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3年第4期

故人长忆亦长磋

作者:龚育之







  郑惠走了,我的又一位老友走了。前些年频频到八宝山送别友人,大多是比我年长的前辈。这些年送别的,就有许多是同辈中人了。真是岁月不居,廉颇老矣。
  郑惠这次住院,是去年七月。机关照例的体检,查出肝区长了肿块。复查通知送来时,郑惠正在山东烟台参加一个笔会,想必游兴正浓。是等他会后回来,还是通知他马上回来?大家商量:还是别耽误了。他赶回来,一经复查,就住进北京医院了。医生说得很严重,已是肝癌晚期,预测只能维持三个月到半年。
  但郑惠的精神状况很好,也没有什么疼痛的苦楚。这半年我常去北京医院打针,也就常去病房看看他。据我所见所知,他在病房里抓紧时间,还做了不少事情。一是编完了他住院前已着手编辑的自己那本文集《程门立雪忆胡绳》。一是指导敲定了姚鸿编辑的胡绳纪念文集《思慕集》。一是帮助白小麦编定了《胡绳全书》第七卷(最后一卷)的文稿。更繁重的是开始了两项工作:一是早就决定要他编写的《胡绳传》,此事他一直没有动手,住院后开始口授《晚年胡绳》,计划在这之后再口授《早年胡绳》;一是口述他关于胡乔木的回忆。为这两件事,他分别约人到病房里谈了多次。但是,如此重负,他的病体已经不能承受,在医生的干预下只得停下来。二月二十日上午,他逝世的前三天,那时医院已报病危,但我去看时他还清醒,同他说了一会儿话,他还牵挂着口述没有完成和口述纪录稿还要查阅材料加工整理的事。
  他终于怀着未能全了的几桩心愿,遗憾地走了。
  但是,他那本《程门立雪》是赶在今年一月份出版了的。郑惠在《后记》中说是赶在胡绳八十五岁寿辰(一月十一日)前出版,我想其实也是赶在郑惠七十五岁寿辰(二月十四日)前出版。这本印得精致,大方,内容充实感人的书,对于胡绳是一个纪念,对于郑惠,何尝不也是一个纪念?郑惠为此书的出版而高兴,而兴奋。他亲笔题写,把此书分送给许多老友和新知,还盖上图章,附上一页打印的不短的信。信里叙述了他的病情,充满着乐观。但是赠书附信,不是平常之举,我读出来其中含着向朋友们告别的意思。
  别了,永别了,我结交五十八年的老友!
  一九四四年夏天我在湖南宁乡从靳江初中毕业,适逢国民党政府军队湘桂大溃退。从长沙、衡阳、桂林,一直退到贵州的独山,铁路沿线城市都沦陷了。我在沦陷的湘潭乡间呆了半年,一九四五年春天步行三天到未沦陷的安化兰田(现在叫涟源),考上了从长沙辗转搬到兰田光明山国立师范学院旧址办学的明德高中。郑惠(那时叫刘观恩),也是这时考上明德高中的,我俩成了同年级的同学。开学不久,风声又紧,说是日本人又要打过来了,家近的同学回家了,家远的就随学校一起往樟梅乡山冲里搬。学生们背着自己的行李,还要用扎紧裤脚口的中式裤子帮助学校背米到新的校址——樟梅乡一所地主庄园里。学校就这样在逃难中弦歌不断。这一年暑期抗战胜利,但长沙原来的校舍毁于战火,一时还不能修复,学校还在光明山办了一个学期。一九四六年春天开学,才搬回长沙,校舍大楼刚修复了半边,学生在这半边楼里上课,都住在地下室里。我同郑惠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下结识和订交的。
  我们学习成绩都很好,参加课外活动也很踊跃,互相介绍和交换中外文学作品,一起练歌练琴,一起看话剧看电影,还共同办了一份壁报,叫《春耕》,刊头引用一首英文小诗:
  Plough deep
  While others sleep.
  And you shall have
  Corn to sell and keep.
