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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园口事件真相披露经过

作者:渠长根







  1938年6月中国军队为阻止日本侵略者的大举进攻,决开河南境内赵口和花园口黄河大堤,以水代兵,以黄制敌,一定程度上实现了阻截敌人西进南下的目的,但同时也给抗战中的豫、皖、苏人民带来了新的灾难。是为花园口事件。花园口事件的真相在当时不是一下子就传播出去的,世人所知也是零散的、杂乱的,是通过多渠道而来的,以至于真假不明,虚实难辨。就相对的意义而言,花园口事件真相暴露的过程是这样的:决堤放水成功的时候,国民党政府立足抗战,统一对外宣传口径,指称是日军飞机轰炸所致;民间媒体不时爆出一些异样的声音,国民党政府也未予追究;离开大陆去台湾国民党政府一直坚持初衷,不改其口;20世纪60年代当事人或亲历者的回忆资料陆续面世,国民党政府的军事档案也开始整理并公开使用,事件的个中秘密渐为人知。但是,时过境迁,时移事异,原始档案和回忆性资料,以及其他各种载体的资料之间的分歧越来越突出,而当事人与亲历者的渐行渐远和历史遗迹的退化变异,更增加了真相大白的难度。因此,迄今为止,经过专家学者的不断努力,花园口事件的所谓真相依然没有做到完全、彻底和绝对真实,对超级“隐私”的“亲密接触”也越来越困难。
  
  立足抗战,国民党政府统一宣传口径:日军飞机炸堤
  
  在抵抗来势凶猛,而且倍强于己的日本侵略者的时候,处于弱势地位的中国不得不变更策略,借助自然的力量,以水代兵,决开黄河大堤阻拦之。尽管如此,花园口决堤毕竟是一个异乎寻常的军事举动,在阻止敌人的同时,还不可避免地要殃及无辜的中国民众。因此,从保持和鼓舞士气民心出发,从维护政府形象与威信出发,决堤的决策和执行都是在极其秘密的情况下进行的。
  1938年6月3日开始在中牟赵口作业时,担任决堤任务的第三十九军提前在堤岸内侧,构筑了必要的掩蔽部和交通壕,设置了伪装被覆等,并告诫士兵遇敌空袭或探照时,要肃静沉着。与此同时又派出一个师游击在附近地区。6月8日新八师在花园口实施决堤时,师部专门派出一个团的兵力在周围警戒,对附近居民则谎称日军将至,将他们疏散出去。即使对于参加决堤作业的下层官兵,也宣称决开黄河是为了水淹日军、乘势歼灭之。
  6月9日上午,花园口决堤成功,洪水倾泻而出。新八师师长蒋在珍按照上级原定宣传策略,从决堤现场将事先拟定好的电报文稿发往武汉,称连日来中日两国军队在豫东激战,日军派飞机对我阵地进行狂轰烂炸,致使黄河大堤被毁决。当日晚,第一战区司令长官程潜致电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介石,汇报决堤业已放水的情况,同时特别指出:“此间已拟定对外宣传,电文大意为敌占据开封后继续西犯,连日在中牟附近血战。因我军誓死抵抗,且阵地坚固,敌终未得逞,遂在中牟以北将黄河南岸大堤掘口,以图冲毁我阵地,淹毙我大军。”
  11日,蒋介石复电程潜,就对外宣传问题指示如下:“1须向民众宣传敌飞机炸毁黄河堤。2须详察泛滥景况,依为第一线阵地障碍,并改善我之部署及防线。3第一线各部须与民界合作筑堤,导水向东南流人淮河,以确保平汉线交通。”根据这一口径,11日上午九时,国民党中央通讯社从郑州发出第一条电讯,首次报道黄河大堤决口情形,称:“敌军于九日猛攻中牟附近我军阵地时,因我军左翼依据黄河坚强抵抗,敌遂不断以飞机大炮猛烈轰炸,将该处黄河堤垣轰毁一段,致成决口,水势泛滥,甚形严重。”
  12日,中央社又电称日机轰炸赵口,扩大泛滥,并决豫北各河:“敌机三十余架,十二日晨飞黄河南岸赵口一带大肆轰炸,共投弹数十枚,炸毁村庄数座,死伤难民无数,更在黄河决口处扩大轰炸,致水势猛涨,无法挽救。又,敌将豫北之卫河、广济河、莽河相继决口,泛滥之广,前所未有,各县城东十余村庄,悉被河水淹没,沁阳城东水深三、四尺,哀鸿遍野,惨绝人寰。”
  在中央社的引导下,国内各大报社如《申报》、《大公报》、《新华日报》等纷纷谴责日军炸毁黄河大堤、致黄河决口泛滥的严重暴行。
  13日,国民政府在汉口举行中外记者招待会,军事委员会政治部部长陈诚站在中国政府的立场,证实了日军炸毁黄河大堤的经过情形,并对此暴行予以谴责:“狂暴军部竟以人力来帮助黄河为害,以淹没我前线士兵和战区的居民。这惨无人道的行为,真可算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同时对日军方面的反驳予以回敬:“惯作欺骗宣传的日寇,他还不知忏悔,他还在广播的消息中,在新闻纸上,把决河毁堤的罪行,竟移驾到我们身上来,说是我们自己毁决的。”至此,全世界不仅知道了,而且更加坚信了日本在侵略中国的过程中,公然炸毁了黄河大堤。
  
