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3年第5期

中国人民的百年求索

作者:邢贲思







  1840年以后,中国社会逐步演变成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人民饱受苦难,国家积弱积贫。多少有志之士一直在探索怎样才能使自己的祖国摆脱落后和贫困,走向富强和繁荣。一场探求中国的强国之路运动持续了一百多年,并且充满了曲折和艰辛。
  
  有志之士探求救国之道
  
  鸦片战争是中国近代史的序幕,也是中华民族百年羞辱史的开始。
  自从大英帝国的炮舰轰开了中国的国门后,帝国主义列强把中国当作一块肥肉,谁都想来吞食一口。而腐败无能的清朝政府一味的妥协投降,使得入侵者有恃无恐,气焰更加嚣张。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的79年间,世界上主要帝国主义国家都参与过对中国主权的侵犯和领土的瓜分。英国、美国、法国、日本、俄国、意大利等国,哪一个没有对中国人民欠下过血债。一个国家遭受如此多的帝国主义国家的轮番蹂躏,这在世界的近代史上是罕见的。在经受了失败的痛苦后,接下来就是一系列丧权辱国条约的签订。条约者各方之约定也,签约各方本来是应该平等的。但是弱国无外交,综观这一时期中国和外国列强签订的条约,基本上都是在列强刺刀和枪炮威逼下的城下之盟,哪里有中国说话的余地。这一时期条约之多,条件之苛刻,也是历来所少有的。翻开近代史,真是触目惊心!什么中英南京条约、中美望厦条约、中法黄埔条约、中俄瑷珲条约、中国和俄美英法签订的天津条约、中国和英法俄签订的北京条约、中俄伊犁条约、中法新约、中葡北京条约、中日马关条约、中国和八国联军签订的辛丑和约以及日本提出的袁世凯接受的二十一条等等,等等,哪一个不是强加在中国人民头上的不平等条约?一块再肥的肉也经不住这么多虎狼吞噬。中国人民在付出了血和泪的代价后,终于认清了一个道理:强权即公理,落后要挨打。这就是为什么鸦片战争后,有那么多的有志之士一直在探求救国之道的原因。
  要救国就必须使国家强盛。但是怎样才能使一个积弱不振的国家强盛起来呢?当时不少人的认识水平还停留在向西方学习上。他们看到西方国家靠他们的先进武器、先进技术把中国这样一个泱泱大国打得一败涂地,认定只有向西方学习,才能改变中国贫穷落后的面貌。要学习西方,首先要了解西方,林则徐是提出“开眼看世界”的第一人。于是,一批帮助人们“洞悉夷情”的著作就应运而生了,其中就有林则徐的《四洲志》、魏源的《海国图志》、梁廷楠的《海国四说》、姚莹的《康纪行》、徐继畲的《瀛环志略》等。在这些书中魏源的《海国图志》影响最大,它不仅介绍了国外的情况,而且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的观点,这比起那种“严夷夏之大防”的主张要高明得多。到了19世纪五、六十年代,冯桂芬提出“采西学、制洋器、筹国用、改科举”,把学习西方的思路进一步具体化了。在冯桂芬等人的影响下,李鸿章先后创立江南制造局、轮船招商局、开平煤矿局、天津电报局、津榆铁路、上海机器织布局等企业,是为洋务运动的嚆矢。无论是林则徐、魏源、冯桂芬还是洋务派,都把目光锁定在以“师夷”为强国之本上,这在当时虽不失为一种卓识,但用这种办法并不能从根本上改变中国的命运。因为中国积弱积贫的根子在于制度的腐朽和政府的腐败。不改变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制度,不推翻对内专制对外媚敌的清朝政府,纵有西学洋器,纵有先进的武器和技术,也不能使中国真正成为一个强国。领导戊戌变法的维新派在许多方面承续了洋务派的观点,他们认定,只有依靠光绪才能推行新政,因此,他们在政治上竭力保皇,在光绪和慈禧的斗争中,站在光绪的一边。维新派的悲剧在于,他们虽有变革的愿望,但是把变革的希望寄托在光绪一个人身上,他们走的是一条自上而下的改良主义道路,这条道路是注定要失败的。当顽固派起来疯狂反扑时,维新派的领袖们完全丧失了反抗能力,维新派为自己的不彻底性付出了血的代价。
