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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官”诤言惊动毛泽东

作者:叶文益







  1961年3月,由毛泽东亲自主持的中共中央中南局、西南局、华东局负责人和所属省、市、区党委负责人参加的“南三区”会议在广州珠江宾馆召开,讨论和制订《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会上,毛泽东作了题为《要做系统的由历史到现状的调查研究》的讲话。在谈到农村公共食堂问题时,毛泽东说:“广东有个大队党支部书记说,办食堂有四大坏处:——是破坏山林,二是浪费劳力,三是没有肉吃(因为家庭不能养猪),四是不利于生产。”毛泽东认为/‘东“这个同志提出的问题值得注意。这些问题不解决,食堂非散伙不可,今年不散伙,明年也得散伙,勉强办下去,办十年也还得散伙。没有柴烧把桥都拆了,还扒房子、砍树,这样的食堂是反社会主义的。”
  这位出言惊动了毛泽东的小人物,就是时任广东省新兴县里洞公社蒙坑大队党支部书记梁纪南。
  为了查证这段史实,2002年6月,中共广东省委党史研究室派出了叶文益、刘子健、肖燕明三位同志到新兴县,追寻那历史的足迹。
  梁纪南是一个山娃子,仅有高小文化,1948年参加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武工队,1950年加人中国共产党,同年参加中国人民志愿军赴朝作战,因负伤(三级残废军人)于1952年转业回家乡参加农业生产,曾任互助组长、初级社主任、高级社主任,1958年任里洞公社蒙坑大队党支部书记。
  
  
   “浮夸凤”刮起的闹剧
  
  从1958年厂半年起,地处粤西山区的新兴县与全国各地农村一样,一夜之间也办起了公共食堂。自古以来就是各家各户分散做饭的中国农民,忽然一改常制,拥至新办的公共食堂里吃起了“大锅饭”,过起了“吃饭不要钱”的供给制生活。
  初始,有些农民尚有疑虑,—些农村公社干部拍着胸口向农民保证,—天三餐于饭,敞开肚皮尽管吃。
  1958年11月26日,新兴县人委会议宣布当年晚造粮食产量平均亩产2500斤,除完成国家征购任务外,每人留粮2000斤。但是,实际情况并非如此。我们查阅了当年的档案材料,新兴县在1958年晚造粮食平均产量只有400斤左右,而县里夸大2500斤上报地委、省委,造成层层夸大成绩,冒领奖品,地委、省委又不作调查核实,根据2500斤的虚假数字盲目分大了新兴县的公粮、余粮、储备粮任务,造成各公共食堂存粮不多,但“一日三餐干饭”照吃不误。
  当时,新兴县里洞公社的公共食堂是由公社统一发饭票,可以凭饭票到各个食堂就餐。社员外出,也可以拿着公社印发的饭票到其他饭堂吃饭,分文不花。有些地方还开出了“流水席”,随到随吃。
  然而,坐吃山空,好景不常。由于公共食堂鼓励社员放开肚皮吃饭,极大地刺激了粮食的消费,加上就餐人数和就餐地点没有固定,公共食堂的用粮没有计划性,本来储存量就不多的粮食很快就出现了上月吃下月米、寅年吃卯年粮的窘况。不及一个月时间,里洞公社公共食堂粮食的短缺已现端倪。据当年的群众来信反映:公社化后,三顿干饭吃不到15天,便开始食粥了。饥饿已在里洞农村悄悄蔓延,而且愈来愈严重。由于吃不饱,社员生产情绪低落,无心出勤干活,大多数社员四处寻找杂粮、山茨、野菜等充饥。当时身任蒙坑大队党支部书记的梁纪南,已经感到不对劲。他在里洞公社召开的大队干部会议上提出:“这种无计划用粮是打肿脸充胖子,自欺欺人。公共食堂这样吃法,即使是一座‘粮’山,也会吃空的。”
  
