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3年第4期

郭沫若和他的日本夫人

作者:黄侯兴







  1994年8月15日,郭沫若的日本夫人安娜(佐藤富子)在上海逝世,享年101岁。
  郭沫若平生最喜欢101这个数字。在1958年完成的诗集《百花齐放》中,他特意写了101首诗,并在《后记》里阐释了101这个数字所蕴含的深刻的哲理意味——它“象征着一元复始,万象更新。这里有‘既济,未济’的味道,完了却又没有完”。凑巧的是,郭沫若在北京医院逝世时,所住的病房也是101号;而今安娜也以101的高龄走完她的人生旅程,这难道是巧合吗?
  现在郭沫若与安娜都已作古,101,像是冥冥之中的一根丝线,把这一对曾经共过患难的夫妻,在精神上重新维系在一起了。
  
  安娜——女性的魅力
  
  1914年,郭沫若赴日本留学,学名郭开贞。初到日本的那几年,在异国流浪生活中所遭受的民族歧视,国内黑暗的社会现实和军阀之间连绵不断的战争,以及出国前父母为他包办的婚姻在心灵里所烙下的创伤,加上他在东京第一高等学校预科读书时因过于用功而患上的“极度的神经衰弱症”,使他陷于消沉、苦闷之中。他那时忽儿想自杀,忽儿想出家当和尚,精神濒于崩溃。正在这危机时刻,他与安娜相遇,正如他自己所说,“把我从这疯狂的一步救转了的,或者怕要算是我和安娜的恋爱吧……因为在民国五年(即1916年)的夏秋之交有和她的恋爱发生,我的作诗的欲望才认真地发生了出来”。
  那是1916年6月,郭沫若在东京一高的留日同学陈龙骥患了肺病,住进圣路加医院。郭沫若此时已升入冈山六高读书。这年暑假,他特意到东京去探望友人的病。在圣路加医院,他第一次见到日本女护士佐藤富子。他发现,这位少女的眉宇之间,有一种不可思议的圣洁之光,熠熠生辉。这洁光,令他感到神圣,令他肃然生敬。
  不久,陈龙骥在养生院病故。郭沫若给亡友料理丧事后,再度来到圣路加医院,索要亡友的X光底片,藉此想见一见他钟情的那位日本姑娘。
  佐藤富子听郭沫若说起友人之死,流了不少同情的泪,还说了许多安慰的话。这泪水,这话语,滋润着郭沫若的心田,他感受着一种苦涩的甜蜜。他想:这位日本少女的出现,大概是上帝对我的怜悯罢——见我失去了一位投契的良朋,便送来了一位娴淑的腻友,补救我心灵的空虚。他怀着对爱的神秘的憧憬,匆匆回冈山去了。
  据日本仙台市广濑町九番一号尚女子学校有关资料记载,佐藤富子是宫城县黑川郡大衡村大衡字中山三十四番地士族传道士卯右卫门的长女,兄弟姐妹共八人。她的祖父是北海道大学的创始人,首届校长。父亲原是北海道大学土木系毕业的工程师,后转而信仰基督教,当了牧师。富子于1914年在尚学校毕业后,母亲准备给她操办婚事,她坚决拒绝,并设法出逃,来到东京京桥区圣路加医院当护士,立志将一生献给慈善事业。
  隔了一个星期光景,佐藤富子把陈龙骥生前拍的X光照片寄给郭沫若,并附了一封用英文书写的信。这封信滚动着一颗纯真少女特有的炽热的心,她称赞这位中国学生心地善良,陈龙骥在天国里会因此感到安慰,同时劝郭沫若不要过于悲伤,珍摄为要。郭沫若按捺不住内心的兴奋与感激,提笔用英文给佐藤富子写了回信。
  郭沫若坦诚地向佐藤富子诉说了那桩令他痛苦不堪的包办婚姻,他到日本读书,便是选择了叛逃出走的惟一路径。
  从此,郭沫若与富子在鸿雁传递中以兄妹相称,自这年8月至12月,一个在东京,一个在冈山,遥隔千里,靠每周三四封信来往,爱情闪电般地急遽发展。
  10月中旬,富子有五天假期,他们便秘密相约到滨川、大森和房州旅游。五天相处,他们除了对彼此的事业、理想、家庭相互有更多的了解外,沐浴着爱的大海,那心潮也由微澜推进到狂涛。月夜,郭沫若获得了那长长的、甜甜的一吻之后,几天来一直陶醉在幸福之中,时时重温在清馨草坪上的爱的境界——热吻那殷红的芳唇,抚摸那隆起的乳峰……他献给富子一首题为《Venus》的情诗:
  我把你这张爱嘴,比成着一个酒杯。
  喝不尽的葡萄美酒,会使我时常沉醉!
  