  以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家,把推翻封建帝制、实行民主共和、实现“三民主义”(民族主义、民权主义、民生主义)作为革命的目标,作为中国的强国之本,这比起洋务派、维新派的主张无疑是一大进步。曾经在戊戌政变中起过积极作用的康、梁,在孙中山发动的革命过程中,成了革命的对立面,他们的“标明保皇、力辟革命”的观点,他们的君主立宪的主张,是孙中山推行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严重思想障碍。在反对立宪派的斗争中,孙中山是坚决的,他从未动摇过他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立场。但是孙中山的思想也有局限性。比如他是在民族主义旗帜下号召推翻清朝政府的,所以他早期的民族主义仅仅包含“驱除鞑虏,恢复中华”的内容,把矛头主要指向满族统治者。其实,清朝的统治不仅是满族地主阶级的统治,而是满汉地主阶级的共同统治,它的阶级基础是整个地主阶级,清朝政府就是代表整个地主阶级的专制政权。孙中山对这一点认识并不很清楚。再比如,在孙中山早期的民族主义思想中没有反对帝国主义这一重要内容,这种民族主义就带有很大的片面性。后来在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下,才把这一内容补充了进去。孙中山的难能可贵之处在于,他并没有固守自己的观点,他虽是一个资产阶级革命家,但他的一生不断追求进步,从旧三民主义到新三民主义,到明确提出“联俄、联共、扶助农工”,可以看出他的思想发展轨迹。
  在迭经挫折、反复斗争后,孙中山领导的革命终于成功了。辛亥革命推翻了腐朽的清朝政府,实现了民主共和,几千年的封建帝制从此结束,这一历史功勋决不能抹煞。孙中山领导的民主革命就其是革命而不是改良这一点来说,它比戊戌变法要彻底;但从这一革命本身来看,它又有许多不彻底性。首先,这一革命虽然推翻了封建帝制,但没有改变地主剥削农民的社会经济制度,占中国人口最大多数的农民的命运没有根本改变。其次,这一革命虽然结束了君主专制,但因为没有触动这一制度的社会基础,所以,大地主、大官僚、大军阀在革命后能够操纵政坛、控制政局。因此,中国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同17、18世纪的欧洲资产阶级革命不可同日而语。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软弱性,决定了它领导的革命在反帝反封建两个方面都不可能彻底,革命果实必然要为一些和帝国主义有勾结的封建余孽所窃取。辛亥革命虽然曾经带给人们一线强国的希望,但最终这一希望还是幻灭了。孙中山尽了最大努力来挽救辛亥革命后的乱局,但没有成效,这位伟大的爱国者、民主革命的先驱,终于在1925年留下“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的遗言,抱憾地离开了人世。孙中山去世后,蒋介石上台,旧军阀虽退出了历史舞台,新军阀又登上了统治宝座,他们背叛孙中山的“新三民主义”,反俄、反共、反对工农。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已经堕落成为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在中国的政治代表。不推翻三座大山,不打倒国民党的统治,就无法结束中国历史上这黑暗的一页。于是,一场新的革命逼近了,这场革命重新点燃了中国人民的希望之火。
  
