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6年第3期

我所知道的刘仁静

作者:陆立之







  1927年,我在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期间,因为学潮问题,认识了在列宁学院的刘仁静。当时,他支持东大同学的“反官僚主义”(反“旅莫支部”的官僚作风)活动,颇有正义感,我们就成了朋友。他比我大7岁,见多识广,因支持东大同学,被学校当局上报共产国际,成了被打击的“反对派”。学潮的结果是“各打五十板”——“旅莫支部”被撤销,负责人武和景(即武胡景)等被遣送回国;改善了学习环境(增加俄文教师、在图书馆允准学习马列原著、对中国同学平等讲解……)等。同时也惩罚领头闹学潮上访的人,开革五名同学:两人改送列宁学院学习,三人远遣列宁格勒的军政学校。调到列宁学院的两名同学朱代杰和马员生都与我友好,我就时常去列宁学院访谈,由此也与刘仁静熟知了。
  
  早年经历
  
  刘仁静1902年生,肖虎,个性有些虎劲;人很憨厚、执拗,对理论问题的分析清晰,但有些迂。关于东大学潮的起因,刘仁静分析透彻,他指出:(1)“旅莫支部”是不合法的小组织,当初因为照顾初次到莫斯科学习的人,语言不通,生活习惯不一样,临时性地设立了一个“支部”,帮助同学生活;第一期同学刘少奇、任弼时等回国后,“旅莫支部”负责人任卓宣(叶青)别有用心地将“支部”变成固定的党组织,操纵同学们的生活和学习限制(不允许钻研马列原著,图书馆专业讲师不接待中国同学),其用意是垄断俄文原著学习,只能听信“支部”的翻译人员讲解。在生活上,因是供给制,日常生活用品、衣服鞋帽、大衣手套、洗漱用品,以及理发洗澡和观剧,都由“支部”控制转手,其他国家(日本、土耳其、印度、越南……)学生都直接由校务办发放实物和证券以及每月零用钱。“旅莫支部”为什么“卡”住同学们的生活与学习,很明显是中国官僚式的有中饱之私。在国际规章方面这也是违法的。按共产国际原则,任何国家的“支部”党员到达莫斯科后应在当地过支部生活,因为“工人无祖国”,只有党,在莫斯科私设同学会式的“旅莫支部”是不许可的。(2)1927年第三期同学到达莫斯科,绝大多数是刚从斗争火线上退下来的战士,在学习中只听到翻译们解说形势的“转折点”(根据布哈林文章:《中国革命的转折点》),不少人扑在图书室查字典,啃论文原著,发现罅漏;(3)国内南昌和广州两次暴动失败后,又在东大增设了临时军训班,约200人只准受入伍训练,不学习理论知识,甚至被禁止与东大本班中国同学交往……这些不近人情的“支部”决定,导致几百人不满。“旅莫支部”的非法措施引爆了学潮。
  据朱代杰介绍说:刘仁静是个雄辩家,他谈锋甚健,洞察事理,每有争论必滔滔不绝,从不服输。他是党的一大13个代表中较年轻的,当时只有19岁,但初生牛犊不怕虎,敢于和李汉俊争辩。又知道,刘仁静在北京大学受教于李大钊,钻研马克思主义,曾与自由主义、国粹派和改良主义、无政府主义的辩士黄警魂等人论战,引“马克思说”为据,批判了谬论,因此在北大获得“小马克思”诨号。他还是“五四”游行的带头人之一。
  对共产国际的领导,刘仁静指出了它的错误。俄国十月革命的成功是列宁与托洛茨基合作的胜利,这有书为证(美国进步作家约翰·里德著《震撼世界的十天》)。俄国人民最初呼喊的口号就是“列宁、托洛茨基!”但是列宁病逝后,斯大林禁绝了这本书,并且篡改历史说是列宁与斯大林创建了“十月革命”。斯大林粗暴地专权,排斥异己,列宁曾形容说:斯大林像一个不善烹调的厨师,任何菜肴里都撒一把胡椒。托洛茨基指出斯大林的中国革命策略的错误,利用国民党蒋介石、汪精卫必然会失败。刘仁静赞扬托洛茨基的“中国革命论”,在列宁学院成了“反对派”(托派)。
  