  来自《申报》(香港版)的异样声音:掘堤乃中国军队所为
  
  河南境内黄河南岸大堤被毁决一事,尽管采取了严格的保密措施,还是有人从某种途径获得了一些信息,并且在国民党的中央社向社会发布这一消息之前,率先报道了出来,甚至于所报道的这些消息几乎跟决堤的行动是同时的。
  1938年6月8日,《申报》(香港版)在第二版以“我军改守新防线,中牟东展开激战,豫黄河泛滥于我有利,敌机械部队施展困难”为大幅标题,率先爆出黄河决堤的消息:“(汉口7日电)……日军第三路为第十四师团,西进已抵开封。包围该日军之华军,业已撤退。日军之在平汉线安阳者,已有一师援军开至。同时华方前线报告,业已证实黄河在开封附近决口,其原因乃过去几日大雨之故,河水大涨,在兰封以西泛滥,淹没该处之乡郊。汉口一直意见,认为如大水为灾,河南西北部与山东西部(数)百里内,皆为水淹,或使日军机械化部队施展困难。鲁豫境内黄河两岸之乡村农民,因战争之故,皆早已离去,故洪水泛滥之结果,死伤不至众多。(路透社)”“(汉口七日电)据汉口昨日所接华方报告,开封郑州间,因黄河堤毁,洪水泛滥,故此一带郊野,军事行动极感困难。(路透社)”在这里,虽然地域指点有错误,如把决堤之后可能被水淹没的地区河南东南部说成是西北部,还误测“鲁豫境内黄河两岸之乡村农民,因战争之故,皆早已离去”,而且也还不能让读者看出决堤是谁所为,但是决堤的事实已经暴露出来——当时,中国军队正在紧张地挖掘大堤,赵口决堤连挖三道口子均告失败,水流出的很少,而花园口决堤已至紧要关头。
  6月9日,该报接着报道:“(上海八日电)开封失守,郑州危在旦夕,华军现正忙于准备保卫汉口。据闻华军最高当局,拟在郾城及信阳附近,与日军决战。该区据闻筑有强固防御工事。在该战争中,中国将初次调用在过去十月中在后方加紧训练之新军。同时华军亦将应用一直至现在只有用过几次之新式武器。以现时情形观察,除非华军决心破坏黄河堤坝,水淹广大平原,否则日军于攻取郑州后,必能迅猛向前推进。因豫省地带,为全中国最有利于日军施展机械化部队者,往往在数十里内途中,并无山谷河流,阻止坦克车、铁甲车,及其他摩托化战争利器之进展云。(路透社)”这种语气透露出来的似乎已经不是一种单纯的假设,更像是已经知道了决堤的某些信息。事实是这天上午九时,花园口决堤已经放出了水。
  6月10日,该报继续报道:“(汉口九日电)……(二)据非官方报告称,兰封至洛阳一带之黄河堤,其贴近铁路者,将由华军决堤淹没,使河南平原,尽成泽国。”至此,似乎已经不需要进一步开门见山和指名道姓。面对连续三天的追踪报道和持续推测,稍微关注时事的读者,即已能够从中窥知黄河决堤的基本情形。
  6月16日,沈阳的《盛京时报》以《决溃黄河堤防为党军计划的行为》为题,直言黄河决堤不是日军而恰恰就是中国军队所为。
  6月17日,巴黎哈瓦斯社电,报道了法国急进社会党机关报《共和报》对黄河决堤的评论:“前当法国国王路易十四侵入荷兰国时,荷国曾以决堤为自卫之计,其国人虽患水灾于一时,其领土幸赖以保全。厥后1812年冬季,拿破仑一世攻俄时,俄国亦以坚壁清野之法阻止法军前进,并将莫斯科付之一炬,卒致拿破仑一世所统大军,为之败绩。似此,某一民族受人攻击,而有灭亡或沦为奴隶之虞,辄利用水患与冬季凛烈气候以御敌,其事又安足怪异?时至此际,中国业已准备放出大龙两条,即黄河与长江,以制日军死命,纵使以中国人十人性命,换取日本人一人性命,亦未始非计,此盖中国抗战决心所由表现也。”
  
