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6年第5期

中国首次对外派驻公使风波

作者:雷 颐







  1876年,英国强迫清政府签订丧权辱国的《烟台条约》,其中一条是派钦差大臣到英国“道歉”,并任驻英公使。今人看来这是最正常、平常的一件事,可能认为与《烟台条约》中赔款、通商等项相比,不值一提。但在当年,这意味着承认“天朝上国”的崩溃,是有“天翻地覆”之感的大事。
  
  中国首次对外派遣常驻公使
  
  有外交关系的国家互派大使,这是近代国际交往的惯例和常礼。但中国向来以“天朝上国”自居,从无派大使到“属藩”之说。而近代以来中国屡遭西方列强侵略,一方面感到与“蛮夷之邦”的“洋人”打交道有失身份,另一方面又不能不屈从列强的压力和蛮横要求。这种对“洋人”既鄙视又恐惧的心理与坚持传统礼仪、中外从不互派大使的观念紧紧纠结一起,更不愿派遣驻外大使。互派大使,意味着承认“天朝上国”的崩溃。因此,第二次鸦片战争签订的不平等条约中,争论最大、咸丰皇帝和王公大臣最为痛心疾首的一条即外国公使驻京。1858年中英天津谈判时,中方代表曾表示皇帝宁可一战也绝不让步。但在英国代表与其将来北京挤满了外国军队、不如现在就痛快答应的武力威胁下,咸丰皇帝最终勉强同意,批准了《天津条约》。同意外国公使驻京的消息传来,清廷大员一片怒斥,认为撼动国体,“从来外夷臣服中国”,来华朝贡均不许久留,允许外国公使驻京是“不修臣节”。咸丰皇帝则又强调外国公使驻京是只准暂住,而且一切跪拜礼节,悉遵中国制度,不得携带眷属”;如果英、法两国以条约为依据一定坚持其公使常驻北京,则他们“必须更易中国衣冠”;同时又要中方谈判代表改订部分条款。英、法侵略者拒绝改订条约之议,决心以武力将其公使“送人”北京。1860年英法联军攻入北京,焚烧圆明园,咸丰皇帝仓皇出逃,不得不接受侵略者的全部要求,外国公使史无前例地开始常驻北京。
  但是,以后的十几年中,中国仍一直没有外派驻外大臣。对此,西方列强一直不满,认为这表明清政府仍以“天朝上国”自居。所以在中英因“马嘉理案”谈判时,英方一直坚持中国要派钦差大臣到英国“道歉”,并任驻英公使。清政府不得不答应。
  《烟台条约》规定中国必须派高官出使英国,但派谁出去却是清政府的一大难题。因为当时人们不仅将出洋视为畏途,更将离开“礼仪之邦”到“蛮夷之邦”视为奇耻大辱,出洋者将名声扫地,很难找到愿意出洋的高官。同时,出使者又必须懂“洋务”,在清政府的高官中懂洋务者实在太少。
  选来选去,清廷决定派在政坛几起几落的郭嵩焘(字筠仙)担此重任,因其向以懂洋务著称。早在1856年春,他随曾国藩帮办军务时到过上海,对西方的种种器物和某些制度有感性的了解,并认真研读了一些使他惊讶不已的西方自然科学图书,倾心西学,后来一直参与洋务。他曾大胆提出由商人办理近代企业,在当时被人视为惊世骇俗之论;在洋务派与顽固派的斗争中,他以自己的学识不遗余力为洋务派辩护,成为洋务派的重要一员。1875年初,辞官在家闲居8年的郭嵩焘在李鸿章的推荐下,又作为懂洋务的人才奉诏来到北京,并被慈安、慈禧两太后召见,不久被授福建按察使。而“马嘉理案”几乎同时发生,最终中国向英国派驻公使,具体人选就是郭嵩焘。
  中国对外派遣常驻公使,是中国走向世界的标志,当然,这是在屈辱中被迫走向世界。
  