  另辟蹊径,开创新的革命道路
  
  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在辛亥革命后受到的挫折,使得新一代的有志之士不得不另辟蹊径,开创出一条新的革命道路。但这条道路究竟应当怎样走,开始时他们并不明确。加上当时社会上各种思潮翻涌,什么无政府主义、国家社会主义、基尔特社会主义等等,各自顽强地表现自己,企图影响人们作出正确的选择,在这种情况下,一时的困惑在所难免。正当有志之士处在彷徨的时候,十月革命一声炮响,使他们终止了犹豫,坚定了方向。十月革命是无产阶级领导的社会主义革命,它不但推翻了沙皇专制,建立了人民当家做主的政权,而且剥夺了地主、资本家的财产,建立了社会主义公有制,多少世代以来受剥削、受压迫的工农大众得到了彻底的解放。这是有史以来空前的大革命,17、18世纪的欧洲资产阶级革命根本无法和它相比,中国的辛亥革命比起它来更是显得那样的软弱无力。十月革命的震撼波及到了全世界,也波及到了中国。中国新一代的有志之士认识到,十月革命的道路才是中国应该走的道路。
  在新一代的有志之士中,毛泽东无疑是最杰出的代表。他以俄为师,但从不拘泥于俄国的某些具体经验;他重视学习、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但从不把它当作必须机械重复的教条。这种实事求是和开拓创新的精神,使他能够创造出效法十月革命而又不同于十月革命的、具有中国特色的革命理论和革命实践。毛泽东认为,中国社会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影响中国社会进步的最大障碍是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不搬掉这三座大山,中国的社会面貌不可能改变。因此,中国革命的任务就是要推倒三座大山,把受剥削压迫的人民解放出来,成为国家的主人。这样的革命不是社会主义革命,而属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在革命中,民族资产阶级不是对象,而是动力之一。资产阶级虽可以成为革命的盟友,但不能充当革命的领导,这是由它的软弱性决定的。辛亥革命后的曲折,已充分见证了中国资产阶级不能担当革命领导的大任。因此,领导革命的责任不能不落到大公无私、具有革命坚定性、并且掌握了马克思主义理论武器的无产阶级肩上。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要由无产阶级来领导,这似乎是一个悖论,但在当时却是历史的必然,而毛泽东正是最早认识到这一历史必然性的人。毛泽东还认为这个革命必须依靠农民,建立巩固的工农联盟。由于农民占全国人口的绝大多数,由于农民多少世代遭受地主阶级的剥削和压迫,所以,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是农民问题,农民是无产阶级在革命中必须依靠的力量,也是最可信赖的力量。中国的民主革命离开了农民,绝无胜利的希望。新时期的中国革命就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广泛联合各种社会力量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这是一种新型的民主革命,是历史上从未有过的。革命的性质已经确定,那么革命的形式将是怎样的呢?毛泽东认为,只能采取武装斗争的形式,但这种武装斗争又有别于十月革命。俄国革命的中心在城市,而在中国,由于反动势力集中在城市,通过城市的工人起义来引发全国革命高潮,是绝无可能的。所以,中国革命的中心不能不选择在农村,那里是反动势力统治的薄弱环节,并且幅员广大,革命力量有回旋的余地,特别是那里有无产阶级最可靠的同盟军农民,选择农村作为革命根据地,就可以组织起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农民为主体的革命队伍,就可以建立起革命政权,就可以同代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国民党反动政府进行长期斗争。毛泽东提出的以农村为革命根据地、通过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全国政权的道路,已被历史证明是完全正确的。毛泽东这一套关于中国革命的理论,后来被他自己概括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正是在这一理论指导下,中国的民主革命取得了伟大胜利,中国历史从此翻开了崭新的一页。