  并配有一幅郑惠从《中学生》杂志上剪下来的可能是古元的套色木刻春牛图。可见我们那时都是勤学的、安分的好学生。
  一九四六年下半年,我们高二下那个班的同学接办学校的学生报纸《明德旬报》。我们在旬报上公布:黄友群为报社“社长”,周中仁为“主笔”,刘观恩为“编辑主任”,我为“采访主任”,雷普文为“资料室主任”。很快周中仁得到通知,他以同等学力报考广西大学,已被录取,于是雷普文继任“主笔”。其实编辑这份八开一张的铅印小报的,就我们这几个人,此外还有一位“发行主任”陈希平。“头衔”弄得这么大,是模仿,也是装腔作势,黄与周在复学前曾经在报馆里做过事,学来了这一套名称。报纸内容完全是学校生活,只是在《国庆感言》这篇社论中表达了对国事的关心和忧虑。但在报纸的版面以外,我们这几个人已结成思想上的密友,谈时事,谈我们读到的书刊,谈国运的艰难,谈人民的疾苦,谈自己的理想和未来,黄和周还给我们看过毛泽东的《论联合政府》,看过几份《新华日报》和《群众》周刊,嘱咐我们可不能让别人看见……而我到上海去探望生病的父亲时,在上海参加了“李公朴、闻一多追悼会”和“鲁迅逝世十周年纪念会”,听到周恩来、郭沫若、罗隆基的演说,看到国民党特务在会场的捣乱。父亲还暗示了他的地下共产党员身份,给我许多政治上的教诲。当时国共谈判虽然还在断断续续之中,但是国民党反共的全面内战已经发动,十月十一日国民党军队攻占共产党手中最大的城市张家口,第二天就得意洋洋地断然宣布召开国民大会,这个单方面的决定也就意味着国共谈判的寿终正寝。我给郑惠等人写信谈时势,信末落的日期是:“张家口陷落的第二天”。回到长沙,郑惠提醒我,这样写可不要让别人看见……。
  时势使我们不能再做埋头功课的“安分”的学生,时势使我们在自己的人生道路、政治方向上明确了自己的选择。
  金冲及新近出版了一部著作《中国的转折年代——1947年》,我读了推荐给郑惠,还写了一篇读后也给郑惠看了。在这篇读后中,我回忆起一九四七年初我们班的同学在课堂上同公民老师围绕沈崇事件而激烈辩论的情景。这位老师竟然诬指沈崇不是良家女子,是奉共产党之命勾引美军来制造反美事端的。郑惠愤怒已极,站起来直指老师的鼻梁:“如果是你的姊妹被美军强奸了,你会说这样的话吗?”还回忆起五二○之后我们学校里也发动了罢课,还把校报《明德旬报》改为《明德怒潮》。尽管有国民党当局的禁令和恐吓,有学校老教师的苦口婆心的劝阻,大多数同学还是站到了赞成罢课游行的这一边。郑惠读了我这篇东西,在病房中同我聊起了往事。谈到学潮开始时我恰巧患了副伤寒,住在湘雅医院,郑惠、雷普文来同我商量发起罢课的情景。谈起后来全校选出五名学生组成罢课委员会主席团,黄、雷、郑都当选,再加上这学期从我们手中接办旬报的下一班的两位同学,一位姓周,一位姓李。谈起黄友群和那位姓周的同学出去印报,一夜未归,第二天也没见踪影。两人的失踪,使同学们焦急,愤怒,亟谋营救,要求当局放人,而湖南省当局否认抓人,并威胁学生绝不可上街游行。雷、郑两人受到极大的压力。临游行之前,省府大员还到校施压,要求罢课委员会宣布取消游行,否则一切后果要雷、郑负责。雷、郑两人说游行是同学大家决定的,不可能取消,大员只得提出要求,要雷、郑签名保证,游行不得有打人烧屋的越轨行动,雷、郑则提出反要求,要政府保证不得伤害游行学生。最后,雷普文领头,同学们冲出校门。门外两排士兵相向而立,交叉举起上了剌刀的枪枝。面对着冲上来的无畏的学生,那举着的枪枝一道道地散开了。还谈到游行胜利后的曲折:失踪的黄、周两人又出现了,自称是“少不更事”,“出走湘潭”。雷、郑见他们,想问个原委,两人只是大哭,而不作回答。
  郑惠向我慨叹:此事至今还是一个谜!当时长沙报纸就六二游行和黄周事件做过不少报道,现在也许还能查到。长沙此次学生游行,在全国学生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的巨澜中,只不过是一纹涟漪,但从身历者来说,究竟是自己的一番难忘的经历,也许他有精力时还会写写。
  这次学运之后,黄、周两人被明令开除学籍,雷、郑两人则被秘密开除,不予公告,只通知家长。一九四七年暑假期间,郑以同等学力考取北京大学历史系,雷以同等学力考取湖南大学外文系。郑以更大的热情投入学生运动,那里是全国学运的中心。我们之间通信频繁而详尽,可惜现已不存。只有我给郑惠的一封信,被他当作一篇通讯送到燕京大学的学生报纸《燕京新闻》发表,题为《奴化教育在湖南》,署名“耿流”;而郑惠寄给我的一张他趴在书桌上刻蜡板、一群人在印学运小报的照片,现在还在我的相册里,背后写着:
  “四月的大风暴里,我这样工作了十五天。
  育之存念!