  《使西纪程》引起的一场轩然大波
  
  郭嵩焘被任命为出使大臣的消息传来,他的亲朋好友都认为此行凶多吉少,为他担忧,更为他出洋“有辱名节”深感惋惜。一部分人认为中国派使出去“徒重辱国而已,虽有智者无所施为”,郭“以生平之学行,为江海之乘雁,又可惜矣”。“郭侍郎文章学问,世之风麟。此次出使,真为可惜。”更多的人甚至认为出洋即是“事鬼”,与汉奸一般,满城风雨,沸沸扬扬,有人编出一副对联骂道:“出乎其类,拔乎其萃,不容于尧舜之世;未能事人,焉能事鬼,何必去父母之邦。”当时守旧氛围极浓的湖南士绅更是群情激愤,认为郭嵩焘此行大丢湖南人的脸面,要开除他的省籍,甚至扬言要砸郭宅。而李鸿章却对郭嵩焘出洋表示鼓励、支持。为了表示“平衡”,清廷任命了坚决反对洋务运动的顽固派刘锡鸿担任副使。
  在强大压力下,郭嵩焘几次以告病推脱,但都未获准,终在1876年12月从上海登船赴英。行前,朝廷应总理衙门之奏请,诏命郭嵩焘将沿途所记日记等咨送总署。此举正合郭氏之意,他早就想将自己所了解的西方富强之道介绍给国人,使国人从“天朝上国”、视异域文明为异端的迷梦中惊醒。经过几十天的海上航行,他于1877年1月下旬到达伦敦,立即将这几十天极为详细的日记题名为《使西纪程》寄回总署。在日记中,他不仅客观记述了所见所闻,而且对这些见闻作出自己的评价,如见到一些港口每天上百艘轮船进进出出却次序井然,他不禁叹道:“条理之繁密乃至如此”;盛赞伦敦“街市灯如明星万点,车马滔滔,气成烟雾……宫室之美,无以复加”;从途经十数国的地理位置、风土民情、风俗习惯、宗教信仰,到土耳其开始设立议会、制定宪法的改革,苏伊士运河巨大的挖河机器,“重商”对西方富强的作用……全都作了介绍,尽可能让国人对世界有更多的了解,摆脱夜郎自大的状态。但总理衙门刚将此书刊行,立即引来朝野顽固守旧者一浪高过一浪的口诛笔伐,一时间群情汹汹,有人痛斥郭嵩焘对外国“极意夸饰,大率谓其法度严明,仁义兼至,富强未艾,寰海归心……凡有血气者,无不切齿”。“诚不知是何肺肝,而为之刻者又何心也。”“殆已中洋毒,无可采者。”有人以郭嵩焘“有二心于英国,欲中国臣事之”为理由提出弹劾他。有人上奏,认为应将郭嵩焘撤职调回:“今民间阅《使西纪程》者既无不以为悖,而郭嵩焘犹俨然持节于外”,“愚民不测机权,将谓如郭嵩焘者将蒙大用,则人心之患直恐有无从维持者。”由于找不到合适人选,清廷未将他召回,但下令将此书毁版,禁其流传。
  但在朝野的一片反对声中,李鸿章却对郭嵩焘的《使西纪程》表示支持。郭嵩焘出洋后,李鸿章与他密切通信。在1877年5月9日给郭嵩焘的信中,李鸿章说从总理衙门得到他的“行海日记”后自己“循览再四”,赞扬其“议论事实,多未经人道者,如置身红海、欧洲间,一拓眼界也”。在1877年7月11日的信中,他更鼓励说:“西洋政教规模,弟虽未至其地,留心咨访考究几二十年,亦略闻梗概”,20年来自己仍冲破重重阻力、克服种种困难兴办洋务,因此更感郭的“崇论闳议,洵足启发愚蒙”。在给他人的信中,李鸿章为郭甚抱不平:“筠仙虽有呆气,而洋务确有见地,不谓丛谤如此之甚,若达官贵人皆引为鉴戒,中土必无振兴之期,日后更无自存之法,可为寒心。”
  
  郭、刘之争
  
  李鸿章的支持,对面临巨大压力的郭嵩焘当然是莫大的鼓励。但身在国外,郭嵩焘还面临着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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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整理者:绝情谷  2009年3月TO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