  新中国成立,使人们看到了中华民族复兴的希望。人们以为,既然阻碍中国社会前进的三座大山已经被推翻,中国的发展从此一定会一帆风顺。但后来的实际情况证明,事情并不那么简单。建国以后,中国共产党的领袖们雄心勃勃,力图在最短的时间里改变中国的落后面貌,他们领导中国人民已经破坏了一个旧中国,现在决心要领导中国人民建设一个新中国。由于思路对头,决策果断,抓住了恢复经济这个中心,全面推进各项工作,包括继续完成民主革命遗留的任务,使得新中国成立后的头几年,政局稳定,恢复经济的工作进展顺利,文化、教育、科技等事业有了初步的发展。一些断言中国共产党只能打天下不能坐天下的西方政客至此也无言以对。接下来的社会主义改造,在短短的7年里,我们完成了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尽管过程有些急促,工作有些粗糙,但是在中国这样一个有好几亿人口的大国,完成这一任务,建立起社会主义基本制度,这是一件了不起的大事。到此时为止,我们的发展总的说是顺利的,但是后来的情况发生了变化。按理,既然社会主义革命的主要任务已经完成,既然毛泽东宣布革命时期那种大规模的、急风暴雨式的群众阶级斗争已经告一段落,就应当抓紧时机、集中力量、一心一意地发展生产力,搞好经济建设,以提高中国的综合国力,提高人民的物质和文化生活水平,这才是富民强国之道。三大改造完成后召开的党的八大也是这样确认的。但曾几何时,风云突变,苏共二十大以后出现的那股反苏反共潮流,给我们的领导人首先是毛泽东本人造成极深印象,以为世界共产主义运动处于危急状态,社会主义国家的首要任务就是打退反共势力的猖狂进攻。这种反共势力国际上有,国内也有。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党会从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转变到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根本原因。这种认识的偏颇和判断的失当,其后果是极其严重的。从此,阶级斗争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八大确立的加快发展生产力、加快经济建设的方针被搁置了起来。这一搁就是20年。20年以后,当我们结束了“文化大革命”,重新回到八大的方针、回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轨道上来时,发现世界已经变了,原来经济发达的国家不必说,就是那些原来和我们处于同一水平线上的国家,也在快速进步,已经远非昔比了。而我们自己,还在原地踏步。在民主革命时期如此善于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具体实际结合起来的毛泽东,在三大改造后,竟然会犯他自己一贯反对的理论脱离实际、主观背离客观的主观主义错误!这就是毛泽东晚年的悲剧,而这不仅是他个人的悲剧,也是党的悲剧,国家的悲剧。毛泽东晚年也不是没有谈到过经济建设问题,比如四个现代化的奋斗目标就是他提出来的。但由于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大环境没有变,不可能把党的中心工作真正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三大改造完成后,中国的发展遭到了前所未有的重大挫折。但这种挫折毕竟是暂时的,经过一段严冬,我们终于又迎来了我国社会主义事业的春天。
  