  从坚不松口到悄然改口:当事人述说历史真相
  
  在整个抗日战争期间和接下来的国内战争时期,国民党政府对花园口决堤的事实一直坚持最初的日机轰炸说,从未作任何更改。即使面对民间媒体的不同报道,和社会上有关这一事件的各种各样的说词,甚至中国军队主动决堤已经成为“公开的秘密”的情况下,也没有进行澄清去正视听。
  作为与当时蒋介石的国民党政府持不同政见者的宋庆龄,领导“保卫中国同盟”,开展了卓有成效的抗日宣传和筹集资金的工作。该组织所办《保卫中国同盟通讯》在第21期(1940年10月1日)发表《中国北方的水灾难民——一项生产救济方案》一文,指出:“1938年初夏,日本军队从徐州向汉口推进。中国军队决开了黄河南堤岸(事先疏散了当地居民),淹没了开封以东大片土地”。这在当时的形势下,是极少见的论说。之后,当黄泛区的灾难引起社会越来越多的关注的时候,官方语言和学术语言除了始终如一地坚守原来的观点外,还进一步强调了决堤“功在国家,害在地方”的主旨。语气虽然没有松动,但是谈论问题的角度已悄然变化。到了1946年,讨论、研究花园口堵口问题成为舆论和学术界的一个热点。这时在回顾事情的原委时,还一如既往地谴责日军的野蛮和残暴。如《水利委员会季刊》第3卷第2期(1946年6月30日出版)发表有宁祥瑞的研究报告《花园口决口后整修豫境黄泛工程概况》,开篇仍说:“民国27年6月,抗战军事吃紧,暴敌炸我沿河放区,黄河旧堤南一总段所辖之赵口和花园口夺溜南泛。”1947年,著名作家和新闻工作者曹聚仁编辑出版了《中国抗战画史》,对于花园口决堤到底是谁干的,他把当时流行的两种说法兼采并述,说:日机轰炸说或中国自为说,“事过境迁,我们要传之信史,该说这两种宣传都是不合事实的。”接着分析了决堤时候的天气和河水涨落情形。最后,笔峰一转,紧急刹车,却没有了下文。由国民政府行政院善后救济总署编纂委员会和中央研究院社会研究所合编,以韩启桐、南钟万名义于1948年出版印行的《黄泛区的损害与善后救济》一书,在全面统计、介绍黄泛损失的时候,对决堤也只是闪烁其辞地说:“民国27年6月徐州陷后,历史上久祸中国的黄水,因为抗阻日军的西侵,又有第七次的改道。”
  1949年以后,国民党政权偏居台湾,对中国军队主动扒决花园口事实依然没有正面予以承认。1955年,何应钦将其在大陆时期所写《八年抗战之经过》再版,并在序言中特别说明,所著该书是“荷蒙总统蒋公核定交国防部刊印”的。在其中《兰封附近诸战斗》一节里,何还是说:“七日敌机轰炸黄河堤,赵口附近河堤崩溃,水流经中牟、尉氏,沿贾鲁河南汛,敌我遂沿黄泛两岸成对峙形势。”
