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6年第3期

用10个亿救活100个亿

作者:马成德







  马成德(1919—2003) ,辽宁营口人。新中国成立后长期从事冶金工作,先后担任过鞍钢炼钢厂厂长、总炼钢师、冶金部钢铁司司长、冶金部副部长兼宝钢工程建设指挥部常务副指挥。对他在宝钢期间的工作,曾任宝钢工程建设指挥部政委、党委书记的全国政协原副主席陈锦华曾这样评价:“马成德代表冶金部住在现场主持工作,认真负责。他身体不好,在困难时不怨天尤人,以身作则,坚持在现场,尤其难能可贵。”
  从1979年11月到1982年5月,前后有30个月,我由冶金部指派到宝钢工程建设现场工作。在这段时间里,国民经济正值调整时期,宝钢是调整的重点对象,问题很多,困难不少。宝钢建设经历了从抢建到停缓建再到续建的一波三折。

  抢建

  我去宝钢前,在中央党校学习。学习刚结束,时任冶金部部长的唐克同志告诉我,立即赶到上海宝钢参加一个重要会议。我来不及了解情况,没做准备,就匆匆忙忙赶到宝钢。
   会议是叶志强、陈锦华同志主持的。会上宣布宝钢由冶金部和上海市共同领导改为冶金部直属单位,同时宣布改组指挥部的领导班子,任命我为常务副指挥,免去6名副指挥的职务。
   国务院决定宝钢要在1982年全面投产。当时施工尚在地下,说是抢建,职工积极性并不高。当然这不是职工缺乏积极性,主要是吃“大锅饭”弊病没有得到纠正。我想,1982年投产,试生产就得提前半年,实际上只有1980年、1981年两年多一点时间必须全部建成,这在当时的日本也是做不到的。我对此提出不同的看法,但那时不许议论这件事。由于不按实际可能,片面强调1982年全面投产,以致发生投资难以控制的现象。
   宝钢于1978年底才开始破土动工进行抢建,从全国各地调集约6万人的施工队伍。施工方法是全面开花,从原料码头到初轧机,从工厂到医院,从征地安置农民到职工培训,从对外谈判到设计施工方案的决策等,生产准备工作和施工并行。这样一场大规模的高科技的千头万绪的系统工程,做到有条不紊实非易事。
   我到宝钢的任务很明确,负责生产准备工作。经过调查研究,1980年2月14日,我在总厂党委和各部(厂)、处、室负责人会议上第一次系统地提出生产准备的各项任务和具体工作。
   首先,我认为要能够适应现代化技术的经营管理,就必须组成一支能够掌握先进技术装备的生产队伍。我设想:1. 从老企业继续为宝钢精心选调一批专业对口、素质较高的技术人员和老工人,坚持条件,宁缺勿滥;2. 从上海市待业的高中毕业生中挑选2000名身体健康的学生到宝钢当工人,经过培训和实际锻炼,可以成为宝钢第一代有文化的技术工人;3.从上海和外地的应届大专毕业生中,选拔4000名专业对口的来宝钢工作,先顶一两年操作岗位,以后陆续抽出来,充实到研究所、设计院,或组成老企业技术改造队伍运用宝钢引进技术,为钢铁企业技术改造服务,在更高的科技水平上接替鞍钢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桃李遍天下的作用。这个规划得到国务院的批准,后来因为“停缓”干扰,未能全部实现。
   第二, 就是抓了自动化管理人员的培训。宝钢与其他钢铁企业的不同之处,主要是全厂各生产过程和公共设施都程度不同地采用计算机自动控制生产工艺技术,部分单位还采用计算机进行生产管理。全厂计算机设备多,要求管理水平高,如何做好自动化管理人员的培训工作,是直接关系到投产能否成功和投产后能否稳定生产的大问题。我开始是从北京钢铁学院要到一份自动化教材,自学补课,经过一两个月学习、研究、讨论,最后起草了一个报告,上报冶金部和上海市委。报告明确要在生产准备工作中,经过国内外培训和现场实践,逐步培养出300人左右的自动化技术人才,并采用“组织上拼盘、技术上渗透”的办法,逐步把他们形成一体。
   第三件事是广泛搜寻科技人才。
   第四件事是研究确定宝钢总厂的领导、管理及体制等问题。
   总的说来,1980年这一年是按抢建要求进行施工的,生产准备工作也相应地按照1982年投产进行。