  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带领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走出20年的低谷,重新走上社会主义建设康庄大道的是邓小平。邓小平是在“四人帮”垮台后重新走上领导岗位的。当时中国的经济濒临崩溃,思想领域一片混乱,有的领导坚持毛泽东晚年错误不思改变,抛出“一切按既定方针办”、“两个凡是”等错误口号。是继续沿着毛泽东晚年的政治路线、思想路线走下去,还是彻底摆脱毛泽东晚年的错误,走出一条社会主义建设的新路,这是摆在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面前的重大抉择。邓小平临危受命干的第一件事就是拨乱反正,而拨乱反正的核心,是使全党重新认识什么是社会主义以及怎样建设社会主义。邓小平在总结我国几十年来正反两方面的经验和审视世界发展潮流的基础上,提出了一系列新观点,后来被十五大概括为邓小平理论。邓小平提出的新观点最突出的是两个方面,一个是发展,一个是改革,二者紧密结合、相辅相成。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邓小平在一系列讲话和文章中反复谈到,由于过去我们对社会主义的理解有偏差,重视阶级斗争,轻视发展生产力,使得我国贫穷落后的面貌没有根本改变,人民的生活没有明显提高。所以他明确地提出,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发展生产力,看社会主义制度是不是优越,看国家的经济政策是不是正确,归根到底看生产力是否发展,人民收入是否增加,“这是压倒一切的标准”。针对“四人帮”的“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的谬论,邓小平强调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应当是富裕的。他明确地说,我们不要资本主义,也不要贫穷的社会主义,要的是“发达的、生产力发展的、使国家富强的社会主义制度”。从这里可以看出,邓小平的社会主义观和过去那种以阶级斗争为中心、重政治轻经济的社会主义观截然不同,是一种新型的社会主义观。邓小平在发展问题上的另一个历史功绩,是把毛泽东提出的四个现代化加以具体化了。为了实现民富国强的目标,邓小平提出我国的现代化分三步走的战略,20世纪末的目标是国内生产总值比1980年翻两番,然后继续努力,到21世纪中叶,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基本实现现代化。当20世纪末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实现翻两番时,邓小平认为那时中国人民基本上结束了温饱状态而开始进入小康。从上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邓小平多次讲到了小康问题,并且用过“小康之家”、“小康状态”、“小康水平”、“小康社会”等概念。讲得最具体、最明确的是1984年3月的一次讲话,他说:“这几年一直摆在我们脑子里的问题是,我们提出的到本世纪末翻两番的目标能不能实现,会不会落空?从提出到现在,五年过去了。从这五年看起来,这个目标不会落空。翻两番,国民生产总值人均达到八百美元,就是到本世纪末在中国建立一个小康社会。这个小康社会,叫做中国式的现代化。翻两番、小康社会、中国式的现代化,这些都是我们的新概念。”可见,加快发展,早日实现四个现代化,达到小康社会,这是邓小平的发展观中的中心内容。1992年初,邓小平在视察南方的谈话中,总结了他多年来关于发展问题的论述,提出了“发展是硬道理”的论断,用十分简洁的语言阐明了发展的重要性。这是建国后几十年经验的结晶,是我们付出沉痛代价后所得出的一个重要认识成果。
  改革的思想是邓小平理论的核心。中国只有发展生产力才能改变贫穷落后的面貌,但发展的动力在哪里?邓小平回答说,改革,只有改革。“改革是生产力发展的必由之路”,这就是他的结论。邓小平认为,社会主义社会不但要发展生产力,而且要解放生产力,这在理论上是一个创新。按照以往的理解,革命是解放生产力,因为革命是要革掉那些阻碍生产力发展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把受束缚的生产力解放出来。而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虽也有一定矛盾,但不需要通过革命的方式来解决,所以社会主义社会只有发展生产力的问题,不存在解放生产力的任务。但邓小平不是这样看问题,他认为,社会主义社会虽已建立起和生产力基本相适应的、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基本经济制度,但长期以来我们从苏联模式借鉴过来的计划经济体制却束缚了生产力的发展,不改变这种经济体制,发展生产力就无从谈起。解放生产力就是指把生产力从高度集中的、缺乏活力的计划体制下解放出来,这就是邓小平所说的改革,他认为,在一定意义上这种改革也可以说是一场新的革命。在1992年的南方讲话中邓小平把这层意思讲得很清楚。经济体制必须改革,那么改革的方向是什么呢?邓小平提出要搞市场经济,并且从理论上澄清了我们多年来模糊的一个问题,就是认为市场经济等于资本主义经济。他指出,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也不等于资本主义,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党的十四大以邓小平理论为指针,明确提出中国经济改革的目标模式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从此,中国的改革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和改革紧密相联的是开放。对内改革,对外开放是一个统一的整体,邓小平说,开放也是一种改革。通过开放,不仅使我们认清了当今世界发展的趋势,而且使我们能够借助发达国家在科学技术、管理经验等方面的优势以加快发展自己。对外开放不是一时的权宜之计,而是我们的一项长期国策。这是邓小平反复加以阐明的一个重要观点。
  发展和改革的内容在邓小平理论中虽占有极重要的位置,但邓小平理论并不止于此。他曾强调,为了发展和改革的顺利进行,必须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并且确立了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他还提出,在重视物质文明建设的同时,必须重视精神文明建设,要两手抓,两手都要硬;他很重视政治体制的改革,强调要加强民主和法制建设;他多次谈到要提高人民的思想道德水平和科学文化素质,并且把希望寄托在青年身上,提出要培养一代又一代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四有公民”。邓小平为我们指明了经济快速发展、社会全面进步的方向。按照这个方向,付出若干代人的努力,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是一定能够实现的。
  