  惨痛的伐价
  
  1958年底,新兴县农村缺粮情况愈益严重,公共食堂连“一天三顿稀饭”也难以为继。
  基层“粮食告急”反映到上面,省、地领导人不相信这一事实,认为这是农民们在“玩花样”。按原来基层所上报的粮食人仓数字,怎么会这么快就吃完了呢?这肯定是下面基层干部“打了埋伏”——瞒产。于是,又在农村掀起了“反瞒产”运动。1959年1月21日至23日,新兴县委、县人委在县城北大仓召开县、公社、大队、生产队四级干部会议,动员和部署在全县农村开展所谓的“反瞒产、反私分、反本位主义”的“三反”整风。时值春节前夕,大会要求与会干部自觉上报“瞒产”或“私分”的粮食数量,不得隐瞒。如果所报数量达不到上级要求,就不能回家过春节。农村基层干部眼看年关将至,心情十分焦急。于是,有些平时“看风驶舵”跟得紧的干部,报大数、假数早已习以为常,很快就给上级领导满意的答复;有些较为老实的干部,心里明知粮食仓库已告罄,无粮可“挤”,但为了早点“过关”回家过年,也只好昧着良心按上级的要求谎报假数;而梁纪南宁愿挨上级批评,也不愿违心报假数、报大数。会间,里洞公社党委办公室主任练赞芳问他:许多人都已报了,你为何缄口不报?梁纪南回答说:报粮食产量要对得住群众,尤其是报所谓的“瞒产”、“私分”粮食产量更要实事求是,丁是丁,卯是卯,乱报是自欺欺人。宁愿挨上面批评,也不能让群众指着自己的脊梁骨骂。这样上报的数字是虚假的,我做不出来。
  全县四级干部会议之后,新兴县又在农村开展“查黑仓、查粮食去向”大行动。为防止大队、生产队搞“瞒产”私分,公社下令所有粮食集中,统一存放在公社粮仓(即小仓并大仓)。有的大队干部为了凑够数量,翻缸倒瓮,四处搜集,甚至连种子也尽收上缴。而梁纪南领导的蒙坑大队,多少还留下了一些种子和饲料粮,余者才上缴并仓,以确保正常生产。
  公社实行粮食并仓,大队和生产队已没有了存粮。社员们都翘首以待,盼望公社能调拨粮食维持一日三餐,各个公共食堂也都在等“米”下锅。由于粮食产量数字虚假,不多久大仓存粮也所剩无几,公社也无法按时下拨粮食给各个食堂,致使许多食堂出现了断炊。
  没有饭吃,群众只好靠杂粮和野菜充饥。看到这种情况,梁纪南又在各种会议上大胆地提出了自己对公共食堂的不同意见。一次,梁纪南参加县里召开的座谈会,当征求他对公共食堂的意见时,他毫无忌讳大胆直言:“公共食堂不好,说好是假的。办公共食堂鸡养不了,人也饿死了。”
  没有粮食,许多社员因营养不良而患上了水肿病,并已出现了非正常死亡。据1960年4月20日各县的汇报材料,新兴县是属于全省因缺粮而患水肿病比较严重的县份之一。梁纪南领导的蒙坑大队也约有五分之一的人患上了水肿病,其中有相当部分是妇女和小孩子。
  人命关天,梁纪南感到事态的严重,特别是那些小孩子嗷嗷待哺,其情其景,令人痛心。他叫大队干部将留待来年的稻谷种子磨烂煮粥给小孩吃,大人则吃“黄狗头”野菜充饥。尽管如此,也仅是权宜之计。梁纪南经常与村干部抬送病人到里洞公社卫生院救治,他看到卫生院里躺着的都是面无血色、全身浮肿的病人,既感到内疚,又感到震惊。他越来越觉得公共食堂再也不能继续办下去,必须解散公共食堂,将粮食分给各家各户由农民自己支配,否则后果不堪设想。
  
