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6年第3期

审判员智斗姚文元

作者:王文正







  1980年12月8日,第一审判庭审问姚文元。
  审判员史笑谈问姚文元:“起诉书指控你诬陷上海市委第一书记陈丕显‘是一个极其狡猾、阴险的反革命两面派,是无产阶级最危险的敌人’,‘上海党内组织了以他们为总头目的资产阶级顽固堡垒’,这是不是事实?”
   姚文元的回答令人一惊。
   他说:“我在1967年1月到上海的时候,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我对上海市委的领导人,有过攻击的言论……起诉书上说是张春桥、姚文元是这么讲。讲话只能是一个人讲,究竟是张春桥讲,还是姚文元讲,起诉书里边没有说清楚。”
   他并不正面回答法庭的提问,而是从另一方面反过来向法庭提出了问题。
   接着,姚文元就对起诉书上的一些“没有说清楚”的提法,从文字上对自己进行了辩解。
   这种以守为攻的做法,“四人帮”中只有姚文元能够具有这种能力。
   面对姚文元在文字上的故意挑刺,法庭宣读了经姚文元和张春桥审定的《评陈丕显的五次假检讨》:“该文第一页中说:‘中国赫鲁晓夫为首的资产阶级司令部在上海的代理人、上海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派陈丕显、曹荻秋、杨西光之流……’该文第二页中说:‘这一小撮无产阶级最危险的敌人’。‘陈丕显是一个极其狡猾、极其阴险的反革命两面派’。该文第十二页中说:陈丕显‘靠了他那一套反革命两面派的权术’,‘在上海党内组织了以他为首的资产阶级顽固堡垒’。”
   接着,法庭又宣读了张春桥1967年12月12日在这上面的批语:“已阅,等姚文元同志意见来了以后,就可以发表。退徐景贤同志。”
   这样的证据不可说是不充分。
   可是,姚文元却又提出了新的问题。
   他说:“这一篇文章不是我去组织的,是他们上海市委组织文章送到北京来的……既然我审阅过,那么我负审阅过的责任。”
   我在审判台上听着姚文元的辩护,真为这个家伙此时此刻还能如此精明地进行自我辩护感到有些吃惊。将一件事情的责任合乎情理地一分为二,“只负审阅过的责任”,这是一个多么善于为自己开脱罪责的家伙!
   他接着说:“我现在记不起来我审阅之后提了什么意见,反正以事实为标准。但是里边讲的陈丕显同志是反革命两面派等等,这一些,那是文章的话……”
   我在审判台上听得出他竟然将自己应负的罪责推得一干二净:那些话都是文章里的,不是你们起诉书上说的是由我姚文元说的。
   既然开始时只承认负审阅的责任,而现在又将责任推给了文章自己,那他姚文元还有什么罪呢?
   姚文元怕自己的辩护会引起负面的反感,最后又在结尾时不得不点了一下。
   他说:“这些攻击当然是错误的……”
   他又说:“我在这里向陈丕显同志和其他市委领导同志,还有上海市、区、基层的广大干部、工人、知识分子道歉。”
   审判员针对姚文元的辩词提问:“你审阅过,你应不应该负责?”
   姚文元的回答滴水不漏。
   他说:“我审阅过,应该负的责任是审阅的责任。但是,那个审阅文章中的观点,并不能都代表我的观点,我没有讲过这些话。”
   事情的辩护终于见“底”了,原来姚文元的目的是想将起诉书上所提出的这个问题全部给推掉。
   然而,这个观点姚文元又是如此小心地提出来的:“并不能都代表我的观点”。
   法庭针对姚文元的辩护,宣读和投影了徐景贤1968年1月16日在《评陈丕显的五次假检讨》上的批语:“春桥同志:此文已在你的第二次修改稿上,根据姚文元同志的意见,将涉及中央会议的提法尽行删去。我的意见可以发表了,请你最后阅定。景贤1月16日。”
   宣读后,审判员问:“那篇文章里边,其中涉及到中央会议的一些内容,你建议删掉,这是事实。但是这篇文章里诬陷陈丕显那么多,你建议了没有,你删了没有?那你为什么不删这个呢?”
   审判员这么一问,正好击中了姚文元的要害,他那光光的头顶晃了几下,一下子没有辩护的词语。
   在事实面前,姚文元只得承认了事实。
   可是,他的承认也是很有分寸的。
   他说:“那是我犯了错误嘛,犯了错误我承担这个责任。”
   姚文元整个法庭上都严守着一道防线,那就是只认错,不认罪。
   姚文元的不认罪既不像江青,也不像张春桥,他既让你看不出表面的对抗和不满,又让你觉得他的态度还是较好的,他柔中有刚,利用自己对于文字和语言驾驭的能力与法庭周旋。
   记得在预审的时候,当问到有关天安门事件,将那么多悼念周恩来总理的人参加的活动,定为“反革命事件”,这是不是错了时,姚文元一开始说:“错了,肯定是错了。”
   为了证实自己的态度,他又补充说:“特别是还把这事情栽在邓小平头上,那太不合事实了,这跟他无关,这是错了。”
   接着姚文元就说:“当时,是毛主席定下来的,大家都遵照去做了,也没有办法。”
   姚文元一副无可奈何的样子,将自己应负的责任全部都推掉了。
   这也是“四人帮”一伙人惯用的伎俩,只是姚文元比其他几个应用得更巧妙。
   那么,姚文元在这件事情上到底有没有责任呢?
   事实是不是他所辩护的那样,事情错了,全错了,但他却只是执行,而是一点责任都没有呢?
   预审时曾向姚文元当面出示了1976年4月4日晚,他亲自批改的《人民日报》内部情况的小样,文章里早已将天安门事件定性为“反革命事件”。
   正是姚文元一伙人所炮制的一系列虚假情况,才导致了毛泽东主席在这件事上的错误判断和错误决定。
   接着,预审人员又出示了他写的日记。
   姚文元在日记中声称:“党内那个死不改悔的走资派,要把另一个死不改悔的走资派扶上台”,并声称天安门事件为“反革命”,“要镇压”,“要杀人”。
   面对事实,姚文元无法再为自己辩护,肥胖的脸一下子红了,头上开始冒出了热汗。
   姚文元支支吾吾地承认,自己在思想上与“沉痛悼念周总理,愤怒声讨‘四人帮’的群众是对立的,自己在这件事情上罪行严重,罪行严重”。
   这是姚文元在被捕之后的整个审判过程中,首次承认自己有罪。
  (摘自《共和国大审判:审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亲历记》,王文正口述,沈国凡采写,当代中国出版社2006年1月出版。略有删节。)
  
  (责任编辑谢文雄)
  

  • 整理者:绝情谷  2009年3月TO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