  惠安一九四八年五四前三天于北大”
  一九四八年暑假期间我考大学,在北平的清华大学,在上海的交通大学,在杭州的浙江大学,我都考取了。我选择了进清华大学化学系,因为北平这个学运中心吸引着我,在北平我的一些中学好友吸引着我。不过,我到北平时,没有见到郑惠,他这时已经到解放区去了。
  不久北平解放,我和郑惠重新联系上了。一九五二年我毕业分配到中共中央宣传部,郑惠则早于我已调到中宣部。我们从同学变为同事,从此开始了我们长达五十年的同事生涯。
  我在中宣部一直呆到“文化大革命”,郑惠后来到了中央政治研究室、到了红旗杂志编辑部,但那两个机关同中宣部仍在一个办公大楼,一个宿舍大院。“文化大革命”开始,中宣部被当作“阎王殿”摧毁,我也被当作“判官”揪了出来;红旗杂志算是“无产阶级司令部”,但是听说郑惠后来也被以“反陈伯达”的罪名揪了出来。“文化大革命”末期我们都到了国务院政治研究室。“文化大革命”结束后,我到了中央文献研究室,郑惠在中央书记处研究室,虽然不是一个机关,但许多任务都在一个写作班子里共同承担。在乔木的主持下,十一届四中全会国庆三十周年报告的起草,我们都在玉泉山,还同吃了叶帅送来他钓的鱼;五中全会党内政治生活若干准则的修改,郑惠奉乔木之命把我从成都召到广州,还同游了肇庆的七星岩;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决议的起草,我们都在新六所,决议通过后还一起到青岛休息;十二大报告的起草,我们又聚在玉泉山,还跟随耀邦和乔木从北京飞重庆,而后“即从巴峡穿巫峡,便下襄阳向洛阳”;一九八二年宪法修改,胡绳叫我们都参加,还跟彭真再下四川,游峨嵋;为准备十二届二中全会,乔木又把我们叫到杭州,还一起到钱塘江观潮……
  一九八六年郑惠担任党史研究室副主任,一九八八年我从文献研究室调到中央宣传部,同郑在党史工作中仍有密切的合作:胡绳主编《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我参加修改和起草建国后十七年的两章,郑惠参加修改和起草“文化大革命”十年那一章;《胡乔木回忆毛泽东》的写作,乔木指定我、郑惠、石仲泉三人负责组织,我们后来还共同署名写了两篇文章,一篇是《弦急琴摧志亦酬》,记乔木最后的岁月和《胡乔木回忆毛泽东》的写作,一篇是《三件事和三点思路》,讲乔木的一篇论(《中国共产党怎样发展了马克思主义》),一部史(《七十年》),一本回忆(《回忆毛泽东》)。一九九四年中共党史学会在西安开会,我在会上作了题为《关于十七年》的发言,谈乔木论及十七年的两篇文章和乔木对《七十年》中关于十七年那两章的修改,郑惠也在会上作了发言,谈乔木对《七十年》中“文化大革命”那一章的修改,胡绳在会上作了一篇很有见解的讲话,并找包括我和郑惠在内的几个人商量,准备启动中国共产党历史建国以后部分的写作。
  一九九四年夏沙健孙和郑惠都不再担任党史室副主任,一九九五年春胡绳希望我出任党史室的常务副主任,郑惠力劝我接受这个建议,而我很犹豫,尤其是不愿管行政方面的事情。胡锦涛同志找我谈,同意我仍任中央党校副校长,同时任党史室副主任,协助生病的主任胡绳主持党史室的工作,参加中央召开的会议,行政工作可以交给其他同志管。这样,我和郑惠又成了一个机构的同事。
  从领导职务上退下来的郑惠,所做的最有影响、最值得称道的一件事,就是创办《百年潮》。办一个通俗的、可读性强的讲党史、革命史、近现代史的刊物,创意的是胡绳,付之实践的,组织班子、约集稿件、编成刊物的,是郑惠。郑惠为这个刊物,真可谓呕心沥血,在学界赢得了声誉。而誉之所在,毁必随之。我写的几篇回忆文章《毛泽东与傅鹰》、《几番风雨忆周扬》、《二月提纲和东湖之行》……都送给《百年潮》发表,我对郑惠这项事业的支持,也就止于此了。
  一部五十年共事史,从何说起?这里勾画一个轮廓,细说只好俟诸来日。
  郑惠能诗,也有诗作赠我。我无诗才,不能同他唱和,甚至他赠我的诗稿,我也没有保存。但有一首,是我请他写成条幅,并且裱糊起来加以张挂和保存的。那是一首贺我乔迁的七律。我从一九八○年就担任习惯上称为“部长”级的职务,但仍长期住在局促的房子里,来过我家的同志都表示惊讶,极熟的人则笑我“书生气”,不会为自己弄房子。一九八九年春说是要给我解决房子了,又遇风波,有人对我欲加之罪,却患无辞,房子的事也从中作梗。但到年末,还是通知我搬到宽敞的万寿路新居来。郑惠贺我乔迁的诗是:
  “勤修案牍不修窝,部长书生气若何。
  诸葛庐低才自旺,子云亭小客常多。
  龙离旧泽深藏尾,鹊换新巢巧唱歌。
  穷达浮沉身外事,故人长忆亦长磋。”
  前六句都是打油调侃,最后两句的确是感动了我。听说,郑惠逝世前曾要他的女儿整理他写的诗,女儿答应了,说,关于诗的本事的注解,得由你自己来做。现在郑惠已经不能做这件事了。我在这里为他送给我的这首诗的本事,作一个注解。从中摘出一句,就作为这篇悼念故人的文章的题目吧。
  二○○三年三月七日于北京万寿路寓所
  (标题采用郑惠生前手迹)
  (责任编辑:晓虹)
  

  • 整理者:绝情谷  2009年3月TO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