  一封写给副省长的信
  
  如何将下情上达呢?梁纪南想到了曾经来新兴县蹲点的广东省副省长安平生。在新兴驻点期间,安副省长几次到过里洞公社,梁纪南对他比较熟悉。梁纪南找来了大队文书梁云泮,说:这样下去可不行,我要向安平生副省长反映公共食堂的问题。我没有多少文化,你帮我代笔。我说你写,如实反映我们农村的情况。
  这是一封不寻常的信。据梁云泮回忆说:当年梁纪南书记叫我代笔写信时,他一边讲,我一边写。他提出要体制下放;反对“浮夸风”和“共产风”;解散公共食堂;生猪政策问题要统一“一把刀”四个问题。尤其是对解散公共食堂他提出了十条意见:是否入伙公共食堂要尊重个人意愿;解散公共食堂,分粮各户做饭,可以利用米糠、潲水养猪,而公共食堂养不好猪;各家各户养了猪既可积肥,又增加农民收入;农户做饭,可以让老人、小孩帮忙拾柴草、捡猪菜、做家务;农户做饭可以烧干草、树枝,减少公共食堂大量烧柴而滥砍乱伐林木现象;解散公共食堂可以减少炊事员,增加生产人手;可以防止炊管人员贪污偷盗、多吃多占;可以克服平均主义,调动群众的积极性;农户做饭能够做到计划用粮,防止吃过头粮而断炊;可以解决吃菜难的问题。
  据当年梁纪南的“搭档”、蒙坑大队长梁金石回忆说:纪南在写信前,曾征求过我的意见。纪南问我:“怕不怕?”我说:“不怕,应该写。”纪南又问:“会不会被抓?”我说:“共产党不会抓好人。”纪南听后坚定地说:“那我就叫云泮写。”过了几天,纪南对我说:“信已寄出去了。”我继续为纪南打气。纪南严肃地说:“中国共产党党章写明党员有权利向党提意见,如果遭到报复,党章就没用了,拿去烧掉算了。”还说:“如果让饿死人这种现象继续下去,将来连人烟都没有了。”
  
  小山村来了中央调查组
  
  信发出后,究竟是“凶”还是“吉”?是“祸”还是“福”?梁纪南心里也没有底,他在焦虑中期待着。而最为梁纪南担心的还是他的妻子梁秀彬。梁秀彬听说纪南写了上诉信,对丈夫心直口快的“鲁莽”之举捏了一把汗。当时他们已经有了三个孩子,年纪都很小,假如纪南因言罹祸,遭到不测,她孤儿寡母将怎么办?纪南却安慰梁秀彬说:“不要害怕,如果我真的被抓了,你要照顾好三个小孩。”
  然而,纪南夫妇担心的事情并没有发生。相反的是纪南所写的信似乎在起作用。过了一段时间,省里真的派来了调查组。据当年接待调查组的里洞公社党委办公室主任练赞芳回忆说:当年由安平生副省长带领的省调查组来到新兴县里洞公社,召开全社大队支部书记会议,也找一些群众代表听取对公共食堂的意见。他们所谈的意见与梁纪南在信中所写的情况基本相符。在调查期间,安平生也找过梁纪南谈话,详细了解蒙坑大队公共食堂和水肿病的问题,梁如实地反映了情况。
  此时,党中央也已注意到了“共产风”、“一平二调”的问题。毛泽东也感觉到问题的严重性,指出不调查研究,“不明了情况是很危险的”,要求各级党委深入调查研究,诊“脉”摸底,对“症”下药,解决问题。1961年初,在毛泽东发出的“大兴调查研究之风”的号召下,中央调查组遵命南下广东农村开展实地调查。
  一天,梁纪南接到里洞公社党委的通知,说省里指定梁纪南到广州参加一个座谈会,会议内容主要是听取与会者对农村人民公社和公共食堂的意见。公社党委委员、妇女主任苏品芳对公共食堂也有不同看法,与梁纪南的意见比较一致,里洞公社党委决定派苏、梁同去广州出席座谈会。为了查实当年广州座谈会的详细情况,中共广东省委党史研究室又派出陈弘君、叶文益、肖燕明等同志到广州市番禹区采访了当事人苏品芳。据苏品芳回忆:她与梁纪南到广州后,住在省委组织部招待所。座谈会在省委会议室召开,参加会议的有中央调查组和省里的领导同志,也有其他县的代表。主要议题是公社体制、粮食和公共食堂的问题。
  关于公共食堂的问题,大多数代表在座谈会上都不敢讲真话,发出赞语者居多,说公共食堂如何之好。梁纪南听了感到不是滋味,但又不好与之当面反驳争辩,只好耐着性子一边认真听,一边咬着烟斗抽闷烟。
  轮到梁纪南发言时,他用带有浓重乡音的生硬普通话说:“你们尽说公共食堂的好处,我认为公共食堂弊端很多,群众意见很大,应该将其解散。”此话一出,犹如一声炸雷,惊动了四座。与会代表都将目光集中在梁纪南身上,而梁纪南却不管会场的反映如何,他不隐真情,将自己要求解散公共食堂的理由全说了出来。说到激动时,还拿着烟斗在桌子上猛敲……
  梁纪南从广州回来后不久,中央调查组在新兴县委领导的陪同下,直接来到里洞公社蒙坑大队,进一步调查核实梁纪南所反映的公共食堂问题。中央调查组的同志分别找蒙坑的干部和群众谈话,了解情况。经过一番实地调查了解,证实梁纪南反映的情况属实。
  