  我把你这对乳头,比成着两座坟墓。
  我们俩睡在墓中,血液儿化成甘露!
  
  情浓意融,这一对恋人已经难割难舍了。
  
  在穷困中感受家庭的温馨
  
  郭沫若开始为富子考虑一件大事:进东京市谷女子医学校读书,并想及早与她同居。富子没有拒绝。为了与郭沫若结合,她同父亲及家族闹到绝情的地步,但她并不懊悔,她想走自己的路。为了遮人耳目,富子去冈山之前,请郭沫若代她起个中国名字。郭沫若为她取名“郭安娜”。她接受了这个名字,激动地说:“我的心,我的灵魂已经入了中国籍!”自此,她一直沿用这个名字,终生不改。
  1916年12月上旬的一天清晨,郭沫若把安娜接到了冈山的“家”。郭沫若仗恃着自己是结了婚的人,所以敢于和她同居,可是他终竟把安娜“破坏”了。翌年3月,安娜考取了东京市谷女子医学校,暂时离开刚筑造的爱巢。但是入校一个月后,安娜发现自己怀孕了。5月,她便辍学返回冈山。12月,一个小生命诞生了(男儿,取名和夫),家庭更加充满生机。
  郭沫若是一个穷留学生,经济十分拮据,要维持一个家的生活很是艰难。但他们有一个温馨的家,他们的情感生活是充实而多彩的,爱情还给郭沫若带来了诗的创作激情与灵感。除了献给安娜的情诗之外,在五四新文化大潮中,受着惠特曼诗歌的煽动和歌德诗歌的哲理的启迪,郭沫若创作新诗的欲望,如火山爆发。《凤凰涅?》、《女神之再生》、《地球,我的母亲》、《天狗》、《炉中煤》等佳作,在时代催促下应运而生了。他的第一部新诗集《女神》,开一代诗风,奠定了他在新文坛上的地位。
  郭沫若和安娜在不同的国度里都遭受过封建宗法制度的迫害,都是从旧堡垒中挣脱出来的“缥缈的浮生”。但他们都是旧道德、旧礼教的叛逆者,都企盼着做新世纪的主人,都对未来的生活有着美好的憧憬,而安娜以女性的妩媚与温柔,使郭沫若有勇气迎着新世纪的曙光“涅?”“更生”。
  郭沫若于1923年4月在九州帝国大学医学部毕业,获学士学位以后,带着安娜和三个儿子回国,居住在上海。虽然郭沫若在文坛上已经很有名气,但靠卖文为生,一家五口“过着奴隶加讨口子的生活”。郭沫若后来回忆道:“我的日本老婆自从回到上海以后,她便很少有开朗的日子,生活自然是和她所想象的‘幸福’完全背驰。”他们那时穷得连坐电车的钱都没有,安娜因此闹着要回日本。1924年2月中旬,母子四人乘船返回日本福冈。同年4月1日,郭沫若带着一腔凄凉的心绪离开上海追随妻儿去了,他觉得在上海一年真是一场迷梦。
  这年春夏之交,郭沫若开始翻译日本经济学家河上肇的《社会组织与社会革命》一书,家里穷得连桌子都没有,便用一只中国式皮箱来代替,没有砚台,便捡了块砖头磨平当砚台。郭沫若坐在草席上,用了50个昼夜,译完这部20余万字的大著,但家里仍是“穷得没法”。他又用了40天翻译屠格涅夫的小说《处女地》。他说:“我假如能变换得若干钱来,拯救我可怜的妻孥,我也可以感受些清淡的安乐呢!”一家五口每月百元以上的生活费无着落。安娜把冬衣、棉被陆续送进当铺;一部《歌德全集》当了一张五元的老头票;刚译完的《社会组织与社会革命》一书,只当回五角钱。
  1924年11月中旬,郭沫若携家眷重返上海。他觉得“与其在异邦求生,终不如在故国比较安全一点”。次年4月和8月,他先后应聘为大厦大学讲师、学艺大学文科主任,有了固定收入,家庭经济才出现了转机。1926年3月,经瞿秋白推荐,郭沫若离沪去广州,任广东大学(后改名中山大学)文科学长。不久,妻儿亦去广州。同年7月下旬,郭沫若毅然投笔从戎,随军北伐。北伐军抵湖北崇阳时,郭沫若写信告诉安娜,“我军以破竹之势进逼武昌”,自己“异常的顽健”,并祝妻儿健康。
  大革命失败后,中共前敌委员会于8月1日发动南昌起义。郭沫若闻讯,于8月4日离九江赶赴南昌追随起义部队。行军途中,经周恩来、李一氓介绍,郭沫若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女兵安琳的出现
  