  世纪之交的总结与创新
  
  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第三代党中央领导集体,带领中国人民沿着邓小平开创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继续英勇奋进。从江泽民同志走上总书记岗位的13年中,始终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大力发展生产力,使经济、政治、文化、教育、科技等各个方面的工作都达到了一个新的水平,人民的生活也有了大幅度的提高,我们的祖国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兴旺发达局面。十六大报告在总结这一时期的成绩时指出:“十三年来,我们思想统一,目标明确,工作扎实,取得了重大的历史性成就。二OO一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达到九万五千九百三十三亿元,比一九八九年增长近两倍,年均增长百分之九点三,经济总量已居世界第六位。人民生活总体上实现了温饱到小康的历史性跨越。人们公认,这十三年是我国综合国力大幅度跃升、人民得到实惠最多的时期,是我国社会长期保持安定团结、政通人和的时期,是我国国际影响显著扩大、民族凝聚力极大增强的时期。我们党和我国人民作出的艰辛努力和取得的伟大成就举世瞩目,必将载入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辉史册。”这段话言简意赅,十分确切。
  江泽民同志十分重视理论的创新,并且强调与时俱进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品格。他本人在理论方面就既继承前人,又有所发展。他在理论上最大的贡献,就是提出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即我们党必须始终代表中国社会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在国际国内形势出现了新的情况,中国共产党面临新的问题的背景下提出的。当前,和平和发展虽仍是世界的主流,但国际形势复杂多变。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的趋势在曲折中发展,这对我们既是机遇,也是挑战。日新月异的科技进步既给我们带来了好处,但也给我们造成了压力。进入21世纪,经济实力、科技实力、综合国力的竞争将更趋激烈,正如江泽民同志所说,形势逼人,不进则退。国内方面,中国共产党执政已逾半个世纪,虽然我们在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取得了一系列重大成就,但也面临不少困难和问题。广大人民群众殷切地希望党能够提高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继续带领他们前进,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国家,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国家的前途,人民的期望要求党必须提出与以往不同的、适应国内外形势发展要求的党和国家新的指导方针。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回答了在新的历史时期应当把中国共产党建设成为一个什么样的党以及怎样建设党的问题。由于我们党是执政党,承担着建设国家的任务,因此,就不能不把党的建设同党的执政地位结合起来加以考虑,不能不把党的建设同当代世界和中国的发展变化对党和国家的新要求结合起来加以考虑。所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党建理论,而是把党的建设和党的执政兴国的历史任务结合起来的崭新理论,是中国共产党治党治国新经验的科学总结。现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已经深入人心,这个重要思想和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一起,作为党的指导思想和行动指南而载入新的党章,它必将在今后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中,发挥更加重要的指导作用。
  江泽民同志牢记党的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宗旨,时时把广大人民记在心里。从发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到提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其出发点和归结点都是一切为了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十六大报告提出的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战略任务之所以获得全党各族人民的衷心拥护,就是因为它利国、利民,而且经过努力是完全可以达到的。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是我们实现了邓小平提出的20世纪末国内生产总值翻两番后继续前进的路标,是达到了初步小康以后下一步奋斗的目标。完成这一任务,我国的经济更加发展,民主更加健全,科技更加进步,文化更加繁荣,社会更加和谐,人民生活更加殷实。再经过几十年的努力,到本世纪中叶,就能基本实现现代化,把我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国家。十六大报告为中国人民描绘出一幅绚丽的发展蓝图,它必将成为激励我们继续前进的强大动力。在十六大精神指引下,在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新一届党中央领导下,不论前面有多少艰难曲折,通过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努力,我们一定能够迎来一个光辉灿烂的明天。
  经过一百多年的艰苦探索和英勇奋斗,经过无数次的挫折和失败,中国人民始终怀着炽烈和赤诚的强国愿望。但是,单有强国的愿望还不够,更重要的是要找到一条强国之路。经过多少世代中国人民的努力和付出,我们终于找到了这条道路。只要我们坚持不懈、锲而不舍地沿着这条道路一直走下去,中国人民的百年求索必将得到一个十分圆满的结果。
  (责任编辑:吉安)
  
  

  • 整理者:绝情谷  2009年3月TO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