  毛泽东的关注
  
  1961年2月,毛泽东来到广州。毛泽东这次南下,正是为了了解地方上的情况,深入调查研究,以寻求解决当时人民公社存在的队与队、社员与社员之间的平均主义等问题的办法。在此之前,毛泽东已到过天津、济南、南京、上海、杭州、南昌、长沙,沿途听取了各省委的汇报,还同一些县委书记谈了话,摸清了一些情况。
  毛泽东刚在小岛住下,中央调查组就将在广东新兴、南海、番禺等县农村所搞的调查纪要,送到了他手中。
  《调查纪要》以新兴县里洞公社蒙坑大队为“麻雀”,进行解剖和分析。其中也吸纳了梁纪南对农村人民公社体制和公共食堂问题的意见。《调查纪要》提到:农村人民公社在解决了自下而上的“共产风”问题后,似乎应当注意更适当地解决队与队之间,社员与社员之间在分配上的某些平均主义。关于队与队的平均主义,《调查纪要》以新兴县的情况为例说:新兴县里洞公社蒙坑大队是由原来的蒙坑高级社和葛菜高级社合并起来的。两社相隔较远,一个在山上,一个在平地,地理环境、生产条件、经济收入均有一定的差异。在山上的,副业门路多,收入高,一个劳动日1.2元;而另一个在平地的,副业门路少,收入低,一个劳动日仅有0.7元。两社合并后,因刮“共产风”,生产资料无条件人社,分配拉平了,收入也都降低了,而且降成一样都是0.4元,两社社员都有意见。特别是原来收入高的社员意见更大,都对这种平均主义的分配制度表示不满。他们认为劳动力少而人口多的农户占了便宜,而人口少劳动力多的农户吃了亏,因而影响了群众的积极性,给生产管理带来了很大的困难。由于劳动力强的和劳动力弱的都是一样的报酬,都是吃一样的饭,能担百斤担子的人没有劲了,劳动力弱的也不积极,谁也不感兴趣那些工分和一天0.4元的劳动日值,而是热衷于“走自发”,不出勤,或出勤不出力。
  毛泽东一边看材料,一边认真思考。他从《调查纪要》中察觉到:平均主义不仅是广东一省一县的问题,而是全国普遍存在的问题。“共产风”以一“平”二“调”为特征,根子就是平均主义。毛泽东还发现1960年11月3日中共中央发出的《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当前政策问题的紧急指示信》中规定的“十二条”,只是解决了“调”的问题,还有一个“平”(平均主义)的问题依然存在,尚未解决,因而造成各地农村分配不公的现象依然十分突出,群众反映强烈。
  关于公共食堂问题,中央调查组和广东省委也向毛泽东作了汇报,毛泽东听得十分仔细。特别是对梁纪南所反映的应该解散公共食堂的意见更是引起重视。1961年3月在广州召开的“南三区会议”上,毛泽东谈到公共食堂问题时,就是以梁纪南所说的“办食堂有四大坏处”加以说明。
  1961年3月15日,“南三区会议”和刘少奇、周恩来等在北京召开的华北、东北、西北三个地区党委负责人参加的“北三区会议”合并为中央工作会议,在广州珠江宾馆召开。会议议题仍是讨论、修改《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简称“农业六十条”)的有关问题。会议期间,梁纪南和苏晶芳再次被邀到广州参加座谈会。