  这里需要提及女战士安琳。由南昌到汕头,她与郭沫若始终同行。由于战斗失利,一群非武装人员撤离汕头,经流沙向西南横亘着的丛山行进。她走在郭沫若身边,低声唱着《国际歌》。这时郭沫若患痢疾,她悉心照料,每到一个城镇,她便去求医找药,直到治好为止。一天夜晚,郭沫若、安琳等四人睡在一窑厂内的草堆里,其他战士睡在厂外。不料天亮醒来,部队已经出发,把他们扔下了。这四人决意走出海口,然后去香港。在当地农会主席陈开仪安排下,他们在盐酸寮山上的草仓里躲藏了几天,后来去神泉又住了十几天才去香港。安琳在香港与郭沫若仍住在一起,以后又由香港秘密同回上海。
  年末,郭沫若回上海不久便患斑疹伤寒。自12月12日至次年1月4日,安娜虽然也患了慢性肾炎,带着浮肿的脸每天去侍候丈夫两次,每天总是深夜才回家。住院期间,蔡畅来探望,郭沫若问:“安琳,安琳呢?为什么安琳不和你一同来?”蔡畅支吾着说:“她怕使你为难。”病中的郭沫若想念安琳。安琳呢?大概是来了不方便吧!
  出院后,郭沫若读意大利作家邓南遮的剧本《角孔达》,因此引发了以下的联想:“我新得着一个主题——革命与家庭。盐酸寮山中的生活是绝好的剧景。安琳哟!我是永远不能忘记你的。”那时知识界流行着“革命加恋爱”的风尚,革命、恋爱与家庭、责任成了难于解决的矛盾,给郭沫若带来了新的烦恼。
  郭沫若出院在家养病期间,写了许多诗,后编成诗集《恢复》。1928年2月1日,译著《浮士德》(第一部)出版,全家狂喜,安娜特意买来“寿司”庆祝。郭沫若拿起一本译著,用派克钢笔在扉页上题写了献词:
  Anna,此书费了十年的光阴才译成。这是我们十年来生活的纪念。 M.K.3Feb,1928。
  第二页用德文写了一句,中译是:献给我永远的恋人安娜。
  这年的2月16日,李一氓、成仿吾等人在上海都益饭店为郭沫若准备流亡日本饯行,安娜也同去。安琳也来送行了。郭沫若悄悄望去,安琳比以前消瘦了,脸色苍白,坐在一旁显得拘束、感伤。郭沫若以诗人的敏感,突然想到:“她假如和我全无情愫,那我们今天的欢聚必定会更自然而愉快。恋爱,并不是专爱对方,是要对方专爱自己。这专爱光靠精神上是不充分的。”
  席间,郭沫若与安琳的不自然的、尴尬的情状,安娜全然看在眼里。女人在这方面有着特殊的、本能的捕捉能力。
  果然,夜半回到家里,安娜便盘问起丈夫与安琳的关系,郭沫若也把“大概的情形”告诉了她。
  “你爱她吗?”安娜问。
  “自然是爱的。我们是同志,又同过患难来。”郭沫若的回答很巧妙。
  “既然是爱,为什么不结婚呢?”安娜又问。
  “惟其爱才不结婚。”这个回答就令人费解了。
  安娜似乎有意要指出丈夫的心理障碍——“是我阻碍着你们罢了。”叹息了一会儿,她指着在日本式草席上熟睡的三个儿子和一个女儿,“假如没有这许多儿女,我是随时可以让你自由的……”
  郭沫若没有说话。时间已过子夜,心绪随着夜景深沉下去。虽然为着安琳,他与安娜有过不愉快,但他与安娜毕竟是患难夫妻,他病笃时多亏贤惠的妻子精心护理,才得以死里逃生。
  