  随着时间的推移,战争过去的越来越远,日机轰炸说逐渐松动。1962年台湾国民党国防部史政编译局编著出版的《抗日战史》第12册,将花园口决堤作为战略上的“重大成就”之一加以评价:“6月7日夜(所记时间是错误的——引者注),先后于赵口、花园口河堤,放水成功,至11日,适大雨滂沱,益助其势,水流急湍,如万马奔腾,陇海路附近尽成泽国。12日,向南涌注入贾鲁河,致中牟、尉氏、扶沟及其以南,均成泛滥……。于是,我东凭汛区障碍,北连黄河天然地障,与敌对峙达六年之久。而通往武汉之最佳接近路线——平汉路,在嗣后之武汉会战中,遂未为敌所用,反而须绕越崎岖难行、道路稀少之大别山区……换得最珍贵之五个月时间……对稳定战局,挽救国家危亡,确具有至高之贡献。”但是,该书并没有指明决堤是否是中国所为。
  最早改变日机轰炸既定说法的,是抗战期间曾任国民党中宣部副部长的董显光。晚年,董显光寓居美国,闭门著作。他在1967年出版的《蒋总统传》中写道:“日军进攻郑州……中国方面对于日军之前进,早有惊人之准备,我方将郑州的黄河堤炸毁,以滔滔之水对抗侵略之敌,数千日军为水所截,致遭淹死。”并评论道:“纵然不能拯救汉口的命运,但已延缓其被占领之时日达三个月以上”。
  1973年,台湾著名历史学家吴相湘在《第二次中日战争史》中,公开记述决堤是中国军队为阻止日军西进而实施的断然措施,并称:“黄河洪水泛滥,豫皖苏的若干地区不免遭受水灾,这种牺牲争取到了将近半年的保卫武汉的时间。”以后出版的《蒋总统秘录》亦如是记载:“6月上旬,日军主力攻陷开封,8日进犯中牟、尉氏。此时,中国军队准备了一个秘密的策略,就是掘开黄河堤防,以人工洪水阻遏日军进攻。”
  当年主持决堤的第二十集团军参谋长魏汝霖,是花园口事件里的一个重要人物。他曾在决堤的次年即1939年3月,写有个人日记,详细记载了决堤的过程。该日记现存南京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与时任新八师司令部参谋的熊先煜的《花园口掘堤日记》齐名,是现存有关花园口事件的两大真实历史记录之一,而且还因其距事发时间最短而被广引为信史。但是,魏汝霖到台湾后一直缄口不言。随着《蒋总统传》等有关抗日战争历史论著的面世,他才于1972年在《中原文献》第3期发表《抗战期间黄河决堤纪实》,开始讲述当年的事情。1976年蒋介石逝世,魏在张其昀监修的《战史论集》中,以当年的工兵参谋刘叔琬的名义,发表《抗日战争期间黄河经过纪实》。1979年接受《中外杂志》之邀,再发表《抗战初期黄河决堤真相》,指出:“6月4日,第五十三军一个团奉先总统蒋公电令,在中牟县境赵口掘堤,并限本日夜12点时放水。先总统蒋公以决口事关重要,提出第二十集团军商总司令负责执行,汝霖时任总司令部参谋长,奉命前往河堤主管其事,昼夜监临,知之最详……”在1981年的《生平自述》中,魏进一步披露了蒋介石决策决堤的机密:“徐州会战后,先总统蒋公决定掘开黄河堤防,造成泛滥阻止日军西进,自策划至完成,悉由汝霖主持之,时值季春,正当枯水时期,先在赵口掘堤,失败三次,最后始在花园口成功。失败为成功之母,信不虚也。抗战八年,黄泛阻敌西进,保障西北,功不可没。”
  