  停缓建

  在宝钢抢建过程中,发生了基础桩的位移问题,开始引起社会上的议论。后来,“文化大革命”和“四人帮”造成的恶果日益暴露,国民经济的困难开始显现出来,特别是财政、外汇、重要物资供应的困难日趋严重。社会各界对1978年引进的一批大项目提出了种种质疑,其中最突出、最集中的目标是宝钢。
   1980年9月在全国人大五届三次会议上,代表们就宝钢建设问题向冶金部提出质询。冶金部部长唐克,副部长叶志强、李非平、周传典等,认真回答了代表们的质询。但是代表们并不满意,表示要继续关注宝钢的建设工作。我认为,这次人大代表的质询是对的,是好的。从宏观上来讲国家承受不了,当时国家财政严重困难,无力承受大量引进项目所需的资金,宝钢占用投资最多。从项目本身来讲搞得过急,过于匆忙,考虑得不够周到。人大代表们从宝钢花钱是否存在无底洞现象和远、近期经济效益如何等方面提出问题,为宝钢后来实行投资包干起了很大的促进作用。当然不可避免的有些不是内行的意见,如担心宝钢地基移位到长江,这可以解释,也可以不采纳。
   全国人大会议结束后,1980年11月,国务院在北京召开全国省长、市长、自治区主席会议,同时召开全国计划会议。这两个会议研究了如何解决包括宝钢在内的20多套引进设备等问题,决定宝钢只能采取下马办法停建。
  会议刚开完,宝钢当时尚未得到国务院、冶金部的“下马”通知,但宝钢下马的消息就从五冶、十三冶那里传来。五冶基地在四川成都,十三冶基地在山西太原,两省省长开会回去后进行了转达,基地同志打电话来告知,省(市、区)长会议已决定宝钢下马,要他们参加宝钢建设的队伍回去。顿时,这在宝钢引起了一场思想大混乱。国家对国民经济调整,宝钢也要调整,我是有估计的,但没想到消息会以这种方式传出来,搞得我们很被动。不久,国务院正式下达通知,很简单,主要就是“一期停缓、二期不谈、两板退货”12个字,还要求下马要损失最小或不受损失。这时,外界对宝钢也是传说纷纭。有一次国务院一位同志来电话追问我,“听说宝钢汽车被抢”,还听说“附近2万农民抢了宝钢工地的器材,有没有这件事?”事实上,现场很平静,根本没有发生抢东西的事情。
   这样,新的问题摆到了我们面前。宝钢上马作决策之前,我因心脏病发作住院而没有参与冶金部党组讨论,对这一方面的情况不太了解。我对宝钢采取全套引进的办法是有不同意见的。但是这时候要宝钢下马,全部停建,我也觉得很难,万一搞不好,100多亿付之东流,这将如何向全国人民交代?因此当时心情极其矛盾。我本来是负责生产准备工作的,但在当时面临的困难情况下,不能不挑起宝钢建设这副重担,否则会造成很大损失。为了稳定队伍,坚持继续施工,我甚至向指挥部领导层的老总们保证,我们力争保住宝钢,万一宝钢解散,我会负责到底,不把他们的工作安排好,我不回部里。因为这些人大都是从全国各地调来的专家,而且多数是江浙人,后半生能为自己家乡建一座现代化钢厂,施展才识,做一番事业,是他们一生最大的追求。
   我们接到国务院的通知后,经过研究,认为在没有周密准备和具体措施,没有做好干部的统一思想工作之前,这个通知不能立即向职工传达。当时在宝钢工地上参加建设的包括家属有10万人,这10万人组织起来很不容易,要一哄而散却并不难,由此造成的后果是不堪设想的。另外,最头痛的是外商听说宝钢要下马,他们为了自己不受损失,抓紧抢运设备到宝钢,在毫无准备的情况下,突然聚集大量引进设备,也使我们措手不及,更增加了工作上的难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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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整理者:绝情谷  2009年3月TO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