,他曾保护过两名安庆籍的中共地下党员。解放后,杨训浩留在南京粮食局工作,搞业务颇有成绩。他心直口快,对一些党员干部欺上瞒下、谎报情况、坑害基层农民的错误行为很不满,平日就爱提意见,结果在反右派运动中被扣上帽子。杨西光大嫂陆汉民长期从事教育工作,历任中、小学教师,勤勤恳恳,受丈夫牵累也被定为右派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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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整理者:绝情谷  2009年3月TO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