  赤裸的海女
  
  1928年2月24日,郭沫若因受国民党政府的通缉,化名吴诚,假借往东京考察教育的南昌大学教授的身份,独自乘日本邮船“卢山丸”离沪亡命日本,家眷另乘“上海丸”前往日本,约定在神户聚齐。郭沫若说他是“顶着一个三万元的赏格的脑袋子到日本去亡命的”。开船时,他望着沉默的祖国,潸潸地流下了眼泪。
  亡命日本十年,郭沫若在日本宪警监视下潜心治史,先后出版了《中国古代社会研究》、《甲骨文字研究》、《殷周青铜器铭文研究》等著作,取得了震惊中外的辉煌成就,被学术界誉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的奠基者。
  在艰难环境中矗起的这座学术丰碑,同样凝结着安娜艰辛的劳动。安娜把宅前的空地辟成菜园兼花园:蔷薇花旁长着紫苏,大莲花旁结着朝天椒和蕃茄,院角笼子里养着一群鸡……小小的庭园,是亡命者郭沫若慰安的天国,使这个家庭于贫困、忧愁中时见欢笑。
  安娜知道丈夫爱喝酒,平日饭桌上不摆,但在厨房一个角落总放着一瓶,喝完了再摆上一瓶,虽家境窘迫,却从未断过。郭沫若写作之余时常踱进厨房喝一盅,次子博生有时也偷偷去呷上两口。
  1934年盛夏,安娜为了让终日著述的丈夫得到休憩,便怂恿全家到离市川约三小时火车路程的浪花村小住。
  安娜一早便到海岸买了一篮子生鱼和一些蝾螺、鲍鱼。早餐吃鲜鱼味噌汤,生鲍鱼片,蝾螺壶烧,大有原始的风味。
  第二天午后,一家子穿过两条隧道,翻过一座小山,来到了海湾。安娜说,这里是小波都奇,前面的海湾是大波都奇,那里更清静些。他们继续往前走,发现两侧的岩臂向海中伸出,把海湾抱住。安娜兴奋地喊起来:“这儿简直就是我们的世界了!”岸边岩壁环抱,碧绿的海水深不见底。郭沫若照着安娜说的,赤裸全身跳进海里畅游。
  一只渔船向海湾划过来,船上都是赤裸着的海女。原来岸边堆放的篼篮和破旧衣服是她们留下的。郭沫若赶紧上岸把短裤穿上,但海女们早已瞧见,逗笑不已。
  海女们多是30岁左右的人,头上扎着印蓝花的白巾,项上挂着一副潜水镜,下身穿着紧扎的红色短裤,除短裤外便是全裸了;皮肤是平匀的赤铜色,全身呈现着流线型而富于弹性,大有雌性“腽肭兽”般的美的特质。
  安娜嗤嗤地笑了。她说:“这儿的海女,性欲是很强的,一两个男子遇上她们一群,只有逃走。中年海女如果成了寡妇,性欲没法满足时,听说三更半夜都要跑到海里浸一浸……”
  浪花村10日结束了,一家子高高兴兴回到须和田。
  
  安娜独自挑起生活重担
  
  1937年芦沟桥事变发生后,郭沫若受日本宪警更加严密的监视,他也不愿意再在日本久留。应该说明的是,当时郭沫若之所以能回国,是利用了一个矛盾。由于郭沫若对甲骨、金文的研究颇有建树,受到当时政界颇有名望的西园寺公望的赞赏,以为一个40岁上下的人能做出这番成绩,很不容易。日本报纸把这则消息当新闻报道了。抗战爆发前夕,国民党内的亲日派想利用他同西园寺公望的关系,设法请他回国,国民党当局也因此取消对他的通缉令。当时中共党内的一些同志和友人也希望他能早日归国参加抗日救亡工作。
  7月25日凌晨四时半,郭沫若穿着和服,为妻及四儿一女各写了一张留白,便轻轻地踱进寝室,见安娜已醒,开着灯在枕上看书。郭沫若禁不住淌下了眼泪,揭开蚊帐,在安娜额上深深一吻,作为20年患难夫妻的诀别之礼。
  郭沫若拖着木屐来到庭园。栀子正盛开着洁白的花,在清新的空气中散发出浓郁的香味。他心里默祷着妻儿的平安,悄然离开了家。其实,头一天晚上,经郭沫若暗示,安娜知道了丈夫的走意。她曾告诫他说:“走是可以的,只是你的性格不定,最足担心。只要你是认真地在做人,我这里即使有点麻烦,也只好忍受了。”而郭沫若别妇抛雏,归国请缨,在轮船上也给自己立定大戒:“从此不吃酒,不吸烟,不接近一切的逸乐纷华;但要锻炼自己的身体,要有一个拳斗者的体魂,受戒僧的清规。”
  郭沫若秘密归国抗战的消息,很快在日本传开,警方随即将安娜逮捕,在牢房里囚禁了20多天。11月19日,郭沫若收到安娜的信,得知她被拘禁,饱尝鞭笞之苦,孩子们也常遭无赖的欺侮。郭沫若将信译读给阿英听,声音悲咽哭颤。
  日本当局借口安娜未脱离日本国籍,且有“间谍”之嫌,行动是不自由的。然而安娜是一位有气节的、刚强的女性,她不屈服于警方的任何压力。日本军部强令安娜把几个孩子都加入日本国籍,声称只有如此才能得到政府的保护。安娜以孩子是中国血统而严词拒绝。
  安娜忍辱负重,独自挑起生活重担。她租了几亩地,种稻种菜,农忙时还给人打过短工。有时她清早出去,跑50里山路,到山村采购柿子、石蒜、山楂、大豆,背着提着到镇上贩卖。冬天,因腌萝卜干卖,她的手天天浸在冷水和盐水中,手背肿裂。她还替人洗衣裳,到附近一家襁糊工场做工,在闷热的作坊里熬制襁糊……
  面对全家六口的生存危机,安娜以坚韧的意志挣扎、奋斗。她不仅要让孩子有饭吃,而且要让他们都受到良好教育——长子和夫从京都大学化学系毕业后,又进大学院(研究生院)深造;次子博生毕业于京都大学工业系建筑学专业;佛生考进东京水产讲习所;淑子进东京女子大学数学系;最小的志鸿也在上中学。
  