  这次到广州,与第一次参加座谈会相比,梁纪南的心情松缓了许多。因为这时农村的一些问题已初步得到了纠正。1960年10月,新兴县委发出《关于坚决彻底清理共产风的意见》,要求干部改变工作作风,采取积极措施抢救治疗病人,并对个别因官僚主义强迫命令造成死亡事故的公社干部进行处理,群众的情绪逐渐稳定下来。
  座谈会还是以公社体制、规模、平均主义等问题为议题,与会者各抒己见,发表看法,气氛热烈融洽。关于队与队之间的平均主义问题,梁纪南介绍了蒙坑大队的情况:公社化初始,小社并大社,结果由贫富差别较大的两个合作社合并成了蒙坑大队,在核算分配时将贫富拉平,搞平均主义,造成原来收入高的群众意见很大。现在已经有所纠正,即按原先高级社的规模,把一个大队分成两个大队,恢复了各自的核算分配,解决了富村与穷村之间的矛盾。双方对生产、积肥都变得积极了,对耕牛、农具也爱惜了。
  在座谈会中,梁纪南还谈了在其他大队中各生产队之间贫富差别的解决办法:对富村的包产指标可以订得低点,使它能够多得超产奖励;帮助穷村多搞些副业,增加收入;中等村发展了生产,也能增加收入。他还说,基本核算单位太小也不好,领导能力差了,人少力量小,积累有限,不好搞多种经营,没有多大的发展前途。关于公共食堂问题,梁纪南说“最好把粮食分到户,农忙时也可以办食堂,这样生产队就有菜拿去卖,增加收人,社员也能养猪、积肥。关于粮食征购问题,梁纪南说,征购粮食要有一个固定的数额,使农民心里有底,至少三年不变,能五年不变更好。定征定购之后,生产队的超产部分可以留出一定比例作储备粮,有备无患。如果农民家里也有了储备粮,那遇到灾情也就不怕了……
  座谈会上的发言,很快就整理出“座谈纪要”,于3月15日送到毛泽东手中。翌日,毛泽东指示作为一个重要文件,印发给中央工作会议的同志讨论。
  1961年3月23日,中央工作会议通过了《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即“农业六十条”)。同时还以中共中央名义发出了《关于讨论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给全党同志的信》,要求各地组织广大干部、群众对该条例进行认真讨论,在总结经验的基础上,切实解决好人民公社中的问题。经过了广泛征求意见和反复修改,同年6月15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讨论和试行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草案的指示》。“六十条(修正草案)”与原来的草案相比,有了重大的突破,取消了分配上的部分供给制,并在公共食堂的问题上采取了自愿的原则,明确提出:“生产队办不办食堂,完全由社员讨论决定”,“实行自愿参加、自由结合、自己管理、自负开销和自由退出的原则”,对不参加食堂的社员,“不能有任何歧视”,“社员的口粮,不论办不办食堂,都应该分配到户,由社员自己支配”。至此,党中央彻底纠正了用行政命令大办农村公共食堂的“左”的做法,自人民公社化运动以来一直困扰农民的吃饭问题终于得到了较为妥善的解决。
  (责任编辑:瑶 池)

  • 整理者:绝情谷  2009年3月TOP