  书生意气
  
  刘仁静由于个性执拗,他对信服的理论知识或文化艺术,始终不渝;秉性耿直,从来不耍手腕,因此也惹来不少是非。追溯中国大革命失败的根源,共产国际将责任诿卸在中共领导人头上,托洛茨基讲了公道话,证实是国际代表虚报情况,互相争宠,而共产国际领导层又闭门造车,遥控指挥,所以酿成恶果。刘仁静崇仰托洛茨基,即以为托洛茨基才真正懂得中国问题,对莫斯科孙逸仙大学(中山大学)校长、托派的理论家拉狄克(他主讲“中国革命问题”,引证中国古代就有资本主义萌芽,分析详尽)也倍加赞许,认为他是一个可信赖的革命理论家。刘仁静回国时,特别绕道去土耳其专访托洛茨基,自谦为弟子,却惹来了日后的“麻烦”。回国后,早年的挚友恽代英敦促他向党中央报到,刘仁静则认为李立三在执行斯大林路线,是官僚腐化分子,并且想另树一帜,按托洛茨基意见,要从事议会斗争。这时候,在上海已有两股人举起了“托派”旗号——一是从莫斯科中山大学被驱逐回国的梁干乔、宋逢春等组织了一个小集团,名叫“我们的话社”;一是陈独秀被开除党籍后,由他的老班底五六十人(号称81人)组成小集团叫“无产者社”。刘仁静自诩是托洛茨基的入门弟子,也与宋逢春、王文元组成了第三个托派小集团,叫“十月社”。此后,又有王平一、徐乃达、赵济等5人合组第四个托派小集团,叫“战斗社”。
  党的六届四中全会后,四个“托派”组织与王明、博古等展开了斗争。这时候的刘仁静凭书生意气,也与陈独秀抗衡,曾在争论中对陈独秀说:“吾爱吾师,吾尤爱真理!”他自以为中国只有他能解读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论”,他是取真经的人。其实,当时四个“托派”组织各有意图,谁也不能实践“不断革命”。刘仁静很快被宋逢春、王文元排斥,他又单枪匹马独自为王,组织成立“明天社”,独自一人自编自导自演,没有喽罗,没有观众,更没有掌声和鲜花,不久就湮没了。
  托洛茨基派反对斯大林路线的“第三时期”、“马鞍型”、“波德约姆”(高潮或高涨)等观点,主张与国民党拼“议会斗争”……这也是幻想。蒋介石既扼杀共产党,更不会容许中共参加议会夺权。后来,抗日战争时期的“国民参政会”,中共有7个名额,也只是陪衬的摆设。
  后来,“托派”四个小集团先后解体。刘仁静也只得落荒逃遁了。我对刘仁静的执着个性觉得近乎迂,从理论知识的角度看他很有成就,但在革命实践的行动中只凸显出书卷气,与工农兵还是有距离的。
  
  自我反思
  
  刘仁静被各方排斥后,对党、对“托派”、对政治都兴趣索然,又蜷缩在书斋中从事译作。20世纪30年代初期,在上海为“神州国光社”译出了几本马恩经典巨著,之后在北平又译出了《中国革命的悲剧》;新中国成立后到北京归队,经与刘少奇一夕谈,返璞归真,后埋头译出《普列汉诺夫文集》等,追还了书生本色。
  这是刘仁静闪光的一面。
  平时,刘仁静待人接物忠诚友爱,即使在会场争辩中口沫飞溅,喋喋不休据理力争,会后仍和颜悦色协助对方解除困境。例如宋逢春、董剑平等生活维艰,刘仁静屡屡解衣推食济助,他有善良的心愿,不计仇怨。别人背后詈讽他为“刘姥姥”、“刘神经”,他置之一笑,豁达大度,从不反噬。在派系斗争中,别人耍花招玩权术,争逐选票,他都坦荡固守原则。这许多优秀的秉性,是那些争逐名利的丑角应愧对的。
  回溯往事,刘仁静的直率认真也是值得纪念的。
  刘仁静的功过是非,其长处是率直,他从不隐悔、不说假话。他钦服托洛茨基主张就直率地批评李立三中央是斯大林尾巴、官僚主义。他的政治信念,从19岁起始,在党的一大上争论问题,藐视“教授”的尊严,这在当时是一鸣惊人的。随同陈独秀出席共产国际四大,代表中共发言,也语惊四座。回国后主持共青团工作,在当时几个知名的知识分子(陈望道、邵力子……)拂袖而去脱离中共时,刘仁静则是积极坚定的。他在生活方面,在发现周佛海与杨淑慧私奔事等后,忿恨这类苟且行为,鄙视这些无节操行径,自己始终不逾规,决无秽行。在莫斯科学习时期,苏联正风行“一杯水”主义,许多同学都接受莫斯科姑娘的追求,他始终不涉足污行,一直是个正派的大丈夫。
  新中国成立后,刘仁静顿悟昨日之非,坦诚地进行了忏悔。他说:“由于小资产阶级劣根性,我自以为是,不服从组织的纪律,因此当我不同意党的路线的时候,就进行闹分裂的派别活动。”这些应该是符合他个性的真心话。但当时正值解放初期,刘仁静被定罪为“托匪”、“反革命”、“反党”。于是,他平静的生活又夭折了,失去了北师大讲师的职业。“文化大革命”时期又遭殃,虽不判刑,却遭囚禁,一直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才重获自由。1986年,他被任命为国务院参事室参事。
  1987年8月5日清晨5时许,刘仁静按习惯,由住宅去对邻的北京师大广场参加晨练。不料,一辆失控的公交车在朦胧的薄雾中飞驰而来,撞倒了这位85岁的老人,经抢救无效去世。事后,由国务院参事室王海容主持,在八宝山举行悼念仪式,随后火葬。刘仁静坎坷的一生,就此划上了句号。
  
  (责任编辑刘荣刚)
  

  • 整理者:绝情谷  2009年3月TO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