  万里寻夫赴香港
  
  1945年8月15日,从广播里传来日本无条件投降的消息,安娜激动不已。八年煎熬总算到了头了。作为一个中国诗人的妻子,从今大概可以挺起胸了。她连忙去理发店对理发师说:“我还不太老吧,请好好给我梳理一下。”回到家里,打开衣橱,翻出一件20多岁时穿的和服,特意穿上,同五个孩子照了一张合影,作为胜利的纪念。淑子夸赞着说:“妈妈穿上和服就更像圣母玛丽亚了!”安娜一时发愣:“是吗?你爹爹过去也是这么说的。”脸上露出了多年不见的笑容。
  为了向日本政府申请去中国,回到丈夫身边,安娜向当局提出了与郭沫若结婚的申请,获得了批准。从1947年3月起她失去了日本国籍。她说:“我一直把中国看成是自己的故乡。”翌年初春,她得悉郭沫若还健在,旅居香港。她连忙将这个喜讯告诉孩子们。此前长子和夫已在台北大学任教。安娜的妹妹阿操和妹夫也在台湾。所以她决定由日本绕道台湾去香港找郭沫若,留下次子博生看守旧宅。抵台湾后,安娜在妹妹家住了三个星期,然后带上女儿淑蠫和幼子志鸿飞往香港。
  郭沫若此时住在香港九龙山林道的一幢小楼上。安娜万里寻夫突然出现在他眼前。他很惊喜:“安娜!……”啊!眼前的安娜苍老多了,为他吃了多少苦呀!郭沫若说:“造成这样的结果是日本军阀的罪过!”
  安娜热泪盈眶,她有许多话不知该从何说起;然而面对眼前站着的一位年轻的女子(于立群)和大大小小五个孩子,她什么话也不想说了……
  苦命的安娜,她风闻的流言竟成了事实,她所担心、所怕想的事竟发生了。她心胆俱裂,痛不欲生。上帝啊,世间为什么这般残酷呀!
  老朋友冯乃超找安娜恳谈,指出这种不幸是日本侵华战争造成的。漫长的抗战岁月使他们离散,而且音信不通。他请求安娜本着对郭沫若的一贯的爱心,尽快结束这种令人惆怅的局面。安娜冷静地审视了于立群的五个孩子。是呀,孩子是无辜的。不能为了恢复一个旧的家庭,而破坏一个新的家庭。上帝是不容许这样做的。安娜决定去台湾同长子一起生活。
  1949年2月,郭沫若等人离香港去北京。不久,在党组织安排下,安娜也离开台湾定居大连,和夫跟随母亲到大连在化学物理研究所工作。这年,她以“郭安娜”的名字加入中国国籍。后来,其他子女也都陆续回国。安娜说:“中国的建设缺人,我叫他们回来,都回来了。”
  自1952年起,安娜的生活由中共中央统战部管理照顾,按月给她送去生活津贴,她很感激政府与朋友对她的关照。
  1978年春,郭沫若病危,安娜得知后,不忘夫妻之情,以85岁高龄,从大连来到北京,住在成仿吾家。她到北京医院去探望,不料只呆了片刻就回来了。成仿吾夫人惊讶地询问为何不多呆会儿。安娜说“他不愿意谈”。一对老夫妻在生死别离前夕,却相对无言。也许此时乃无声胜有声吧!
  安娜,如今已经长眠于地下了。今年(2003年)恰逢郭安娜诞辰110周年,我们是不是该为这位伟大的东方女性树起一块丰碑呢?
  (责任编辑:晓虹)
  
  

  • 整理者:绝情谷  2009年3月TO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