  一份少人问津的珍贵档案:水势详报
  
  60多年过去了,花园口事件似乎已成过眼烟云。但是,人们对其真相的了解并非相应地达到了全面和深入,在很多方面,特别是在一些关系着花园口事件的总体评价的具体环节和层面上,依然有很多的空白点和“中缝”。从研究的角度上说,就是还有一些局部问题和具体环节未能形成共识,以至于直接影响到对事件本貌的复原和再现。前面所说的关于花园口决堤消息的公布过程和究竟是谁实施了决堤,仅仅是所谓的事件“真相”的其中一部分,尚有很多的“真相”因子没有从其固有的“内存”中提示出来、展现开去。
  比如,花园口决堤是策划良久还是瞬间决策,良久久到什么时间,瞬间是哪一瞬间;决策决堤是在什么指导思想下进行的,有没有所谓的政治集团利益的考虑;决堤决策是根据谁的建议作出的,谁是最初的建议者——德国军事顾问团总顾问法肯豪森还是中国的陈果夫,决策者是否认真研究了所有这些建议;决策是由哪些人参与完成的,当时的情形如何;决策的时机和实施的时间是否合宜;在花园口进行决堤是何时、由谁决定的,命令又是如何下达的;决堤过程是“炸堤”还是“扒堤”;决堤是否使用了汽车车灯和探照灯等照明设备;担任决堤任务的部队到底是谁,有几部分;决堤之前究竟有无疏散居民的措施和行动;决堤之后有无相应的善后和救助救济措施;日军是否事先知道中国军队的决堤行动,等等。无论从哪个方面而言,所有这些问题无一不是花园口事件“真相”和内幕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无不关系着对花园口事件的历史评价。因此说,目前我们对花园口事件的认识,到底是不是、又有多少是实实在在的“真相”,确实还需要很多深入的发掘和检验、论证。
  花园口决堤之后,在豫皖苏三省形成了面积广大的黄泛区,遭灾县份达44个(实际上泛滥最严重时受灾多达60余县),人民的生命财产和地形地貌、交通运输、水系土壤、文化遗存,以至民风民俗等方方面面都发生了巨大的改变。对此,国民党政府是什么态度,有没有进行善后和救助救济,效果又如何?现在,仍然保存在黄河水利委员会的《沿黄各县溃水被灾报告》,就是一份可以直接回答这一问题的原始性资料(遗憾的是,该档案后来毁于战火,已经残缺不全)。报告中显示,在实施决堤之前和之后,特别是在1946以后,国民党政府开展了大量的善后和救助救济活动,不仅制定了一系列的法规和政策,还采取了相应的措施,尽管其数量和覆盖面是有限的,效果也并非完全令人满意。
  《沿黄各县溃水被灾报告》是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命令第一战区司令长官司令部、黄河水利委员会、河南省政府及豫东各县政府共同参与完成的一项工程。据负责花园口决堤的第二十集团军新八师参谋熊先煜回忆,决堤后,第一战区曾专门派出军事参谋人员乘小船顺水而下,观察、记录和呈报水势、水情报告,及时掌握黄水的泛滥进程;同时还命令地方河务人员和基层官员时刻观察并报送黄水泛滥情势。因此,《沿黄溃水各县被灾报告》是黄水流动过程的详细记录,内中不仅有文字报告,还附有大量的反映黄水淹没村庄、地域面积等具体情节的图表和数据。比如,“第一战区司令程代电(27年7月,参字5370号,第66号)王代委员长仲开兄密鉴:据李专员芳池东代电称‘据鄢陵县长王元灵本年6月俭(28日)代电称,查本县第一区殷坡联保全部被灾,彭店联保淹三分之二。本月22日,水势渐落。至25日仍平水,至26日,三区又续涨5公寸,赵庄联保全部被灾,刘疙瘩联保淹没二分之一,陶城联保淹三分之一,南坞村淹四分之一,最深处5、6尺不等,普通2、3尺,所有被灾难民均饬渐迁高地就食,除此日附近各联保民众尽夜抢护以免扩大’等情,特闻程潜阳晨参谍印。”“第一战区司令程代电(27年7月,参字5369号,第67号)王代委员长仲开发兄据刘专员莪青微(5日)电称‘据鹿邑探报黄水经县境二、三两区南部,向东南流,宽20余里,深5、6尺2、3尺不等。现仍续涨’等情,特闻程潜阳(7日)酉参谍印。”前者反映的是水到鄢陵时的泛滥情形,后者说的却是水到鹿邑时的灾情。
  正是这份报告,为当时全国主要新闻媒体和国民党政府提供了黄水泛滥情形的第一手资料,也成为社会各界了解黄泛区发生、发展情况的直接材料来源。在今天的意义上,它也是披露花园口事件内幕之一的又一种类型的文献载体。因为它一方面告诉了人们,黄水泛滥对豫东、皖北和苏北地区民众的生产和生活的破坏情况,另一方面也说明了当地民众和黄委会、地方政府贯彻中央政府以黄制敌策略的具体情形。而且,据笔者所知,《沿黄溃水各县被灾报告》是国内目前发现的关于当时黄水情势的唯一一份详细历史记录。(责任编辑:晓虹)
  
  

  • 整理者:绝情谷  2009年3月TO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